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有婉转的天才的。
我们盎格罗—撒克逊人却没有这种天才。不但没有，并且以能够单刀直入或开门见山自豪。我们对付一个题目，一起手就想抓住这题目的精髓，抓到之后，就把所抓到的和盘托出的讲出来。这在我们早已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在社会交际场中，或者和外国人折冲樽俎的时候，自然不能始终维持这个习惯；但就大体说来，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那两句中国古诗，倒像是为我们的脾气咏的。
但是在亚洲民族中间，情形就不同了。你不必和亚洲人结识很久，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本性和我们根本不同，不但不同，并且恰恰相反。在亚洲各国的文字里，客套的字眼，荣华富贵、福寿康宁的字眼，叠床架屋，正不知有多少。这层在中国文字里，比较起来还算不多，我们不必多读。许多极简单的意思，原可以用极简单的字眼来传达的，但是东方人却惟恐其过于简单，惟恐其传达得太快，于是就在文字里造作了许多转弯的说法，许多噜苏的说法；关于人的称呼，也有不知多少的混名、绰号之类。例如一个人死了，在中国文字里就有许许多多的字或名词来传达，目的全都是免除把死的事实说得太赤裸裸了，以致伤了人家的感情，并且这种体贴的态度，亦不因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而有分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死的代名词虽不同，而其同为代名词则一。但这些我们也不愿意多谈。同时我们对于中国文字的真实性，即所传达的意思是否准确可靠，我们也不愿意仔细过问，最多不过提一个大致罢了。因为言词婉转既成为一种风气，你也婉转，他也婉转，彼此都能心照不宣。那问题就不在文字的准确不准确上，而在用文字的方法上。
一个外国人，不必在中国耽搁很久，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能从一个中国人所讲的话里，知道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对于在中国已经历有年的外国人，这结论也始终可以适用。你尽管会讲一口的土话，尽管懂得一切的名词套语，甚而至于能够把听到的话逐句逐字地写下来—你依然弄不清楚和你说话的人究竟要和你说些什么。这问题当然在说话的人并没有把心里要说的话直说，却只说了一点多少有关系的话，希望你自己下一番功夫，可以把他的本意全部或局部地推想出来。
所以听中国人说话，除了充分的文字上的准备以外，你还得有活泼的想象与推论的能力，否则你休想成功；但同时你也得自己明白，无论这种能力多大，你也决不会完全成功，你还时常会有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因为碰上中国人那种说话的方法，你这种能力仍然不免供不应求，捉襟见肘。让我举一个实例吧。外国人到中国来以后，最早有机会接触的中国人自然是他们自己雇用的仆人，中国人叫做西崽。有一天早上，我们家里的“仆役”（Boy一字的译音）跑来对我说，他有一位“姨母”病了，他想回去探望一下，在这探病时间，他很对不起地只好暂时放弃他为我们工作的权利。他说的时候，脸上还是那一副又冷淡又呆板面孔，和平常毫无分别。我引到这一段故事，我并不一定说这个“仆役”并没有什么姨母，或者并没有什么病，或虽有病而他并没有去探望的诚意，但是真正的事实，说得平淡一些，大概是这样的：他和厨子最近吵过一次架，厨子的地位恰巧比他来得高，平日多受一些主人的宠眷，他明知合作既不可能，相持又得不到胜利，所以决意用改变阵线的方法，全师而退。
一个中国人替你帮了一次忙，你随后自然想酬报他，送钱既然不便，你也许会送一件小小的礼物， “聊表微意”。他却很客气地不收，很坚决不收。他说，为了那么一小事来受你的厚赐，是违反五常之理的；同时他也说你不该送东西给他，送了就瞧他不起，假若你再坚持要他接受的话，你真是陷他于不义了，那是万万不可的。这一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你送得太少了，他帮了你的忙，本来希望你可以重重地酬谢他，却想不到你不知趣，只送得那么一点，失望之余，只好连那一点都原璧归赵，又外加一番仁至义尽的大讨论。要不然，他就另外有一种意思，就是，让你自己知道，你在这时候，或在最近的将来，并不是没有能力送他一些更好看更贵重的礼物；如今把小礼物收了，一段交情，从此了结，岂不是太杀风景？不因小利而忘大利，所以他情愿守着，让你有机会把他的旨意细细揣摩一下，只要你有恍然大悟的一日，那更大的礼物是不落虚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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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件可以引人发笑的事便是暗中观察中国人在将要揭穿别人什么秘密或坏事的时候的行径。一个中国人既已决心要揭破或暗示一件不利于人家的事，他的言动举措往往是特别有趣，不过他真要用揭穿的方法的时候，那件事一定是已经弄得很糟，已经到了遮掩不住的地步；那便没有多大趣味。不过比较普通的是暗示的方法：有一件秘密或坏事于此，以常理论是不能讲的，是一定讲不得的，那其间他就不能不用很绕弯的很间接的路径把它透漏出来；那时候便十分有趣了。我们这位中国朋友在没有张嘴以前，先局促不安地东张西望一下，好像是防着什么奸细似的，他的声音低下去了，脸上也表现出一种神秘的情状。他伸出三只指头向你郑重地摇晃着，意思是说他这一出哑巴戏里的主角是那一家人家的老三。接着他也许说一些比较不相干的开场白，慢慢地好像引你渐入佳境了，可是正要到要紧关子的当儿，他却戛然而止，把那最传神的一点笔墨缩在半舌头上，再也吐不出来，同时却不住地只管自己点头，好像说： “你懂了吧？你自然懂了。 ”事实上呢，那瞪着两眼听着的外国人却始终莫名其妙，他只懂得一点，就是他一点也懂不得。有时候你这位知风报信的朋友把你的兴趣引起以后，便突然中止，连暗示的功夫都不做一点，却好像说，过些时你自然会明白现在所说的一切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中国人又有一个和全人类共通的特性，就是把不好的消息瞒着不讲，可以瞒多久就多久，或者是用改头换面的方法讲出来，但是中国人中间因为已经变本加厉地成为一种规矩，这种隐瞒或改头换面的功夫实在做得可以惊人。例如有一家人家的孙子死在外乡，两个老世交的朋友特地跑来向他的祖母报信，他们正在客厅里低着嗓子商量用什么法子来揭穿的时候，那老太太忽然走了出来，碰了一个照面。她看见他俩窃窃私语，便问有什么事。他们却再三地说没有什么事，不过是讲些闲话而已。不出半点钟，那里噩耗终于给老太太知道了。又如，某家的儿子出门了好几个月之后回家。在他到达和他的家最近的个村子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教他不要耽搁下来看村中演戏。从这一点暗示他就知道他的妈已经在他离家期内死了，因为临丧不乐，是古有明训的。再如某次有一位中国的朋友托我带一封家信给一位异乡做客的人。家信的内容大致说，他出门以后，他的老婆忽然得病死了。他的东邻西舍，看见他家里没有人照应，便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搬了一个干净，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家徒四壁”的程度。但是在这封信的封面上，却写着四个并不很准确的大字： “平安家信”！
中国人的婉转的天才又往往从数目字的避免上可以看出来。数一堆东西，或排列一个次序，通常总要用几个数目字，中国人却偏要转一些弯。一部五册的书，书签上便题着“仁、义、礼、智、信”，因为这五常之说，并称起来，总是跟着这次序的。那几十本一部的《康熙字典》，各部前后次序的注明，既不用数字，又不用内容的部首，却用计算时间的干支。贡院里面考房的号码用的是《千字文》，好在这一千个字里没有两个是重复的。
在称呼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绕弯的好例子。最有趣的是对于已婚女子的称呼，一个已婚的女子是没有名字的，她只有夫家和娘家的姓。平常人家称呼她，总说是“阿 X笃娘 ”或“ XX的妈”。一个中国人有一次谈起 “小黑儿的妈”病了。你也许以前并没有听见过他家里有一个“小黑儿”，但他一相情愿地假定你一定知道的；因为你已经知道“小黑儿”，所以你也自然知道“小黑儿”的妈是谁。但假若一个女人没有儿女，那问题便更麻烦了。大家逼得没有办法，也许只好叫她“小黑儿”的姨姨或姑姑之类。一个中年以外的妇女很不迟疑地叫她的丈夫做“外人”，意思说他是管屋子以外的事的一个人。但是一个还没有儿女的青年妻子，要提到她的丈夫，那就真有些登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有时候她叫他做“先生”，有一次一个女人急得没法，竟把她丈夫的生意当做她的名字，她说： “油车是这样那样说的！”
年关到了，作者在路上碰见一位相熟的中国人，他向作者做了一些似乎有深意存焉的手势。他又把食指指着天，又指着地，又指着作者，最后又指着自己，却始终不发一言。这一套把戏原是很容易理会的，但是说来惭愧，当时作者竟没有完全懂得。他的意思是要借一点钱来渡过年关，并且他希望对方要严守秘密，使“天”、 “地”、 “你”、 “我”以外，别让第五个人知道！
“吃、喝、嫖、赌”四个字的一句套语，指着四种最普通的恶习，近来又加上了第五种，烟。一个中国人议论人家的长短，时常伸出了四只指头对你说： “他都来”。意思里说这四种恶习他都犯。中国人发怒了都喜欢彼此相骂，但是有文学天才的人却有一种本领，使你挨了骂还不晓得，使你吃了亏还以为他正在恭维你，他好比给你吃一种补丸，外面是一层甜的壳子，一定得把这外层消化之后，你才领略到可以令人作三日呕的真味来。这是一种艺术，有文学天才的人就时常在这方面从事创作，因而找到人生的乐趣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