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集小说名家、散文宗师、戏剧高手于一身，是一位工诗文、善书画、充满士大夫情调的妙才，其作品以无可替代的文体意义和历久弥香的艺术魅力，引发了一番番“汪曾祺热”。身为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先生多年来一直孜孜于汪曾祺研究，1997年，陆建华即有传记《汪曾祺传》问世，成为汪曾祺研究领域的拓荒补白之作，但因当时资料不足，书稿未能完全放开手脚，在推敲打磨方面尚欠火候，为此，作者一直心有戚戚焉。数年后，陆建华着手全面收集整理汪曾祺研究资料，几历寒暑，又在《汪曾祺传》基础上拿出了这本《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其意不仅仅在于锦上添花，更在于回炉重铸，以求脱胎换骨。比之旧作，新著从结构、体例到篇幅已有很大不同，传者力求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出生于苏北小县城的汪曾祺何以日后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探讨汪氏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浪里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后的真实心态，展现汪氏率真本色的人与文，他在特定历史时段里作为常人的喜怒哀乐，等等；缘此获得了一种思辨视角和现代意识，显示出某种灵魂的深度。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摄取汪曾祺不同时期的影踪，以诸多细节，勾勒出汪曾祺风雨人生路上行行重行行、载沉载浮的足迹。汪曾祺先后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馆员、刊物编辑、下放右派、剧团编剧，往往穷愁潦倒，艰辛备尝，深深领教过命运那只翻云覆雨手的力量。置身大时代，个人虽渺小如浮沤，但他牢记乃师沈从文教诲，永远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说到底，汪曾祺作品所写，乃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健康的人性，是引人向上的美。对于他，文章之效，主要在于滋润而非治疗，他只想用他那些平中见奇淡中有味的文字“人间送小温”，极尽婉约阴柔，偶尔锋芒闪现，间以不平之鸣。
汪曾祺散文声名，不下于其小说。上世纪90年代迄今，在一派散文热潮中，汪氏散文一版再版，畅销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风度散淡，温馨静美，称得上是地道的美文；而其人生态度与文化态度，则可看出儒释道交融的影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随遇而安。汪氏散文与明清小品文颇具渊源。某种意义上，他的文本可以视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应该说，汪曾祺那些化沉痛为跳脱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化的体现，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为主体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确，汪曾祺偏好中国特色的小桥流水，东方风格的风花雪月，宁取热闹，不喜冷清。如在《天山行色》一文，面对荒凉的赛里木湖那铁灰色的水，灰黑色的巨浪，汪曾祺写道：“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湖边很冷，不可久留。”表现了对崇高美的拒绝。这正是一种世代相袭的以中庸平和为审美风范的士大夫风习的熏染灌溉所致。毋庸讳言，汪曾祺的师承沈从文，已见精神的退缩：沈氏文本中固有的野蛮之力，传至汪曾祺则少之又少，几至于无；后世写手学汪曾祺，只怕得其皮毛者多，得其骨血者少。汪氏散文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气象的格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戏为六绝句》），尽管汪曾祺不乏现世情怀，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义和中庸文化要旨，总体上缺了金刚怒目、刑天舞干戚式的张扬，缺了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独行的峥嵘、呼天抢地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终究难以构成火山喷发式的强悍冲击力——这正是大师与写手的分水岭。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齐放之一枝，却在一轮轮的推崇热浪中，几欲被尊为牡丹式的“国花”，某种意义上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拒绝。中国文学不仅需要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需要美轮美奂的鼻烟壶、景泰蓝，更需要金字塔、兵马俑、万里长城，需要商彝夏鼎、汉柏秦松。和张中行的文字一样，汪曾祺文本中那种随处流露的名士风度，读得多了，难免引人生出乘风逸去之念。究其实，汪曾祺骨子里还是未能真正承袭“五四”知识精英的启蒙重任和使命意识。尽管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不再价值定于一尊的多元化时代，但汪氏以其绝高的才情天赋，作出如许退缩性的文化选择，终不免令人略略遗憾。
汪曾祺是丰富多彩的生命个体，而非缺乏生气的写作机器；谦抑，平和，豁达，狂狷，正是他性格的写照。遥想当年，在思想自由的西南联大，汪曾祺接受了全面系统的大学教育，但他信心而行，择善固执，宁可不要文凭，也决不让功课与学业扭曲天性，表现出不同流俗的文化选择。《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如是分析汪曾祺：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不乏爱国热情却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做潇洒的文人。切中肯綮地道出了汪氏性情的本真。《祸福相倚＜沙家浜＞》一章在该书中最具分量。此章讲述汪曾祺几经周折，从张家口回北京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成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并因此与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有过密切接触。传者在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力求秉承良史笔法，不虚美，不隐恶；很难说书中观点就是陆建华的独创，实际上，一些汪曾祺研究者的出色成果，比如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等文中揭示的资料，陆建华从善如流，多有镜鉴，但毕竟，陆氏传记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观照视角。书中指出，那种认为“样板戏”只是江青剽窃了群众的创作成果的看法，有违实事求是原则，因为江青在“样板戏”的唱腔、舞美等方面还是花了心血的。这种入情入理的评判，显示出某种超越意识。细细想来，江青既是“文艺旗手”，绝非浪得虚名的革命草包，一两把刷子总还是有的，岂能率尔将其归入土鸡瓦犬之属？毕竟，对于文学艺术，她还有着自己不算太外行的审美趣味。至于当时的江青对汪曾祺屡屡青眼相顾，“文革”期间还亲自下令“解放”他，并点名让他登上天安门参加群众大会，不明真相的外人自然会认为这是汪曾祺投靠江青的显在标志。对此，书中坦然分析，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汪曾祺，潜意识中并非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江青因为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客气有加，汪曾祺不免心存感激，偶尔还会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几分自得。但如因此断言汪曾祺投靠江青则是荒唐的，汪曾祺本质上绝非进退裕如长袖善舞之徒，在江青面前，狂狷闲散的汪曾祺是敢于跷着二郎腿抽烟的，全无奴才形状。事实上，汪曾祺与江青根本不是同一条河里的鱼。鉴于汪曾祺的非党员及摘帽右派身份，江青曾明确指示：“此人控制使用。”可见她对汪曾祺是重视而不重用。对此，汪曾祺自己也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随遇而安》）这段辩解性话语，寄寓着汪曾祺的沉痛。现实是冷酷的，清查四人帮”分子运动开始后，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组正式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汪曾祺一下子成了“窦娥”，那段时间他天天在家里喝闷酒，喝罢就喊着要“剁指”明志。这次审查拖了两年多，汪曾祺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他心中的窝囊与委屈，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可想而知。谁让他上过天安门，谁让他还在一次会上建议为江青喊三声“乌拉”呢？不谙政治的汪曾祺，遇事怎晓得权衡个中利害？！毕竟是书生。
因之，作为复杂的生命文化个体，尽管汪曾祺的文字总体上呈现出一派清风朗月，但也许，那仅仅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过滤和净化，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自觉不自觉的逃逸——滤去了假恶丑，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滤去了不堪与尴尬，剩下的便是适意与顺畅。汪曾祺的许多“文革”后文本，有意识地疏离中心话语和意识形态，几乎整个儿退回民国，退到从前，着意于写数十年前的梦与醒，爱与美。这或许正是因为汪氏身为寻常文人，对政治天性疏离，却阴差阳错地一度和政治靠得过近，极一时之盛衰、历半生之炎凉的缘故吧。不难揣测，置身现实世界，面对铜墙铁壁般的集体无意识，汪曾祺既然百口莫辩力不从心，干脆便在喧嚣的时代声浪中三缄其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倘果真如此，我们完全理解汪曾祺的幽远心曲。在一种“枪打出头鸟”的群体氛围中，每有时局变易，汪曾祺这样率真行事的人往往最易沦为替罪羊。——别人纷纷倒霉之际，你兀自一个人在那里“风光”，凭此一点，难道不该成为日后清算你的绝好理由吗？而当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他人的箭靶子，汪曾祺内心的绝望与悲凉委实无可纾解。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江青，由于其身份地位的特殊，作为从古代的“士”演变过来的现代知识者，又有多少人能够拒绝她的垂青呢？
汪曾祺的“文革”经历颇让人联想到钱锺书夫妇。钱氏夫妇也曾遭遇过那个特定时代的凄雨冷风（如下放干校等），但总体上较少受到冲击，并一度锦衣玉食，恩泽加身。期间，钱锺书曾被钦点为英译毛选定稿人之一，亦曾成为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不免要承蒙江青关照；对此，杨绛先生在其发行量可观的回忆录《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中提及，她与钱锺书先后两次断然拒绝了江青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以及用小车接他们游园的美意。如1974年至1975年间，钱锺书奉命翻译毛主席诗词期间，住在一间简陋的学部办公室兼宿舍里。作者写到，江青曾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传来江青的话：‘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锺书同志。’我不客气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最终两人还是没有搬家，坚持住在陋室。作者又写道：“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锺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均见《我们仨》152、153页）上述文字表明，在那个年代，钱氏夫妇能够对江青作出如此高调的反抗性回应，其铁骨铮铮壮怀激烈，殊不逊于张志新、遇罗克。但从《我们仨》前后文看，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钱氏一家不要说对大人物，就是与一般小民往来尚有些诚惶诚恐，江青当时炙手可热，又以心胸狭隘著称，一介寒儒敢这样大义凛然地去招惹她吗？当事人在今天作出此番话语表述，未免给人以打“死老虎”之感；何况兹事真实程度如何，现在已难稽考。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钱氏夫妇当初拒绝江青的垂青可能有之，怎样拒绝就未可知了。
《我们仨》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谈人叙事，分寸都拿捏得极到位，该对谁狠，对谁柔，可谓心如明镜，丝毫不爽，让人感慨于姜还是老的辣。与对江青的鄙夷不屑、凛然相向的态度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作者对当时的文化界领导人胡乔木同志的忘情称美。谈到乔木同志，书中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多么得体的谀附之辞，既抬高了要人，也抬高了自己；哪里是“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之所为呢？“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均见《我们仨》158页）一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口吻，一派传统士子知恩图报的陈腐观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锺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彰显的正是一种由“隐”而“仕”的得意之情，一种受到国家大员青睐后的洋洋之态，一种赚了便宜卖乖的心理。接下来杨绛又乘胜追击般地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均见《我们仨》160、161页）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自得，捎带着报复的快感；当代“大隐”的心计与心迹展露无遗。其实，他们是最懂得如何察言观色以退为进、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鲁迅笔下某类“大隐”的面目，恍惚在钱氏夫妇身上复现。
不管怎么说，从《我们仨》，确可见出钱氏夫妇书生其表，骨子里实为洞察大势的圆通人。同样受到“国母”礼遇的汪曾祺就傻得多了，可叹他全无先知先觉未雨绸缪之能，整个儿把自己裸裎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授人以柄。这种处世之道，也许最为切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生态了：想想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才华惊世而性情趋于佻达褊躁、飞扬直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又怎会太妙？！
比照陆建华不同时期推出的两本汪曾祺传记，就会发现，《汪曾祺传》将笔墨更多地聚焦于传主仙风道骨脱俗出世的一面，字里行间充溢着景从与自豪，终不脱以感情取向代替理性评判的“颂圣”心态，势所难免地流露出某种局限性；《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则着意还原汪曾祺身上家常化的一面，尤其表现他作为凡夫俗子所曾蒙受的浮世风雨，那些红尘中抹不去的烟熏火燎，属于他个人的种种难以超脱的喜怒哀乐，等等，这一个汪曾祺，显然更切近于传主本体。
值得一提的是，传者陆建华随意舒展的笔调，与传主汪曾祺那些见性见情的文字表现出了一种妙合神契。“一个秋天的早晨，树叶落了，芦苇黄了，芦花雪白，人的眼界空阔了。空气非常凉爽，天空淡蓝淡蓝的，淡得像水。汪曾祺一抬头，看见天上飞着一只东西：鹤！过去他只在画里见过，但真的鹤这是第一次见到。那鹤沿着北边城墙的上空往东飞去。飞得很高，很慢，雪白的身子，雪白的翅膀，两只长腿伸在后面。”何等简洁纯美的景物描写，殊不逊于汪曾祺的隽永自在，文思神远。
“墓草萋萋，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如今，汪曾祺文学馆早已在汪氏故乡江苏高邮建成，令人欣慰；《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的出版，则堪称是献给一代文章圣手的最美的花环。
2005年9月20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