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与模仿互动反馈机制
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在于从星星之火转化为燎原之势。从浙江产业集群的起源来看，先导企业无论是国有与集体企业也好，能人创业也好，外资企业也好，大都是通过引进、消化与吸收外地创新从而开始地方产业集群的演化历程。创新的复杂性与相对性使得对创新的判定往往与空间区域及市场细分程度密切相关。对产业创新的判定也必须与特定的空间区域相联系。浙江产业集群的先导企业往往只是当地的率先模仿者，但是外地创新的首次引进对于浙江地方经济的影响却不啻于原始创新对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
模仿创新是创新扩散最具效率的途径。在适宜的市场条件下，先导企业通过显著的市场优势产生强大的示范与带动作用，从而推动衍生、模仿创业和集聚企业的出现。创业必然存在风险。纺织、轻工等产业由于进入门槛低，技术要求不高，资本限制小，规模经济不明显，从而大大降低了创业的风险，有利于出现大面积的模仿，从而成为浙江以千家万户家庭工业为特色的块状经济最为集中的产业领域。
尽管演化路径不同，但是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都是对先导企业的一种模仿和学习。在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进入壁垒不高的情况下，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的出现往往是自然而然的。由于先导企业的投资与发展领先于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从而在技术、规模、品牌、市场渠道、客户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与治理环境下，先发企业的优势使得单纯模仿的企业很难获得大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必须重视创新，不断开发具有特色的产品型号、规格与市场，寻求与先导企业的差异性竞争。因此，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的模仿并非是一个简单地照抄照搬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学习与创新的过程。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仿者的创新能力。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的发展不仅是与先导企业争夺现有市场份额的过程，也是通过提供改进的产品和服务，扩张已有市场，开拓细分市场的过程。优秀的模仿创业者还可以后来居上，能比先导创业者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产品的市场一部分来自竞争，另一部分来自创新。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与先导企业在市场上并非简单的对立与竞争，而是既竞争又互补的复杂关系。
随着衍生、模仿与集聚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产业发展空间日益缩小，盈利机会逐渐消失，从而限制衍生、模仿与集聚企业的出现。甚至会因为投资的滞后效应和模仿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大量的模仿创业导致投资过剩，产能过剩，从而恶化市场竞争格局，迫使一部分企业退出市场。曾任永康市委副书记的胡德伟把永康衡器、燃气灶具、保温杯、防盗门、保温杯、电暖锅、滑板车、铜火锅、电炊具、电动工具、铝杆拖把、健身器材、踏步机等产业“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现象，形象地称之为“浪潮经济”。以永康的保温杯为例，1994年底，永康万事达工贸有限公司经过近6个月的试验，终于成功模仿日本产不锈钢保温杯制造了永康第一个不锈钢保温杯。1995年春产品正式投放市场，由于价格比日本产保温杯要低一半左右，市场供不应求。当时永康的保温杯生产工艺相对简单：一家企业，只要有冲床、拉管机、抛光机等简单设备，就能拉起一条保温杯的生产线。万事达工贸有限公司的成功立即吸引了一大批模仿者。从1995年5月开始，永康不锈钢保温杯生产企业不断增加。截至1995年12月，永康有1300家专事保温杯生产及配套厂家，全市保温杯生产线扩张到2000多条，日产保温杯10万只以上。但是好景不长，产量的迅速增加引发了企业间激烈的价格战，保温杯的价格迅速从200多元下跌到20多元。到1995年12月底，生产保温杯已经基本无利可图，于是产量开始急剧下降。到1996年2月，永康保温杯月产量仅为高峰时期的1／8，大量保温杯企业纷纷转产。1999 年，坚守在保温杯行业的企业仅有100来家。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浪潮经济”并不是永康独有的现象，而是浙江许多专业化产业面临的普遍问题，温州打火机、柳市低压电器、大溪水泵等产业都曾经经历过。尽管“浪潮经济”经常为人所诟病，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创新，从而引发新的模仿和发展高潮。仍然以永康保温杯产业为例，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永康的保温杯企业积极引进日本先进设备，并在企业管理、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积极的创新，永康飞鹰公司、南龙公司、先行公司、哈尔斯公司等企业以质量和品牌为先导，逐步成为全国行业龙头。目前，永康是全国最大的保温杯生产基地，保温杯产业在永康的五金产业中仍然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
创新是产业（集群）演化与升级的直接动力。但是由于产业和集群都是相关企业与社会组织的集合，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集群升级都是通过个别企业率先升级以后，带动其他的企业实现升级，从而推动整个地方产业与集群的升级。因此，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升级是产业与集群升级的基础，而企业的升级源自企业的创新。市场竞争是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创新。熊彼特将企业创新细分为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产品创新）；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工艺创新）；发现新的市场（市场创新）；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创建新的产业组织（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等不同形式。全球价值链理论则根据产业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产业的升级路径，强调通过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功能创新与链的创新，提升企业与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先导企业通过创新而获得竞争优势，但是技术的扩散与模仿提升了在削弱先导企业优势的同时，提升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促进了地方产业的升级。
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先行创业者与模仿创业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跟随者对先行者的模仿构成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第一个模仿创业者的成功会进一步推动潜在的模仿创业者，从而加速产业的扩散过程。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的不断涌现扩大了地方产业的规模，不仅形成了有利于创业的气氛，而且进一步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从而又进一步推动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的出现。产业集群就是在不断的创新、衍生、模仿与集聚过程中发展壮大，通过创新建立新的产业，通过创新的扩散扩大产业的规模，并进一步推动创新的深入，促进产业的升级。浙江产业集群就是在创新与模仿的互动反馈中演化与升级。
与地方产业演化相比，地方产业升级更关注地方产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与经营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组织与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等内容。但是，无论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还是技术与经营水平的提升，或者是产业组织与相关制度的完善，都离不开地方产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浙江地方产业逐渐成为全球产业网络的一个环节，发展深受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及全球贸易规则的影响，地方产业升级又主要表现为地方产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但是，浙江地方产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地位的提升并不是由于跨国公司的恩赐，而仍然有赖于地方产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因此，创新是浙江地方产业升级的最终动力。
（二）创新、模仿与浙江产业集群分工网络演化
发达的分工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显著特征。分工的深度与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产业的发展水平。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各行各业的发展，以及劳动过程中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的高低，都同分工紧密相关，分工程度是一个国家产业、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民财富增长状况的标志。斯密提出的分工范围受市场规模的限制的论述被学界称为斯密定理，从产业演化的角度来看，斯密定理意味着产业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产业分工的深化。美国经济学家杨格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认为分工的进步会导致需求的扩大，需求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分工的进步，经济进步、产业发展与专业化分工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报酬递增机制。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生动地演示了斯密‐杨格定理在地方产业演化进程中的作用。
分工起源于创新，并在模仿的推动下成为社会生产的组织结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分工的出现改变了现有的生产结构，因此，分工意味着创新及其社会化。与创新一样，分工不仅有技术属性，也有制度属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创新，也经常地表现为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分工、创新与模仿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产业的演化。
作为社会生产的类型划分，产业反映了社会分工的深度与广度。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产业内外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工关系。产业内分工既包括同类企业之间的水平分工，也包括零配件与成品企业之间的垂直分工，产业间分工既包括上下游产业的垂直分工，也包括与生产、技术或市场相关联的产业间水平分工。以特定的狭义产业为中心，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产业分工网络。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衍生、模仿创业与集聚企业既可能从事与先导企业相同的产业领域，也可能涉及不同但是仍然相关的产业领域。简单的衍生、模仿与集聚往往发生在与先导企业相同的产业领域内，衍生、模仿与集聚企业的增多意味着产品与市场的多样化，推动产业内水平分工的深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不仅代表了生产（市场供应）的一方面，同时也代表了对原材料、零配件、机械装备、包装等市场的需求。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产业的供给在不断扩大，产业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从而鼓励创业创新，促进分工深化。
产业内分工反映了产品生产工艺流程的分工，如零配件与成品企业之间的分工。由于不同的产业生产工艺不同，产业内分工的水平也各不相同。相对于食品、化工、医药等一体化水平较高的行业来说，汽车、家电、机械、金属制品等产品往往是由许多零部件组成的装配品，产业内分工水平相对发达。产业内分工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不仅能够通过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实现收益递增，而且能够提高交易效率，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本地零配件与成品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不仅增强了单个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竞争能力，而且提升了整个产业网络的灵活性、多样性与稳定性。
以常山轴承产业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为加快轴承产业发展，常山县先后成立了钢球厂、配件厂、锻件厂等企业，为当地国营常山轴承厂进行生产配套。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经营能人先后离开常山轴承厂自主创业。为迅速扩大规模，抢占市场，这些民营轴承企业毫无例外地把轴承生产技术要求较低的前道工序如锻加工、车加工等以及轴承生产配件如钢球、滚子、保持架等生产工序分离出去，自己则主攻生产工艺要求较高的磨加工和热处理等环节。轴承生产企业的这种决策使得常山出现了一个迅速成长的轴承配件配套市场。于是，轴承生产企业内部的一些员工、一些轴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亲戚、早先的乡镇轴承配件生产企业的经营与技术人员和常山当地一些头脑活络的青年人纷纷投资办起轴承配件企业，常山形成了以少数轴承生产企业为龙头、众多配件配套企业分工合作的产业网络。由于分离了前道工序及配件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常山轴承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常山的轴承配件生产企业则随着规模的扩大，除了为本地大企业配套外，开始承接浙江萧山、新昌和江苏常熟等地的轴承配件业务。
与产业内垂直分工相比，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由于涉及不同的产业，而使地方专业化、产业集群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产业链分工涉及从原材料、零配件、成品、销售等一系列纵向的生产环节。但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产业链都起源于单个企业与单个产业。产业链的延伸也充分反映了市场需求对创新与分工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浙江人的创业创新精神，浙江各地以温州专业商品产销基地为代表的专业化产业迅速崛起。但是，浙江作为资源小省，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特征非常明显。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必须依靠百万供销大军在全国各地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通过供销大军采购原材料与销售产品的弊端日益显现。为有效地降低原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的成本，专业市场（包括各类商品市场与原辅料市场及生产资料市场）作为一种适应浙江各地专业化中小企业集群的流通平台在浙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专业市场的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本地产业的影响力，为地方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化分工使浙江地方产业走上报酬递增的发展轨迹。
海宁、嵊州等地专业市场的改名及后续发展，生动地说明了产业链分工对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受温州与义乌等地专业市场发展的影响，浙江全省各地兴起“专业市场热”。1992年，海宁市委、市政府决定将皮革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培育，全市镇办、村办和个人私办皮革服装企业达到了200多家。为促进海宁皮革产业的发展，海宁市在1994年6月决定将位于沪杭铁路海宁站广场的综合性“海宁商城”更名为浙江皮革服装城。浙江皮革服装城成立前，海宁皮衣必须到外地市场去销售，交易条件相对较差。浙江皮革服装城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客户都主动到海宁来订货。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海宁浙江皮革服装城成为海宁皮革产业的龙头和窗口，反过来又推动了海宁皮革产业的发展。
在嵊州领带产业发展初期，大量嵊州人带着装满领带的拎包走遍全国各地。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国的领带销售中心不是在嵊州，而是在义乌，嵊州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领带生产基地，有许多嵊州人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领带摊位。1992年，嵊州市投资1200万元建设“浙东服装城”，主营服装批发。但是，浙东服装城在开业后出现了生意清淡的局面，而依托本地领带生产企业的领带经营户却生意红火。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及时调整市场定位，鼓励兴办领带服装企业，形成上厂下店的格局。1993年10月，“浙东服装城”改名为“浙东领带服装城”。随着市场的兴旺，嵊州领带城的知名度日渐扩大，外地客商不断增多，原来在义乌等地的部分领带经营商也纷纷移师领带城。1995年，“浙东领带服装城”再次更名为“浙江嵊州中国领带城”，兼营领带面辅料和衍生系列产品，成为全国最大的领带专业批发市场。
地方产业因创新（包括创新的引进）而出现，因模仿与技术扩散而形成规模，并在制造产品供应市场的同时，在前向、后向及相关产业领域形成巨大的需求。由于市场需求对于创新创业的巨大影响力，地方产业规模的扩大为相关产业的涌现提供良好的契机，从而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地方产业演化机制。波特认为，产业集群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创业的环境，产业集群内有新企业所需要的资产、技能、投入和人员，进入与退出的壁垒都较低。产业集群由于内部需求旺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本地市场。当地的能人与企业家能够察觉到产品、服务或供应商有待加强的地方，从而瞄准那些空白地带自行创业，通过创业创新加速产业集群的发展。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的发展，生动地展示了地方专业化产业分工网络形成的报酬递增机制。1984年12月21日，嵊州绸厂、华丽服装厂与嵊籍港胞卢陆的香港友联领带厂合资成立浙江佳友领带有限公司，主营领带面料织造和领带制作。受佳友影响，一些嵊籍港胞也在嵊州创办多家领带公司。20世纪80年代后期，胡士良、钱国仁、高喜军等佳友公司的销售和生产骨干离职自办领带企业，一大批领带家庭工场在嵊州各地应运而生，同时专业销售队伍迅速成长，形成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销售网络。至1992年，嵊州城乡形成从面料织造、印染到裁剪、缝制、整烫、包装及附配件生产一条龙生产体系。1993年，“浙东服装城”改名为“浙东服装领带城”，1995年又升级为“中国领带城”，成为吸引全国各地经销商上门采购的重要平台。
早期嵊州企业的领带制作大都靠手工完成。1997年，嵊州一位从事机械制造的企业主发现手工剪裁领带衬布的质量不稳定，机器裁剪衬布的潜在市场量较大，便自行研发专门用于切割领带衬布的切割机。由于这种机器对衬布的吞吐量较大，一般企业产量有限，专门配备这种机器并不经济。这位企业主便开始专门从事衬布切割生产，服务当地的领带生产企业。受这位企业主创新与当地市场的驱使，至2002年，嵊州涌现了7家专业领衬切割厂。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金天来领带服饰有限公司、浙江梦天娇服装有限公司、浙江金天得领带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巴贝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威特领带服装有限公司、浙江嵊州绅士领带服饰有限公司等一批起点高、投资大、产量多、质量趋优的领带公司相继问世，使嵊州领带产业从家庭作坊式向规模化转变。1995年初，浙江巴贝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以补偿贸易方式首批引进国际先进织机及全套德国领带花型设计系统。此后，嵊州领带企业纷纷引进国际高档电脑提花织机、印花流水线，提升企业装备与技术能力。2001年以来，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企业纷纷在嵊州投资印花、后整理等工序，提升了嵊州领带产业的技术水平。“皮尔·卡丹”、“阿玛尼”等国际品牌纷纷在嵊州寻找合作伙伴。巴贝等企业则通过收购意大利著名领带设计公司，在国外设立经销网点等途径提升嵊州领带的国际化水平 。
单个产业的发展往往受到市场规模与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在浙江许多地方产业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主导产品的转换。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最初以制革与皮衣为主。但是，由于皮衣消费的季节性很强，市场波动大，因此海宁皮革产业逐步从皮衣扩大到皮夹、皮包、皮具乃至皮沙发等领域。海宁许村的纺织集群兴起于被面，而后在市场的驱动下发展到装饰布、沙发布、床上用品、唐装面料等产业。湖州织里的童装产业，最初起步于绣花枕套，由于绣花枕套市场规模有限，以后逐步进入童装产业。南浔木业集群兴起于家具产业，因家具产业的前向关联形成三夹板、胶合板产业，因家具、胶合板产业的后向关联兴起家具、建材市场。20世纪90年代又兴起地板产业。目前，南浔木业包括家具、胶合板、地板、木线条等四大主导产业。嘉善木业也通过引进亚洲最大的家具制造企业———“台升家具”，延伸嘉善木业的产业链。嵊州在成为世界领带产业基地之后，也开始延伸到真丝家纺、绢丝服装等产业。新的主导产品的引进无论从产业间分工，还是从集群演化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新产业的成功引进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产品，而是通过引发新一轮的衍生、模仿与集聚，从而加快了产业的集群化进程。因此，分工水平是一个地方产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衡量产业集群化水平的重要标准。
随着地方产业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原本独立于专业化产业之外的企业与社会组织，也会逐步融入产业集群，一些原本与专业化产业联系不甚密切的产业，也会通过联合成为产业集群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企业、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又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如湖州的棉印染业具有较长历史和特色优势产品，但是生产相对集中，集群化的特征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织里童装产业崛起，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由于童装生产大量需求棉布原料，不仅推动了湖州棉布（坯）专业市场的诞生和发展，而且促进了湖州棉印染业迅速发展壮大，棉印染业的发展又支持了织里棉布专业市场与童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童装与棉（坯）布成为织里纺织产业集群的两大各有特色、又相互支持的支柱产业。因此，波特认为，产业集群的规模与边界会随着新企业与新产业的出现，现有产业的萎缩或衰弱，或本地企业的发展与迁移，而不断演化。技术、市场与规制的改变也会对产业集群发展造成影响。成熟的产业集群不仅是单一产业，而是由好几个相关产业组成。因此，产业集群的深度（产业链的环节数量）与广度（相关产业间分工数量）远比产业集群内单个企业或产业的规模来得重要。
（三）治理、嵌入与浙江产业集群演化
治理反映了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产业集群治理是产业集群组织与制度演化的过程。如果说分工主要强调企业之间在生产上的区别，治理则主要关注企业之间的联系方式。浙江产业集群发达的分工决定了治理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浙江产业集群的治理可以分为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交易关系的治理与集群的公共治理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层次。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交易关系的治理，既涉及企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又涉及企业之间的垂直分工，反映了产业集群的组织与结构。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威廉姆森的治理理论，产业集群是介于一体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混合治理模式 。马库森（M arkusen，1996）在《光滑空间中的黏着点：产业区的分类》一文中，将产业区分为马歇尔式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平台式产业区和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等四种类型，其中前三类是以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仇保兴也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将中小企业集群划分为“市场型”、“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型）和“混合网络型”三种类型。Gary Gereffi，John Humphrey，Timothy Stur‐g eo n（2003）等人根据交易的复杂性、处理交易的能力、供给基础能力等因素，按照非市场协调和力量不对称水平的高低，把全球价值链分为等级制、领导型、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等五种不同治理类型 。
由于市场需求存在波动，企业必须通过调整自己的生产能力适应市场的需求。受投资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扩大或者迅速缩小生产能力。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外包制度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具有较大弹性的组织形式，也充分发挥了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优势。浙江产业集群内部发达的分工为企业外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外包的内容来看，外包或者发生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水平分工，或者发生在产业内与产业链的垂直分工。从外包的组织化水平来看，外包企业与供应商之间既可能是市场交易关系，也可以是存在股权关系的母子公司结构。从外包的持续时间来看，既存在临时的、短期的外包，也有相对固定的、长期的外包。借鉴产业区与全球价值链等相关理论可以认为，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存在着从市场型到一体化企业之间的一个治理谱系，其中市场型、关系型、领导型产业集群在浙江均有较为典型的案例。
市场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主要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联系，相互间关系较为对称，基本不存在占主导作用的企业。根据产业集群内部分工水平及企业间联系方式，市场型产业集群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在宁波服装、桐乡化纤、富阳光通讯等产业链较短，企业较为独立的地方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知识的共享与产品外包等方面，形成了以市场竞争为主的治理格局。义乌小商品、海宁皮革、南浔木业、织里童装等产业集群则构成了特色产业与专业市场互动的治理格局，企业与市场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合的。苍南金乡徽章、桐庐分水制笔、诸暨大唐袜业等集群内部产业链较长，专业化分工较为发达，但是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企业间的关系也较为平等，构成了市场型产业集群的又一亚类型。以苍南金乡徽章生产为例，作为全国最大的标牌徽章制作产业基地，金乡已经形成从原材料到成品，包括设计、熔铝、写字、刻模、晒板、打锤、钻孔、镀黄、点漆、制针、打码、装配、包装等十几道工序。这一道道工序大都由一家一户的企业完成，每家企业完成其中一道工序后，其半成品通过市场被另外一家企业购买后再去完成下一道工序，如此循环，直到生产出成品，形成了由参与各道工序的800多家企业集合而成的网络型生产体系。
关系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往往存在长期合同，但是企业之间一般不存在股权关系。随着温州美特斯邦威、宁波博洋家纺等虚拟企业的兴起，关系型产业集群对浙江产业集群治理的影响日益扩大。在上虞风机、光源等产业集群，虽然企业之间在生产上相对独立，但是上风高科、阳光集团等龙头企业凭借着技术与管理的优势，对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柳市低压电器、平湖光机电等领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往往存在股权关系，因而也往往存在较为密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型与领导型产业集群都表明了产业集群内部存在着龙头企业（中心）与其他企业（卫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但是受企业所有权、核心竞争力等因素的影响，集群内企业之间的联系方式有所不同。
由于地方产业处在不断的动态演化当中，因此，浙江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也会随着产业的演化而发生改变。以乐清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为例，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发展早期，家庭工业户遍布柳市各地，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柳市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截至1981年，低压电器门市部已经发展到300多家，企业产值达2200多万元，供销人员达1万多人。由于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严重的质量问题，政府采取许可证等方式管制柳市低压电器产业。一批重视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的企业如正泰、德力西等企业，通过品牌、许可证、营销渠道等方式吸收大量中小企业，自身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并推动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向领导型转变。
浙江产业集群最初的起源往往较为简单。随着模仿、衍生、集聚等因素的作用，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也出现分异，治理机制日益多样化。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能力与战略选择不同，产业集群内部往往存在多种治理方式，不同的治理方式之间往往存在混合。因此，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交易关系的治理形式往往是复杂而多样的。而且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嵌入水平的深化，浙江产业集群的治理机制也从单纯的经济治理向公共治理转变。根据治理主体的差异，可以将浙江产业集群的公共治理分为社会治理、政府治理与集群治理三个不同层次。
受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影响，浙江地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面临着过度竞争与区域性质量问题、反倾销、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品牌以及用工、消防、职业病等现实问题，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治理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涉及外部性与社会发展，这些问题不是一家企业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产业集群内部各个企业与相关组织的集体行动。产业集群的公共治理反映了对集群公共事务的处理之道，也体现了产业集群的制度创新过程。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创新对于地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往往需要相应治理机制的配合。如果缺乏良好的公共治理，产业集群的发展就缺少制度保障，容易引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完善产业集群的公共治理体系，成为浙江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浙江产业集群的社会治理主要关注行业协会、工会等社会组织对产业主体（企业与工人等）行为的协调。浙江行业协会的发展一部分起源于政府传统行业管理职能的下放，一部分起源于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1987年8月，一批温州皮鞋因质量问题在杭州武林门广场被付之一炬，温州鞋业面临严峻考验。1988年6月，中国皮鞋行业第一个行业协会———“温州市鹿城鞋业协会”宣告成立。在成立之初，鹿城区鞋业协会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它挂靠鹿城区经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是由鹿城区经委指派的，鹿城区所有鞋类企业都必须加入协会。1989年，鹿城区人民政府为重振皮鞋行业，成立了由主管副区长为组长，工业、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参加的鞋业质量整顿管理领导小组，下设被赋予一定管理职权的办公室。鹿城区皮鞋质量管理办公室与鹿城鞋业协会合署办公，鞋业协会秘书长就是皮鞋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但是，随着行业协会改革的不断深化，鹿城区鞋业协会的民间化特色日益明显。2003年，鹿城区鞋业协会制定的《关于维护行业使用技术、经贸、管理员工合法权益的公约》及与之配套的行业“劳动合同”文本，成为全国同行业第一个维权公约，并在全省同行业推广。
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在产业关系、劳动关系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会组织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重心逐步从协助党委、政府或企业行政开展工作，转移到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在浙江，义乌、温岭等地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推动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行业协会、工会等社会组织对于降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企业与社会之间、企业家与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行业协会实现和维护的是同行业企业的共同利益，在行业协会侵犯其他社会组织利益时，还需要政府出面协调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政府也是地方产业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根据我国行政管理的层次，浙江产业集群的政府治理可以细分为地方政府、区域政府及中央政府等不同层次。由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关系地方经济社会表现与居民福利，而地方政府政策、地方标准等因素都会对产业集群发生影响，地方政府与产业集群治理的关系密切，地方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针对性也较强。由于区域内部往往包括众多的产业集群，区域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往往具有较强的综合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水平，浙江省先后推动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811环境保护行动等，对于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公共治理起到了明显作用。中央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则更为宏观与综合，往往是原则性的与指导性的，很少针对具体的产业集群。显然，不同层次的政府，由于行政资源、管理方式及与产业集群联系的差异，对于产业集群治理的影响方式与力度也各有不同。
产业集群的良好秩序，不仅要求企业之间，而且要求企业家与劳动者之间，行业之间，行业与社会之间都形成有序的治理结构。因此，完善的产业集群治理要求各经济社会组织通过沟通、协商、谈判等途径，发挥企业、行业协会、工会和政府等组织各自的职能，完善产业集群的制度建设，促进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近年来，浙江温岭等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积极探索产业集群治理的新途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3年以来，温岭在当地已经开展多年的“民主恳谈会”的基础上，构建了由政府主导、工会出面、劳资双方参与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通过组建行业工会，召开业主、职工座谈会，工价测算，工资集体协商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羊毛衫、水泵等行业的用工问题，为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构建了新的平台 。
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产业与地方相互嵌入、共生演化的过程。近年来，有关浙江精神、浙江文化的研究强调了“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等文化因素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有关市场、技术等创业信息往往是隐性知识，衍生、模仿等演化路径表明当地社会网络（如同事、亲戚、朋友、邻居等社会关系）对浙江地方产业演化的显著影响。地方产业的演化反过来又会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重构当地的社会网络，甚至改变当地的经济社会性质，形成新型的地方经济社会景观。产业集群化反映了地方产业分工网络不断扩展的过程，产业与集群的地方化反映了产业与集群对地方经济社会影响日益深化的过程。浙江许多村、镇乃至县市因为当地的特色产业，而成为中国名村、名镇、名市，产业集群已成为地方最为显著的品牌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