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产业集群的起源
创新是地方产业演化的起点。由于原始创新的稀缺性，绝大多数地方产业都是从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开始的。从浙江产业集群的起源来看，本地创新引发的产业集群，如庆元香菇、青田石雕等，往往是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或自然条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数量有限，而且规模也不大。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800多年前，庆元县龙岩村农民吴三公发明了“砍花法”、“惊蕈术”和“烘焙术”等一系列制菇及加工技术，从此香菇成为庆元人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并在世界各地传播扩散。
浙江绝大多数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都是源自外来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即使是浙江的一些传统特色产业，如龙泉宝剑、桐乡和海宁的榨菜等也都起源于外地的创新。据《涪州志》和《四川经济参考资料·榨菜》中记载，中国榨菜起源于清光绪年间四川涪陵城西邱寿安家，民国初年，邱氏加工榨菜的技术广泛传开。1931年，桐乡南日顾家桥的顾金山等人从四川引进榨菜的栽种及加工技术，榨菜产业从此在浙江桐乡、海宁等地落地生根。
引进、消化、吸收是传统农业区发展现代工业的捷径。对于工业和科技基础薄弱的地区来说，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也并不容易。浙江曾是典型的农业省，现代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建设了一批工业企业，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现代工业技术的扩散，现代工业与相关技术往往集中在城市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广大农村的工业基础依然薄弱。创新的引进、消化与吸引对浙江产业尤其是农村工业的发展而言，其影响不啻于创新。
根据产业集群的根（即产业集群内最早的企业或组织）的出现时间及其性质可以把浙江产业集群的起源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般来说，浙江的产业集群主要由当地的国有或集体企业、能人创新或外来投资演化形成。市场导向的改革推动了浙江的制度创新。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和民营经济的兴起为浙江地方产业发展流入了新的活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专业知识技术的扩散，浙江人的自主创业精神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特色产业获得了新生。绍兴依托“日出华舍万丈绸”的工业传统，大力发展纺织及相关产业和专业市场，最终形成了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规模最大的纺织产业集群。温州皮鞋在明朝时就已经是贡品，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发挥“肯钻研、善模仿、能吃苦、会经商”的优点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制鞋业，建成了中国鞋都。传统产业基础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区域性的专业化劳动力、技术诀窍与资源基础，浙江的很多地方产业集群都是在当地传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计划经济时期，浙江成立了众多的国有与集体企业，一些地方特色产业也往往被集中到数量有限的国有与集体企业。由于计划经济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与私营工业的发展，许多现代的国有与集体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往往形成二元经济格局，现代工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有与集体企业成为当地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起源。由于不同的产业性质，国有与集体企业的衍生与扩散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的国有与集体企业通过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与技术人才走出企业、走向社会，带动了相关知识、技术的扩散，从而导致在国有与集体企业周边出现了许多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如台州的水泵集群是由于原来设在台州的浙江水泵厂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十几个经营骨干离开母厂进行创业，逐渐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有的国有与集体企业把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给周边企业，大企业与周边的配套生产企业分工合作形成地方产业集群。如温岭的摩托车及汽摩配产业集群就是以钱江摩托为核心形成的。对浙江许多产业集群来说，这两种衍生方式往往是交错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如常山的轴承产业在演化过程中，既存在国有企业的衍生，如原常山轴承厂先后有多位厂长、副厂长离开企业自主创业；又有企业之间的配套合作，如常山四通轴承、精密轴承和环宇轴承等企业都拥有一批车加工、锻加工和配件配套企业。
浙江更多的地方产业集群是在当地既没有历史传统，又没有国有与集体企业可以依托的情况下，通过当地的能人和企业家创新发展起来。如温州由于当地人多地少的压力，积极创办家庭工业，利用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突破获得成功，形成了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集群、苍南县宜山镇的再生腈纶集群、瑞安市场桥镇的羊毛衫集群、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集群等地方特色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与中关村等先发地区的示范，杭州的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纷纷走出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创办企业，形成了一些高技术产业集群。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浙江的许多地方通过招商引资，在当地形成产业集群。外资作为资本、技术、管理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综合体，它的引进往往给浙江带来新的产业。外商投资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一种是外资企业通过培养当地的经营技术人员，随着当地的经营技术人员的独立创业，在外资企业周围出现了许多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如嵊州的领带产业主要是由于港商在嵊州投资设立了一个领带厂，逐步发展成为世界领带生产的中心。另一种途径是外资企业促进了相关企业的集中，这些相关企业可能是外资企业原来的合作伙伴，为了跟随客户而出现集聚，有的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把一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周边的企业。如平湖光机电集群就是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外资引发的产业集群往往成为区域出口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途径
就浙江产业集群的演化来看，仅仅分析产业集群的起源是不够的，因为产业集群的起源仅仅是一颗“种子”，只有跟随者的大量进入，才能构成完整的产业生态。根据集群内企业创业之间的关系，可以将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途径概括为衍生、模仿创业和集聚等三种主要形式。
1.衍生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
衍生是指新企业由现有的企业中分离出来，包括企业投资、企业分立、员工的自主创业等多种形式。在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往往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这些企业经常被称为产业集群发展的“黄埔军校”、关键企业、根等，如嵊州领带产业集群中的佳友领带、嘉善木业的中兴木业、椒江真空泵产业的浙江水泵厂，马桥经编产业的马桥经编厂等。
浙江水泵厂是台州现存历史最长的泵类企业，20世纪60年代末，通过仿制苏联的产品进入了真空泵生产领域。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市场上对真空泵的需求迅速增加，在浙江水泵厂基础上形成的浙江真空设备集团公司的产品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而该公司的国有企业性质又制约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这就为其他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从1992年开始，浙江真空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一批技术、销售和管理骨干，利用在母公司从业期间掌握的技术、销售渠道以及经营经验，自筹资金创办了一批产品与母厂相似的小型真空泵生产企业，促进了椒江真空泵产业集群的形成。
佳友领带有限公司是嵊州第一家领带企业，它是嵊州领带企业的“黄埔军校”，培育了一代又一代领带企业家。嵊州许多领带业主都曾经在“佳友”担任过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或技术人员，经过“佳友”的“培训”，他们掌握了创办领带厂的经验和销售渠道之后，就从“佳友”跳槽出来独闯天下。嵊州八大领带名牌企业中，有六大企业的董事长和经理出自“佳友”。他们中包括“巴贝”董事长金耀、“好运来”董事长胡士良、“麦地郎”董事长袁孝炳、“金天得”董事长楼宇明、“丹鲁依”董事长袁小平和“艾利特”董事长韦均千等。这些从“佳友”脱离出来的企业也发挥着“培训”的功能，这些企业的许多骨干“羽翼丰满”以后，也从这些企业出来独立创办领带企业。经过几代企业的衍生，形成了庞大的“佳友”谱系。据嵊州市副市长姚向军估计，如果将所有的“佳友”谱系的企业统计出来，将会占到嵊州领带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
企业经营技术骨干从母企业辞职独立兴办新企业的行为源于企业家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一旦他们预期个人独立创办企业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大于原来的实际收益，就会萌发从“打工者”向企业家转换，从而获取更大经济社会收益（剩余）的冲动。作为企业主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还可以得到社会地位、名望等额外的收益，如在社会交往中更受人尊重，交往层次较高，在企业内部具有绝对权威，可以支配和左右其他人等等。由于自主创业的强力诱惑，浙江的许多家族企业亦无法避免企业“裂变”的结局。一些家族企业经过家族成员一段时间的共同经营之后，也往往分立成由各家族成员分头掌管的不同企业，出现了从家族企业向企业家族的转变。非家族企业的经营技术骨干与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完全靠交易性的雇佣合约来维系，缺乏家族伦理的联结，“跳槽”单干的概率就更大。
较之美国硅谷、我国台湾新竹等高新产业集群的发展，受浙江科研实力与体制的影响，浙江由高校与科研院所衍生的产业集群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表明，衍生不仅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传统低技术产业演化的有效模式。在轻工、纺织等行业，由于新办企业的资本需求规模较小、技术要求较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在市场向好的情况下，衍生动力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受传统文化和传统工商业活动影响创业精神与创业气氛较为浓厚的地区，企业衍生的现象也更为普遍。如信奉“宁做鸡头，不为牛尾”的温州人宁可自己摆摊，也多半不愿为别的老板打工，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积极创业，自己做老板。
与母企业相比，衍生企业往往具有一定的优势。自主创业的经营技术人员不仅拥有母企业的知识、技术、信息，还往往拥有一定的技术与市场渠道等资源优势，企业员工很容易感知现在产品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因而具有更大的创业动力与创新能力。浙江许多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中，母企业的厂长、经理、营销人员或技术人员创业的概率要比普通员工高得多。经营技术人员的自主创业不仅使母企业损失了经营技术骨干，而且这些经营技术骨干往往还要带走相关的技术和销售渠道，并成为母企业的竞争对手，新企业的衍生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母企业规模的扩大。因此，产业集群往往构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组织结构。虽然整个集群缺少大型企业，但是整个产业的规模却仍然可以迅速地扩大。企业的不断衍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促进了专业知识在当地的扩散与传递，进一步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同时，新企业的大量衍生往往使当地社会文化对“跳槽”单干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衍生企业的风险。
2.模仿创业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
模仿创业是指外部人员在现有企业的示范带动下，通过模仿、学习等途径形成新的企业。由于衍生对创业人员的身份有一定的限制（衍生企业的创业者必须是先导企业的员工），因此，衍生企业的数量也往往相对有限。任何企业处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网络，企业经营的相关技术、信息必然会随着各种联系扩散。先导企业的成功除了引起内部人员的衍生外，还会引起相关社会人员的模仿。与衍生相比，模仿对创业者的限制较少，因此，数量更多，从而能够迅速地扩大地方产业规模。
在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企业家都是通过模仿实现创业，尤其是在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为特色的块状经济中，模仿创业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主渠道。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村出现的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和矿灯配件，苍南宜山腈纶纺织，金乡铝制标牌、塑片产品和虹膜证，瑞安莘塍、塘下的塑料拉丝，仙降的塑料制鞋，平阳的塑料编织等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由于技术含量不高，极其容易模仿，个别专业户的成功往往引起大面积的模仿，从而形成各类专业村与专业镇。如瑞安仙降的塑胶鞋产业，起源于1979年仙降村老鞋匠徐朝林经过反复试验，成功用镰刀烙烫再生塑料革和人造革制作塑革鞋。由于生产工艺简便，式样新颖，价格低廉，一投入市场便受到消费者青睐。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塑革鞋生产技术很快传遍仙降和相邻的横街、林光等地，当地家家户户兴办制鞋工场，男女老少都成为塑革鞋生产者，仙降迅速演化成为塑胶鞋专业镇。
与衍生一样，模仿创业的行为同样源于能人企业家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在一些创业精神与创业气氛较为浓厚的地区，模仿创业的现象也往往更为普遍。尽管创业有风险，但是先导企业的成功为模仿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范本，很多模仿创业者拥有与先导创业者的密切联系（如邻居、亲戚、朋友，或者与先导企业有业务往来等），从而降低了进入的门槛。模仿创业同先导创业相比，具有进入快、风险小等优点。在模仿创业者开始行动时，市场往往已经形成，技术也已经相对成熟。由于先导企业的生产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市场需求迅速扩大，先导企业势必难以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这就为模仿创业者提供了市场机会。快速增长的市场还会促使一些模仿创业者从其他行业转移进入该行业。如南浔木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原先从事兔毛经营的企业家（如久盛地板的张恩玖、世友地板的倪方荣等）受实木地板产业发展前景的吸引，纷纷进入实木地板产业。
3.集聚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
集聚是指外地企业向本地集中。尽管浙江产业集群一向被认为是由民间资本自发形成的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典范，但是外资（包括港澳台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投资，以下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仍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近年来，产业集群招商、产业链招商已经成为浙江各地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外资对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发生在产业集群形成期的跟随集聚与发生在产业集群成熟期的集群集聚两种不同的类型。
嵊州领带、嘉善木业等浙江产业集群起源于外商的直接投资，外资先导企业在浙江的成功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来浙江投资，从而推动外资企业在浙江的集聚，形成产业集群。以嵊州领带产业为例，佳友公司的成功，带动了一批嵊籍港商回内地开办领带企业，“惠仕达”、“金剑美”等一批嵊籍港商在嵊州合资成立的领带企业成为嵊州领带产业发展初期的重要力量。嘉善中兴木业的成功，也起到了显著的示范效应。在它的带动下，10多家外资企业投资嘉善木业，并引进了亚洲最大的家具制造企业———台升家具公司。外商投资不仅扩大了嘉善木业的规模，提升了当地产业的技术水平，而且延伸了产业链，实现了从板材生产到家具成品的跨越。安吉竹业则通过引进台资使当地的主导产业从竹笋、竹篮、脚手架等传统产品升级为机械加工的竹凉席等产品。1988年，安吉县同台商合资创办了第一家机械加工竹凉席企业———安吉丽达竹制品厂。接着，港口乡碧门村引进了第一家台商独资的竹凉席加工企业———礼遥竹制品公司。随后，明志、旺龙等一大批台资竹制品加工企业纷纷在安吉落户。从1991年开始，大批台商拥入安吉，办起竹凉席加工企业，台资企业的大量进入对于安吉竹产业的起飞功不可没。
跟随集聚包括跟随竞争对手与跟随客户等不同具体类型。跟随竞争对手的策略可以使模仿者降低投资风险，同时缩小与先行者的差距，保持市场地位。随着一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跟随客户成为这些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进行对外直接的重要动因。自平湖光机电集群中的第一家企业———日本电产芝浦（浙江）有限公司于1999年4月落户平湖以来，日本电产集团在平湖投资了3亿美元，建立了10家光机电公司，同时，带动了关东美辰电子株式会社、东京特殊电线株式会社、黑田精工有限公司、东特有限公司等相关配套企业的投资，从而加快了平湖光机电产业的集群化进程。
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就成为光滑空间中的黏着点，对外部企业有很强的吸引力。许多浙江产业集群在规模扩大以后，凭借当地完善的产业体系吸引了一大批外资企业。海宁经编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由于企业规模偏小，技术装备落后，产业发展缓慢。从1994年开始，一批实力较强的企业开始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产品领域由单一的服装用布向产业用布、装饰用布拓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是，由于经编后整理等工艺的相对滞后，制约了海宁经编的产业竞争力。从2000年起，海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10多个规模较大的外资项目，集中分布在前道原料生产和纺织机械制造及后道染整（兼营织造），改变了海宁经编业“中间大，两头小”的产业链结构，迅速提升了海宁经编的整体实力。宁波北仑注塑机产业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先后吸引了德国的德马格、日本的住重机械、韩国的宇进以及我国台湾的今机、南嵘、铝台和香港的震雄机械等一批外资注塑机企业，不仅扩大了北仑注塑机产业的规模，而且完善了北仑注塑机产业的内部结构，提升了北仑注塑机产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化水平。
（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演化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产业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内部分工的逐渐深化，浙江地方专业化产业逐步向专业化产业网络和产业集群演化。改革开放初期，浙江通过发展家庭工厂，依靠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形成了“轻小集加”的产业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块状经济的崛起与专业市场网络的拓宽，使浙江轻型加工工业的优势进一步得到了发挥，在国内“三北”市场和广大农村市场占据了显著优势，带动了浙江区域经济的腾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地方产业通过大量引进先进设备，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把扩大生产规模与拓宽销售网络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地方产业的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努力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2001年我国入世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出口成为浙江众多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根据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产业集群同样存在从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演变的规律。在要素驱动阶段，集群的发展水平往往较低，而且主要以廉价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作为集群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集群的技术层次较低，往往依赖于进口的机器与技术，集群的内部结构较为简单，缺少专门的基础设施和相应的研究与培训机构。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及公共服务的效率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和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政府服务与发展环境的改善都促进了集群的发展。在投资驱动阶段，集群内的企业不仅引进国外技术，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发展相关技术；不仅为国外企业代工，而且开始通过独立的渠道在销售；到了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阶段，产业集群的发展更为成熟，集群内部的结构也更为完善，依托本地的研究与开发机构，集群内部的企业能够不断创新产品或提供更新颖的服务。
从总体上看，浙江产业集群正处在从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转变的阶段。尽管温州皮革、烟具，嵊州领带，北仑注塑机等产业集群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改造与对外投资实现了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但是目前浙江大多数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依靠低成本要素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经由产品的质量、专业功能或今后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型竞争优势”则明显缺乏。在纺织、服装、玩具、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浙江的许多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国内外重要的生产基地，但是技术水平，特别是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大多是通过模仿引进的，自主知识产权较少。相关支持产业有待进一步提升，许多产业集群以生产最终产品为主，产业链较短，相关与支持产业比较薄弱，产业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浙江产业集群虽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缺少一批知名的国际品牌。如何使浙江产业集群从低成本扩张的初级加工阶段，向以高附加值、差异化为核心的规模生产和品牌营销阶段转化，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
由于浙江各地专业化产业起步时间不同、发展速度不同，各地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往往呈现明显的差异。一些地方专业化产业可能已经形成潜在的世界级集群，而一些地方专业化产业可能处在刚起步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也有一些地方专业化产业在经历快速发展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昙花一现，迅速进入衰退阶段，一些地方专业化产业则远走他乡，出现了地方专业化产业的空心化现象。江山市的地弹簧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清湖镇起步，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随着相关信息与技术的扩散，清湖镇的地弹簧企业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并从清湖镇扩散到贺村、坛石、须江、何家山、淤头、石门、新塘边、峡口等10多个乡镇。1993年底，江山市共有地弹簧及配件生产企业600多家，产值2畅4亿元，销售量占全国总销量的60%以上。1994年以后，国家实施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地弹簧市场出现疲软，清湖（乃至）江山市的地弹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陷入了恶性竞争的困境，地弹簧生产企业纷纷转产或停产，企业数量、产业规模不断缩小，沦为普通的地方专业化产业。
温州灯具产业同样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发展周期。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温州灯具厂开始生产现代灯具，温州成为我国现代灯具产业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初期，温州灯具产业有灯具及零配件生产厂家200多家，年产值过亿元，形成专业化产业网络。1993年的温州东方灯具大市场成为全国创办最早的灯具专业市场，市场成交额由第一年的3亿元逐年成倍增加，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的互动使温州灯具总产值一度达到50亿元，600多家灯具企业产销量占全国灯具流通市场的25%。温州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灯具产业基地，温州东方灯具大市场则成为全国最大的灯具专业市场。1996年以后，温州一批灯具企业开始南迁广东古镇，温州本地的灯具产业开始滑落。全国各地前往温州采购灯具的经销商逐年减少，市场经营也开始走向滑坡，又进一步加剧了灯具企业的外迁。
温州皮革、乐清低压电器、温岭水泵、永康五金等产业集群虽然屡经风雨，却通过一系列技术与制度创新，克服困难进入一个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必须从动态的角度看待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依托创新寻找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升级道路。近年来，受国际贸易争端、国家宏观调控、省内商务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又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