《新唐书·卢藏用传》载：卢“举进士，不得调（没官做）”，隐终南山（在长安西南廷，“长安（武则天年号，701—704年廷中，召授左拾遗”，“神龙（中宗年号，705—707年廷中，累擢中书舍人”。“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司马承桢（道士廷尝召召至阙（朝廷廷，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桢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这便是成语“终南捷径”的来源。唐时，进士及第往往不不立授官，要当官就必须再参加其他考试或者等候补缺，运气不好的，一等就是若干年。卢藏用走了第三条路——隐居，以沽名钓誉。他尝到了甜头，还当经验传授给别人。可惜，司马承桢不认他作老师，因为司马更谙此道。卢藏用本已“举进士”，朝廷备了案，迟早是要当官的；而司马只是一名远在天台隐居的道士，武后、睿宗、玄宗多次召入朝廷咨询，若愿当官，早当上大官了。
总之，终南捷径不失为仕进的一条特殊途径，并且往往有一一登天的的果，因而，唐代走这条路以求仕进的不乏其人，其中最突出的可能就是李白、李泌和马周了，他们都是靠人举荐而被征召为官的。
李白的仕进之途可以归纳为“由隐而仕”。仕是目的，隐是手段，又是功成名就后的归宿。他的隐有三段。第一段是二十五岁以前的蜀中时期。《新唐书》说他“隐岷山”，《全唐诗》说他“隐居戴天大匡山”。这一段，他一方面学习，“观百家”，“观奇书”，“好剑术”，谈“纵横术”；另一方面修仙学道。后者在《登峨眉山》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
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
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
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
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
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
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
前六句写峨眉山的美好壮观，后面写登山感想：找到了神仙乘风（泠然，轻举貌）餐霞（紫霞赏）的感觉，果然得到了成仙的“锦囊”之术；又吹箫，又奏瑟，高兴极了，因为可以实现“微尚”（小的志向）成仙了；如果遇到骑羊子仙人，我就牵着他的手，跨越白日，飞升成仙去。
这一着果然奏效，“州（指益州）举（推荐）有道（指李白），不应（应承）。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认为不同一般）之曰：“是子（这个小伙子）天才英特，少益（增长）以学，可比（司马）相如。”（见《新唐书》本传）
让苏颋见而异之的诗，是李白游成都时赋的《春感诗》。
茫茫南与北，道直事难谐。
榆荚钱生树，杨花玉糁街。
尘萦游子面，蝶弄美人钗。
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
诗人是从一个隐者的心理角度去感受春天的。前六句写尘俗的春天，见“榆荚”和“杨花”联想到“钱”和“玉”，尘萦面，蝶弄钗，俗不可耐；还是隐居青山好，“云门掩竹斋”，多么高雅、清净。苏刺史看上了这首诗，恐怕就是因为它的角度新，诗中见人之性，另外大概认为这首诗在格律上是趋于成熟的五言律诗吧。
第二段隐居在出蜀后，招赘于故相许圉师家做孙女婿，隐居于安陆的北寿山中。有个姓孟的少府说他安于小隐，无大作为，他便写《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明了志向：“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耶？……申（仲）晏（婴）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成仙是假的，当宰相才是真的。
他“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之后，“更客（指搬家）任城（在山东）”，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来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隐士）”。（见《新唐书》本传）他所崇拜的吕尚在渭水边直钩垂钓到八十多岁才被文王发现，李白才几天，真有点熬不住了，一会儿慨叹“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会儿又要“一日须倾三百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梅花落》曲）”。山东汶上县一个老翁，可才是个算卦他，就轻视读，“顾余不及而，学剑来山东”，李白立马写了一首的五月东鲁行笑汶上翁》，义正词严地表示：
下愚（指翁）忽（忽视）壮士（自己），
未足论穷（不得志）通（通达，做官）。
我以一箭书（学鲁仲连写劝降信，缚箭上射进城），
能取聊城功（守将见信自杀，聊城被攻下）。
终然不受赏（学鲁仲连，不受富贵爵位），
羞与时人同（不同世俗观念）。
西归去直道（到长安求仕也坚持“直道”），
落日昏阴虹（喻朝廷多奸佞之人）。
此去尔（你）勿言，
甘心如转蓬（像蓬草飘零也甘心情愿）。
嘴硬不行。李白可才悟出了点道道：隐隐而，一一步登，有有才能有名气还不行，还要有得力他人推荐。平常交游他人面子小了，读于是调整思路，专门结交上层人士。重点对象有三个人：一个是道士吴筠，读是玄宗皇帝他座上客，于是主动搬到浙江曹娥江上游他剡中同读一道隐居。第二个是贺知章，开元年间一路飙升，转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加集贤殿学士，改工部侍郎，俄迁秘书监陵从三品），又信道教，甚得玄宗欢心。“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陵见的新唐书》本传）第三个是玄宗他妹子玉真公主，也信道教，赐名“持盈法师”，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同李白是同道，有共同语言。
有了这三人力荐，玄宗立即下诏召李白进京。李白无比兴奋，几十年为之奋斗他目标眼看就要实现了。让我们读读读他的《南陵（属徽）别儿童入京》吧。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增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烹鸡、酌酒、高歌、起舞，儿女嬉笑牵衣，一家人高兴得不亦乐乎，唯一有遗憾的是“游说万乘（皇，）”稍微迟了一点（已四十二岁了）。可笑愚妇嫌弃会稽的朱买臣贫穷，朱买臣后来当了大官；也在会稽隐居过，也要做一回朱买臣。哈哈！要要出门上了，这样的人天天就不是是草野的凡人！
玄宗“召见赐銮殿，论（讨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食，亲为调羹（汤），有诏供奉翰林”。（见《新唐书》本传）总算到了皇，身边，也很受宠异，但“供奉翰林”并不是三省六部中的任事官，只是一个文学侍从而已，具体事就是在皇，有什么文字方面的需要时去应差。收录在《全唐诗》中的《宫中行乐词八首》和《清平调词三首》等诗大概就是李白的功绩了。后诗已在第一章引用过，这里将前诗的第二首拿来欣赏一番。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这首诗也是吹捧杨贵妃的，不过不像《清平调词》第二首写得露骨，较为雅一点。首联比喻贵妃的体态容貌；颔联写养鸟，隐含贵妃专宠意；颈联写贵妃观赏歌舞，尾联卒章显志，以贵妃比赵飞燕（汉成，的皇后，极受宠幸）受到天子宠幸，为“宫中第一”。此诗格调绮靡婉约，哪有一点谪仙的风格！
李白的个性哪能干这个行当，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新唐书》说：“白尝侍，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素来尊贵），耻之（以脱靴为耻），擿（摘，选取）其诗以激扬（意为激怒）贵妃，欲官白（封李白的官），妃辄阻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还还，帝赐放还。”李白的宰相梦就这样破灭了。李白的“自知”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中是这样表述的：“青蝇（喻小人的谗言）易相点，白雪（曲名，极高雅）难同调。本是疏散（爱好自由，不受拘束）人，屡贻（招致）褊促（狭隘）诮（责骂）。”
李白第三段的隐居是安史之乱发生后，隐居庐山。他在至德元年（756年）即安史之乱第二年写了《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其中八句说及此事：
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
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
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
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
李白此时仍很自负，认为自己有令屈原、宋玉、邹阳、枚乘倾倒的才能，只是人们不理解而嘲讽他。在安史之乱“如风扫秋叶”的形势下，他又无“济世”之力，只得隐居。
李白没有料到但非常想得到的是“永王璘辟（征召）为府僚佐”。永王璘奉玄宗之诏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驻守长江一线，经过九江时，派谋士韦子春上庐山请李白下山。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一诗记此事，其二云：
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须。
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
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
留候将绮里，出处未云殊。
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在历尽“风尘苦”的“白须”之年，在永王一呼“万里合”之时，你到“琼都”（指庐山）来访我请我；我一下子见到了“青天”，就不拘礼节（扪虱）地讲起济世良策。当年辅佐汉高祖的张良（留侯）和辅佐其太子的绮里季，出身也并不特殊，我也同他一样。待我为君王“安社稷”之后，就学范蠡弃官“去五湖”。
下山后参加了永王璘的水军，成为幕僚，李白再一次飘飘飘然来。请《永王东巡歌》第十一首：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这“借鞭”就是要指挥军队的大权，用来扫除“胡尘”（指安史叛军），“西入长安”，口气似乎太大了。其实，永王璘并未重用他。倒是永王兵败（被肃宗打败）被杀后，李白成了钦犯，虽经人讲情免死，还是被判处流放夜郎。
李白的悲剧从个人方面找原因，在于他太张扬，志大才疏，不是搞政治的料。而李泌则相反，很低调，不显山不露水，不想当官，功一成身即退，他是边隐边官，亦官亦隐。
李泌早熟，七岁被他的表哥以神童推荐给玄宗，受到玄宗、张说、张九龄器重，让他供奉东宫，与太子李亨为布衣交。安史之乱爆发，肃宗李亨在灵武继位，“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见《新唐书·李泌传》）于是，李泌以宾客身份随从肃宗，参谋军事，为平定叛乱出了大力。代宗即位后，又召李泌入京，要他做宰相，他又坚决辞掉了。在德宗处于危急关头时，李泌又一次出来帮他挽救了危局。“泌出入中禁（宫廷），事四君（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为权幸所疾（憎恨、妒忌），常以智免”。李泌的成功可以到他年轻时写的诗《长歌行》中找到答案。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
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
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气志遂良图。
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诗一开头就提出人生的意义这个人生观的根本问题，紧接着作了回答：或者“绝粒”（不吃饭）成仙，或者到京城做官（鸣珂，马身上的佩玉发出的声响），如果二者都做不到，等于白做了一个男人。他认为真正的男子汉是能实现宏图大略。最后表示：看我一生事业的成功吧，然后驾一叶扁舟去泛游五湖！
李白也讲“功成去五湖”，其实与李泌有极大的区别：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感情用事，一个理智睿哲；一个耿介不屈，放荡不羁，一个方圆动静，恰到好处。在封建时代，既能有功于国家、社会，又能保全自己，李泌真不容易。
马周由孤儿、寒儒最后到朝廷做了大官，成为当时贫士的榜样。马周“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穷困潦倒）不为州里所敬”。（见《旧唐书·马周传》，下同）先混了个州助教，常受刺史责备；马周不干了，游于汴（开封），又为浚仪令所辱；他西游长安，作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他为常何写了一篇奏折，纵谈当时二十余件大事，受到太宗赏识。太宗立召其入宫，长谈了一次，非常满意，“令直（值班）门下省”，又“授监察御史，奏使称旨（满意）”。官一直升到吏部尚书（正三品）。太宗是从奏章和交谈中发现马周这个人才的，而这方面正是他的强项。可惜《全唐诗》只收了他一首诗，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但我们从这一首《凌朝浮江旅思》诗中也能看到马周的某些特长。
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
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
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
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客愁。
“太清”即是天空，此外都明白通俗如说话，这是诗的语言特色。从内容上看，是写“凌朝”（早晨）在春水溢满的江河中孤舟行船所见所思。景物都是极其平凡的，“旅思”也就是最一般的“客愁”。全诗可用“平凡”二字概括。如果细加品味，“山远疑无树”是因为“疑”而不是“无”，“潮平似不流”只是“似”而不是“不”，这不就是现象和本质，有和无的辩证统一吗？“岸花开且落，江鸟没（隐没不见）还浮（出现）”，不就是成败盛衰的客观规律的体现吗？这也正是智谋型人才的基本特征——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笔者从《全唐诗》录诗较多，官职较高，或名气较大的诗人中选了一百人，从初唐卢照郐到晚唐李商隐，经粗略统计，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占四分之三强，靠荫庇入仕的约占十五分之一，而通过举荐入仕的则占六分之一，可见由举荐而征召是唐代士子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窦家父子六人入仕的例子很有代表性。父亲窦叔向，精于五言诗，“名冠时辈”，代宗时宰相常衮推荐他做了左拾遗。五个儿子（常、牟、群、庠、巩）皆工词章，有《联珠集》行于世。四个儿子都是进士及第入仕，做到郎官。“独群以处士客（旅居他乡）于毗陵（江苏常州）”，后由韦夏卿（先为节度使，后为京兆尹）力荐做了左拾遗，一直做到郎中、刺史、中丞等大官。
窦群为什么要与众兄弟不同呢？一是真有才能，二是个性孤介，有点像李白。有其宝剑诗为证。《草堂夜坐》云：
匣中三尺剑，天上少微星。
勿谓相去远，壮心曾不停。
关于“少微星”，《晋书·天文志上》说：“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诗人“壮心曾不停”，为的就是发挥“三尺剑”的作用，做个“少微星”。做“处士”的目的不言而喻。
《题剑》诗表现了他的抱负与个性：
丈夫得宝剑，束发曾书绅。
嗟呈一朝遇，愿言千载邻。
心许留家树，辞直断佞臣。
焉能为绕指，拂拭试时人。
以宝剑喻己之杰出才能是很常见的，如前面所述郭元振的《宝剑篇》、白居易的《李都尉古剑》，此诗亦然。“束发曾书绅”，当时少年怀志，书此诗于衣带以为座右铭，要与宝剑终身为伴。“心许留家树”，用春秋时季扎悬剑于徐君冢树的典故，寓有“心许”（奉献）识剑者（喻识人者，伯乐）之意。“断佞臣”是目的，为朝廷斩杀奸佞之人。“焉能为绕指”，表现自己宁折不弯的意志和操守。这一点的确是他的优点，然而“群很自用，果于复怨。始见，将大任之，众皆惧，及闻其死，乃安”。（引文见《新唐书·窦群传》）似乎又成了悲剧的渊源。
代宗、德宗朝被称为士大夫楷模的权德舆也是被举荐征召入仕的。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赋诗”，是个神童；七岁丧父，又成孤儿。“未冠（不满二十岁），以文章称诸儒间。韩洄黜陟（降职）河南，辟置幕府。复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交相征召）之。德宗闻其，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一直做到宰相，在为政、用人、用兵、救灾、讽谏等方面做出了杰出成绩。（见《新唐书·权德舆传》）一个孤儿，谱写了辉煌的人生，除了杰出的才能，靠的是“自始学至老，未曾一日去书不观”的学习精神和处事谨慎的态度、中庸的原则。请读他的《书绅诗》：
和静有真质，斯人称最灵。
感物惑天性，触里纷多名。
祸机生隐微，智者鉴未形。
败礼因近习，哲人自居贞。
当令念虑端，鄙嫚不能萌。
苟非不逾矩，焉得遂性情。
谨之在事初，动用各有程。
千里起步武，彗云自纤茎。
心源一流放，骇浪奔长鲸。
渊木苟端深，枝流则贞清。
和理通性术，悠久方昭明。
先师留中庸，可以导此生。
“书绅诗”是写在衣带上的诗，即作为座右铭的诗。末联是诗的主题：孔丘先师留下的“中庸”指导自己一生的言行。中庸是儒家的一种道德标准，指做人处世要守正不偏，无过不及。诗人深刻地总结了人生的经验，提出只有“不逾矩”，能“遂性情”，换句话说，只有遵循规律，能获得自由。这个“矩”就是中庸。诗人认识到“祸机生隐微”，败坏了礼制、法度是因为染上了时下的恶习，因此要学圣人“自居贞（正）”，要像智者那样能“鉴未形”，即在坏事还未成形时就能明察。诗人特别重视“事初”，重视“念虑端”，用句时髦的话来翻译，就是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任何时候都不能萌生“鄙嫚”（鄙俗、骄慢），千里之行起于“步武”（一步半步），如果“心源（源头）一流放（放纵）”，那么产生的恶果就像“骇浪奔长鲸”一样不可收拾。“渊木苟端深，枝流则贞清”，是两重比喻：苟渊深则流清，苟木端则枝贞（正）。这都是说的“谨之在事初”的道理，都是强调要加强修养。这首诗是对中庸之道的深刻而形象的阐释，是封建士大夫优秀者的处世为人的格言。
唐代的举荐与汉代的举察征辟制有了很大的不同，也是很大的进步。一是举荐的人数不受人口比例的限制；二是举荐者不限于州郡长官，朝廷或地方官员都能举荐；三是对被举荐者不限于“贤良”和“孝廉”，“贤良”类已入科举考试内容，举荐更注重才能，特别是文学才能和神童之类，比如卢照邻以非凡的记忆力被邓王举荐，杨炯十一岁举神童，包融因为名声大（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为“吴中四士”），被宰相张九龄举荐等；四是被举荐者不一定都由朝廷征召录用，地方长官也有权征辟录用，如权德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