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善于客气，可以用两种不相同的眼光来看，一是赏鉴的，一是批评的。我们盎格罗—撒克逊民族喜欢自己称赞自己的种种美德，但这种种美德里，客气所占的部分却很少。所以我们到东方来以后，目击亚洲大陆上芸芸总总的大众，大都擅长一种艺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冲突日见其减少，和气日见其加多，我们便自愧弗如，而油然生敬仰之心。不要说普通的西洋人，就是平素批评中国人批评得最严厉的，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已经把客气的艺术推进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程度，西洋人不但从没有见过，并且，要是没有到过中国或亲身经历过的话，一定要认为不可思议和决非人力所可做到的事。
中国的经书上有两句话，叫做“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就是说，仪式的规矩有到三百种，而平日行为上的规矩有到三千种。在那样一个沉重的担子之下，我们还要希望负担的人类可以生存下去，并且可以传宗接代，多少未免有些不近情理，但天下事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那些中国人到现在还不天天在那里“行礼如仪”么？他们已经把礼数这样东西，和他们的教育一样，变成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不———后天的一些教养了。礼节的拘泥和一举一动的循规蹈矩，在西洋只限于朝廷之上以及折冲樽俎的外交会议或宴会席上的，在中国很早就成为民族天才的一部分，成为日常生活里须臾不可离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天到晚被许许多多支离琐碎的规矩绑着，弄得丝毫动弹不得，不过是说他们的仪节生活已经娴熟到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程度罢了。好比我们在良辰佳节休假的时候穿新衣服一样，只要日子一到，那簇新的衣服自然会穿上，而对于那良辰佳节的来到的认识，他们也好像是有狗鼻子嗅路般的一种天性似的。胜会的事或场面的事一到，假定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怎样应付，那就无疑是一大笑话，那可笑的程度和一个西洋人不晓得 9乘 9是多少一样。
西洋人所以不易领略中国人的所谓客气，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客气的见解不同，似乎是至关重要。例如，我们对于客气有一个极通行的定义，说， “客气者，真正慈祥和蔼之心情用慈祥和蔼之行为表而出之之主谓也。”西洋的文化，在理论上，是以“爱人如己”或“别人的休戚便是自己的休戚”做主旨的，所以对于客气的见地也不能不受这种主旨的支配。但是中国人的客气却与此大不相同。它是许许多多细微节目与零星规矩的总和，它们好比法律上的咬文嚼字，那咬与嚼的行为，并不代表什么心理或情感的状态，不过为咬嚼而咬嚼罢了。例如婚丧喜庆或其他大典时所用的吉庆和喜哀的字眼，连篇累牍而不厌其多，千篇一律而不厌其烦，在外国人看去可以急得冒出无明孽火，中国人却处之泰然。显而易见的，这种种字眼最多只有两个用处，一是把社会上贵贱贫富的分际仔细地刻画一下，以为非此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二是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的融洽。即就丧事而论，也可以落一个“生荣死哀”， “存殁均感”！一事总有来踪，也有去迹，总有上文，也有下文，只要来去分明，上下接笋，便算尽了生活的能事，中国人的客气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的客气的生活又好比两个人下象棋，到了吃紧的时候，一个说， “某谨将敝帅踱出，以避尊炮之大轰”’一个说， “某亦不揣冒昧，敢将贱炮挺进一步，以避尊车之巨扫。”……中国人的生活，就这样的一步一步走去，车可以吃炮，或来不及而帅老胡子竟被炮轰走，这些不幸的事尽管发生，而客气不能不讲，因为客气本身早就成为生活中不可须臾离的一部分，客气就等于生活，就是生活。 “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要是下棋观棋的人不明白这些规矩和其他零星的客套，他们就不免被人嘲笑；生活也是如此，一个人不懂得客套，便等于不懂得生活。
中国人讲客套，讲规矩，那呆板与繁琐的程度当然也并非到处一样，大率在都市里最厉害，越是落后，便越减少。乡下的农民和山上的樵夫未尝不感觉到规矩的必要，但是街上人的揶揄，街上人总喜欢把拿下人开玩笑，大原因也就在乡下人不懂规矩，当初外国人初到中国来，也被中国人瞧不起，被叫做洋鬼子，二毛子，在文人看来，是野人，是蛮夷戎狄，不知道“上国衣冠”是什么东西—也无非是因为“不懂规矩”与客套的缘故。
客气好比是一个装空气的橡皮垫子。中间空无一物，但要有什么震动或碰磕的时候，它却是一大恩物，正合着老子所说的“当其无，有器之用”。这一点固然是很对的，但中国人的客气，面子上，自觉的，好像是为对方客人打算，实际上，不自觉的，恐怕还是为了主人自己。它的用意似乎并不在要使客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个懂规矩与守规矩的人，怎样的局面须要怎样的应付，什么上文需要什么下文，才算合式，才算入调—便是做主人的所时刻留心的事。所以你到一家人家去，主人一定要引火煮茶，那茶也许根本就吃不得，水也喝不得，煮水的烟也许充满了一屋子，叫你眼睛出泪，鼻子打嚏，喉咙发呛，茶还是要煮，还是要坚持着请你喝。这真是待好客人么？也许不。但至少可以表示，可以证明主人并不是不懂得待客的规矩。要是客人觉得不舒服的话，只好算他活该。你也许到乡下人家去借宿，他那一间空屋，早不收拾，迟不收拾，偏要等你到了以后，当你的面，便使劲地扫起地来，你越劝他，他越不放松，好像一直要把几十年的陈厚灰尘都给它们一次跋扈飞扬的机会，才算踌躇满志。也许《礼记》上说过，地一定要扫，非扫不可，所以客人的活受罪可以不必顾虑到吧。也许又有人请你吃饭，不管你爱吃不爱吃，把满桌子的菜用筷子调羹向你的饭碗里不断地输送，堆得连饭都瞧不见，越堆得高越见得客气。你在那种情形之下，自然又只好叫苦，但在你的主人一定觉得很能尽主人的职分；别人也决不能怪他不懂规矩；要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规矩地自作自受，和主人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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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客气又往往用送礼物的方式表现出来。凡是被人赠送礼物的人有福了，那福便是我们以前讨论到过的“面子”。这种礼物又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常和中国人来往的西洋人时常可以接到一大堆包扎得很齐整的大小红纸包儿，打开看时，无非是一些又油又腻的糕饼之类，吃又吃不来，推又推不回去。受宠若惊的外国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也许要对馈送的人说： “你送我也是没有用的，我只好转送给别的中国人。”但是馈送的人一往情深，始终不加理会。但说也奇怪，中国人虽客气，却并不反对接受礼物的人开口问礼物的价钱。当送礼物的人临走的时候，他还要郑重地说一声： “很对你不起，麻烦了你，花了你不少的钱！”
某次有一个外国人到一家人家去吃喜酒，席间吃的东西中间有一种面粉做的饼，很多也很好吃。酒数巡以后，侍役又递上一盘饼子，中间只有两三个，大众都说： “请，请，这是热的。”那外国人坐的是首席，所以他们把盘子最先递到他的前面，外国人道一声谢，说是不能再吃了。话还没十分说完，但见全席一声不响，阴沉沉的好像是被一股黑气笼罩了似的；那盘子也忽然递走了，并没有送到别的客人前面。弄得那外国人如入五里雾中。吃喜酒要送钱，原是中国一种普遍的风俗，但在这块地方，这种“贺仪 ”或“花敬”是要在酒筵席上当场摸出来的；但若当面开口索取，又未免太不客气，太不成体统，所以改用在盘子里递送热面饼的法子。西方礼拜堂里做礼拜将近完毕的时候也有人递盘子，但中间并没有热腾腾的面饼，中西洋文化的不同大概就在这热面饼的有无了。这种不成文的法律，在当地的中国人自然是都了解的，但是苦了那位外国人，他不明白这些委曲，自然没有照规矩办，坐首席的他既不照办，其余的客人也就不便照办了。后来这家人家又有次喜事，这外国人又被邀出席，这一次情形有些不同了，除了盘子的办法照例实行以外，账房先生又对客人们宣布说， “凡是有银钱财物要送未送的人都请到鄙人这边来”。有上次的婉转，忽然又有这一次的直截爽快，有上次的客气，忽而又有这一次的老实。中国人真是不可捉摸。
把一些繁文缛节撇开了以后，我们终究得承认，在社会交际一道里，中国民族毕竟是过来人，有许多地方值得西洋人效法。我们的客气固然很注重诚恳这一点，但有时也太老实、太干脆、太不留情面，要是能够加上东方人的一些圆转而无害于诚恳真挚的程度，岂不尽善尽美？
但同时我也承认有许多西洋人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我刚才所说的那种看法。我有位住在巴黎的英国朋友，他于不知不觉之间，学上了巴黎人的一些应对进退之节。后来他回到伦敦，见了每一位朋友，终要脱了帽子深深地鞠一躬。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却喝住他说： “哙，别玩什么法国把戏，我这里是用不着的！”所以客气虽小道，讲究起来却也不易；谁能够把东西洋人对于客气的见解与方法融会贯通以后，节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地走上那又狭窄又崎岖的中庸之道，谁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福气的人。（潘光旦译）
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知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虑，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当然，下等人在这种缺少兴趣的，稀薄的空气里是活不去的。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一个祖先崇拜，而这对于智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