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教授既是严谨的文学史家、戏剧专家，也是嫉恶如仇的文化斗士。读他的随笔集《跬步斋读思录》，如聆暮鼓晨钟，有直逼灵魂之力。
董健先生早过花甲之年，按传统的说法属“老人”之列，而仍锐气勃勃，不让青年，笔端鼓荡着澎湃的热血。尼采说：“一切文学，余尤爱以血书者”，心血写就的文字的确与众不同。在书中，董先生仿佛打鬼的钟馗，摇旗呐喊，化笔为剑，戟刺一切的邪恶与无耻，倾力抨击文人之无行、无道与无德，彰显对人格的不懈捍卫，对尊严的永恒守护。在一个文化与学术都害着“浮肿病”、人文精神被放逐到荒芜边疆的喧嚣时代，董先生的书不啻是夏日炎凉，冬日炉火，予人别样的亲切。
《跬步斋读思录》分“读书杂感”“教书余兴”“品书说戏”三部分，收录了读书随笔、学术杂感、文艺评论、序跋类文字，以短平快为主，亦不废长文，体裁多元，涉猎广博，简洁复厚重，体现出心灵的丰富。作者在《自序》中声称这些文章只是业余生产的杂七杂八的副产品，但平心而论，这些“副产品”的含金量，似也远远高出时下某类学人的“主产品”。不少文章析理透彻，思路开阔，论点鲜明，论证充沛，完全可视作浓缩的论文。作者热情倡导学术文章的“随笔化”，讲究学术性与随笔味的相融，开辟一条与大众对话的渠道，可谓明哲之思。遥想当年，梁启超、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学术大师莫不如此，像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即是由浅入深的文章楷模。《跬步斋读思录》难能可贵地实现了雅俗的贯通。
书中篇什，长也罢短也罢，大也好小也好，皆投放着真实的性灵与体悟，难见浮泛之文应景之作；这些文字与大块头的学术文章相异，而又一脉相承，体现出内在精神的延续性。作者下笔或阳刚沉雄，或苍凉低郁，或娓娓而谈，或嬉笑怒骂，颇不乏深刻的反思与严厉的鞭挞。书中有对文艺界良好格局的展望，对学术的探讨，对戏剧的研究，对晚辈的提携奖掖，更多对学人品格与学界腐败不遗余力的抨击；可贵的是这种抨击并非出于一己的私怨私利，而是出乎公理、正义与良知。从其行文，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一种人格力量的穿透。作者像鲁迅那样，欲时时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挖掘他人及自身奴性的根源与人性恶的渊薮，呼唤文人一族精神的雄起，呼吁民族魂的重铸。生活中的董健先生德高望重，正直坦荡，映现于文本，便是落笔的简洁利落，实事求是，既不涂脂抹粉，亦不恶语伤人。“老夫聊发少年狂”，面对种种的不肖与不良，董先生不惮于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只为讨取一个公道，对真理的追求可谓执著矣。全书随笔不“随”，闲笔不闲，有时小中见大，寸铁杀人，有时大中见奇，思想高邈，遂与那些“平和”“冲淡”之作分出了界阈。一卷在手，看董先生椽笔挥舞，批逆麟、揪龙尾，不畏上、不欺下，一显斗士雄风，壮怀激烈，怎不连呼过瘾！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人格文格的交相辉映，才使其文本生发出朴实峻茂的力量。
开篇《“读图时代”要读书》，深刻反思了文化传播中的图像化现象。作者指出，现代媒体信息大，传播快，效用直接，同时也对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不良影响，直接导致大众读书时间的减少，文化生活方式的畸变，尤其是读写能力的衰退，人文精神的式微，思考力与联想力的萎缩。“现在口头上与笔头上的错别字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的，字写得拙劣透顶难以入目者之多，也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与‘图像霸权’不无关系。”确是一锤定音之论。要之，看电视不能取代读书，对媒体应保持必要的警惕和距离，道出了一个富于远见的知识者的心声。
《我的读书心态》探讨了读书中的寻异求和与趋同排异心态；《慎读炒红的“畅销书”》提醒读者防范某些“畅销书”背后的猫腻；《拒绝无根之书》指出在重名轻实的信息轰炸时代，新媒体正以其巨大威力把文化创造变成文化操作，把精神性的高级劳动变成物质性的平庸劳动；面对媒体霸权下“书籍崇拜”的解体，知识分子尤应沉下心来固守书城，保持人文精神对社会俗谛的距离和对现存文化秩序的超越性与批判性。《从古之伪书说到今之劣书》强调了在文化市场打假清污、维护读书界纯洁及学术尊严的必要性；《读书的两种境界》探讨了读书的功利性这一敏感问题；《“创作”与“操作”》谈及做学问的两种方式。而在《学会思考不易》里，作者自称是建国后畸形的大学教育的大锅里煮出的一碗“夹生饭”，受天才、知识、体验、方法、外力诸因素所限，终未成为真正的通人鸿儒。文中指出的当今怪现象种种，尤其是在高校，像博士成了“窄士”、教授成了“剽客”等，确也怵目惊心，发人深省。
《在发昏发狂的日子里》痛切反思了作者青年时代经历过的那段荒诞岁月：1958年“大跃进”中，南京大学包括作者在内的一批中文系学生，短短时间内便弄出了大部头油印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向学术权威挑战；但随即沦为废纸卖给了垃圾站。这一历史事实，与当下学界快速制造文化垃圾之风何其相似。《“人文”不可无“文”》谈及当今人文学科精神萎缩的不良风气，斥责了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领域的造假现象，深切缅怀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等前辈学人风范。《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的》力倡文学的现代化，反对“变器不变道”的革命化、政治化、民族化、大众化，显示出独特胆识。
《21世纪的“读书人”》从丁帆教授随笔集《江南悲歌》切入，呼吁读书人摆脱“工具的工具”的命运，努力建构自身的人文主体性，言近旨远，意味深长。作者本人曾担任大学副校长，有过当“官”的体会，故能令人信服地触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政治情结和高度政治化现象。有鉴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悲剧角色，作者期待21世纪的知识分子实现社会定位、社会功能、治学心态的根本转变，拒绝奴化，消解权力与真理的不平衡现象，坚守求诸“内”、求诸“己”的“主体”之学、“为己”之学，远离政治实用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和文化市侩主义，从而达到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或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人，执著、善辩，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反抗精神的人，对他来说，即使再强大再有威权的权力都可以被他斥责。”困惑于近年学界孳生的虚假浮躁之学、哗众取宠之论、欺世盗名之书、抄袭剽窃之风，作者沉痛感叹：“在一个社会中，当知识分子都忙着骗饭吃而不再去思考整个社会文化的命运，没有人对既定的‘文化秩序’进行超越性的批判，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没有脑袋的巨人。”怎不令人深长思之。
商品时代，金钱与权力残酷剥夺了文学的主体精神，已成不争之实。在《商品经济和失魂落魄的文学》中，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呼唤人类主体精神的高扬和批判意识的加强，发出了“魂兮归来，文学”的招魂之音。《“樱桃园”情结》则是一篇有胆有识的檄文，它写南京大学校园的文化象征、幽雅静谧的北大楼：“突然有一天，一座20多层的大厦在校园的围墙外拔地而起，像一根灰不溜秋傻里巴几而又蛮横粗野的大柱子，挡断了北大楼背景上那蓝蓝的天空，夺去了北大楼那古朴高雅的巍峨气势。这给人的感觉是大学教授被暴发户打了一个耳巴子，又似乎是文明与教育受权势挤压的象征。”作者忧心如焚，恨不得把这一给大学之美破了相的庞然大物夷为平地；面对物欲的挤压，我们听到了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叹息。在《访问台湾杂记》《从维也纳到萨尔茨堡》诸篇，作者以亲身经历谈及中国教授的清贫，探讨了饱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光着屁股坐花轿的尴尬境遇，却非世俗意义上的发牢骚，而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群体，超越了知识者常有的促狭之思，洋溢一种人类情怀，令人动容。
《告别“花瓶”情结》是全书的重头文章，该文首发于2000年第1期《钟山》杂志时，曾引起不小的反响。作者开篇就说：“花瓶是阔人的摆设，它是不懂真美的有钱人和权势者用来装潢门面的。花瓶里的花没有生命之根，远离大地的土壤，因而怕风雨也怕见太阳。花瓶存在的唯一依靠就是‘主子’的赏识。”继之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当花瓶的传统，“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作者引了沙叶新描述过的上海文人：“有一位名气不小的作家在一次座谈会上正巧坐在市领导的旁边，当电视机镜头对准他们时，他赶快转头面向首长作亲切交谈状，脸上还挂着矜持的微笑。”这类作家，戴着华丽桂冠，写着漂亮文章，自命清高，却以被赏识为荣；满嘴文化，可惜灵魂鄙俗。人格与文格的分裂，使他们始终不可能拥有恢弘博大的气度、沦肌浃髓的深刻，产生不了振聋发聩的力作。这种以被赏识为荣的心理，就是“花瓶”情结的典型表现，这一情结实为奴性的变种。作者集教授、博导、学者、官员于一身，而自叹半生奴性，是一个在思想和精神上被去了势、未能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充其量属于半知识分子、准知识分子，缘此展开沉痛的自剖与自省。70年前，清华研究院同人为纪念王国维自沉两周年立碑纪念，国学大师陈寅恪写下《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碑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碑文推崇的，正是一种今日学人普遍缺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董健先生在对碑文反复称赏之余，也道出了生平之志：“读自己想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要哭则哭，想笑就笑……”真是痛定思痛，掷地有声。
作者经多识广，下笔老辣，尤喜反弹琵琶，大胆质疑。书中再三引用黄宗羲名句“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表明读书求学须善疑善问，要有起码的怀疑批判精神，折射出作者一贯的治学之道。“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民族的想像力与创造力的最高表现”，这是《何为大学之魂》对大学之魂的定位，该文提出了大学之魂的生成和维系必需的一系列条件：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探求的精神，提请人们时时警惕新蒙昧主义、新专制主义、新奴才主义的死灰复燃。在另一篇互文性的《失魂的大学》里，作者感同身受，笔力尤显沉郁。文章认为，魂者，思想、精神、人格也。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最高、最精的表征和载体便是其高等学府。大学不可无魂，国家对高校的扶持，既要通过拨款等手段来解决大学的“物质外壳”问题，强壮其躯体，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其“精神内涵”问题，振作其心魂。遥想当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推崇科学、民主、独立、自由、人文理性等现代观念，令人神往；而今，学术激情的丧失，包装炒作、抄袭剽窃的盛行，“泡沫”教授、“快餐”教授的出现，致使人文精神消解，大学之魂失落。文章严肃指出：唯有注重独立自由人格的养成，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构一方能够言说真理的自由空间，才可真正为大学招魂。
现代戏剧先驱田汉在学问上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创作上剧影诗文无不涉猎，交游方面则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可谓绝伦轶群。《“时代之子”田汉》道尽田汉一生的“问世之志”，写其开放型的文化心态与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尤写他化解中与西、古与今对立的“死结”，成长为20世纪中国的梨园领袖、剧坛巨人“田老大”的非凡历程，生动还原了田汉独特的艺术道路、创作成就与人格魅力；《诗人田汉之恋》则着眼于田汉一生悲多于喜的恋爱、苦多于乐的恋情，写出了他那浪漫唯美、天真洒脱的诗人气质。《想起柯灵吃鱼头》以饱蘸深情之笔，回忆戏剧家、散文家柯灵先生做人的诚、痴、迂；《陈中凡先生逸事》追思业师陈中凡教授的音容笑貌，勾画出陈教授的认真、谦虚、幽默、豁达；《怀念陈白尘》深情缅怀文坛老将陈白尘，作者笔下，曾为南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手建立了戏剧学博士点的陈白尘是地道的良师、慈父、同志、诤友，刚正而热情，坦率而幽默；《中国的果戈理》亦是对陈白尘这位戏剧宗师的追思评价，字里行间有景仰之情，无谀附之意；《“大”与“小”——悼蔚云先生》则通过对一位任劳任怨的中文系公务员的悼念，唱出了一曲小人物的赞歌。
其他，像《写出农民心灵的奥秘》入情入理；《＜废都＞：感伤与沉沦》一针见血；《台湾与大陆小剧场运动之同与异》《看＜骆驼祥子＞“京剧版”》《＜老井＞的现代意识》《剧本分析漫谈》等皆评析精当，力度不凡。《＜田汉传＞后记》一文，更让我们了解到董健先生鼎力创作《田汉传》时，在追求历史、细节与灵魂的真实方面的努力：不仅事件的内容、时间、地点都尽量写真，连天气的描写都不随便，例如作者写1968年12月10日田汉之死那天北京的天气时，便烦劳一位气象学教授代他查阅气象史料，提供了那一天的气温、阴晴甚至风向、风速、高空气压毫巴数，其一丝不苟昭然可见。
“我喜欢看小品，因为它大都比较真。道理很简单，小品小品，本来身价就不高，无需假冒。就像葱蒜大饼，质量或有高低之分，但无假货；而高档的烟酒、点心之类，假货就多了……这是取自生活之泉的一瓢饮，不是假冒的茅台酒、五粮液。”（《徐新华小品集＜我们有约＞序》）董先生行文的质朴本色，一如老农论稼，发散着大地的气息。
《跬步斋读思录》内容丰厚，包罗百态，洋溢着不枯的激情。该书之精彩处，尤在于对知识者透骨入髓的观照，对诸多文化现象鞭辟入里的解剖。董健先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仿佛汉廷老吏、幽燕老将，又如百战健儿，阅尽沙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董先生文章，不由想起关汉卿名喻：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董健先生，正是这样一粒响当当的“铜豌豆”。全书既贯通着特有的力度、深度和高度，又富于趣味丰采情调，以其杂花生树之美，体现出不俗的人文意识和卓立于当代文化潮流前沿的大气魄。时下，像《跬步斋读思录》这样含金量高的大众化图书并不多见，而“口水”文字又何其多也。在一个斯文扫地赝品满天飞的时代，董先生此书，确有犁庭扫穴之效；面对世风、士风、学风的腐败，品读这些饱蘸人文激情写下的方块字，实不啻于一次精神的洗澡。
2002年6月9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