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及其演化特征
无论是产业还是集群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演化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产业、集群的演化规律，才能更深入地认识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作为地方产业网络，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本章根据浙江地方产业、集群演化的历史，分析浙江地方产业、集群的演化规律。
（一）浙江的传统特色产业
产业集群在浙江具有悠久的历史，浙江的许多传统产业（包括农业、食品、手工业等）都具有地方化的特征。由于工业（包括手工业）生产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地方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杭嘉湖丝绸、宁波草席、绍兴黄酒、金华火腿、萧山花边、青田石雕、龙泉青瓷、台州麻帽、温州皮鞋、绍兴纺织、富阳造纸、湖笔等地方特色产业都具有集群发展的特点。
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丝线和绢片，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表明早在47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湖州的先民就已经懂得种桑养蚕、缫丝织绸。随着丝绸产业的发展，嘉兴的王店、王江泾、濮院，杭州的塘栖、临平，湖州的菱湖、南浔、双林、琏市（今练市）、新市，绍兴的华舍等地先后成为丝绸专业镇。清代，嘉兴丝绸产业兴盛，土丝交易集中于市区的丝行街。宋元以来，浙江沿海一带开始植棉，当地手工织坊大大增加，慈溪、吴兴、嘉善等地“家纺户织”的土纺土织也随之兴起，魏塘成为著名的棉纺织专业镇。宁波的席草栽培历史悠久，据考证，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鄞州农民就已掌握了席草栽培和编织技术，编织各种草席草帽。唐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鄞县用席草编织的草席已出口朝鲜。清乾隆年间，慈溪长河从鄞县引进席草编织工艺，因式样大方、花色美观，深受国外消费者欢迎。嵊县竹类资源丰富，东晋时期，嵊县竹编已有盛名。青田叶蜡石资源丰富，青田石雕始于1700多年前的六朝，唐、宋时期，青田石雕有较大的发展，石雕产品广泛用于文房用具及石碑、香炉、佛像等实用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远销海外。湖笔相传起源于秦代，南北朝时期，湖州善琏村一带，家家户户都以制笔为业，并以技艺高超闻名于世。东阳木雕始于唐，不仅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还生产床、橱、桌、椅、茶几、挂屏、摆件等实用产品。受越窑、婺窑、瓯窑制瓷业的影响，龙泉大致在南朝时期开始烧制青瓷，经五代至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富阳竹料纸的制造，始于唐末、五代时期，到宋朝以后，以元书纸为代表的富阳竹纸生产进入顶峰。宋室南渡后，有很多扇画艺人和制扇工匠随皇室南迁，集中于杭州，制扇作坊集中之地被称为扇子巷。崇福皮毛加工业起始于明清时期。崇福镇南门有一条近百米长、三米宽、东西向的弄堂，因硝皮作坊集中而被称为叫硝皮弄。花边，起源于意大利威尼斯，1919年秋由沪商徐方卿辗转传入萧山坎山镇。1924年，高德良在瓜沥镇开办花边练习所，免费向本乡妇女传艺。到1930年，萧山各地花边厂已达30家，坎山、瓜沥等东片沙地，有挑花女工2万余人。萧山东片“家家种棉麻，户户会挑花”。
浙江的传统特色产业主要集中在特色农产品、食品与手工业，家庭作坊式企业占绝大多数，由于生产规模小，市场往往集中在本地，通过家庭、师徒等社会关系传递生产技术，工艺进步缓慢。传统特色产业往往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数量少，规模小，产业链较短，分工也不是很细，对地方经济，尤其是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弱。浙江大多数地区仍然是农业生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浙江的许多传统特色产业都拥有一些知名品牌，如杭州的王星记扇子、嘉兴的五芳斋粽子、杭州西湖的三家村藕粉、湖州的王一品毛笔等。与此同时，浙江历史上的许多特产往往只是个别企业的产品，而并未演化成地方产业集群。因此，从个别的企业发展到产业集群需要一定的条件。随着地方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协调产业内部联系，行业公会（或公所）也随之兴起。民国时期，杭州、湖州等地先后出现丝绸行业公会。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地方产业的影响也日益深化，一些特色产业成为区域的品牌，常山县灰埠镇、苍南县矾山镇、杭州扇子巷等地还因当地的特色产业（石灰烧制与销售、明矾开采与利用、扇子制作与销售）而得名。
从历史发展来看，浙江的传统特色产业兴起时间有先有后。许多特色产业一旦形成往往能持续繁荣较长的时间。一些特色产业有时会因战乱而出现萧条，但是战后随着经济的好转，也往往能快速恢复。但受现代技术与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浙江的地方传统特色产业发展出现分化：一些地方传统特色产业日渐消亡或不为人知；一些地方传统特色产业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其生产技术与产业组织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也有一些传统特色产业则通过技术更新而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其产业规模与影响日渐扩大，甚至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成为当地的重要标志。
（二）计划经济条件下浙江产业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特征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尤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改变了浙江产业的空间组织形式。传统地方产业内部各个独立的企业（或手工作坊）往往被集中到个别国有或集体企业。如海宁民间有个体手工业经营者用硝皮法硝制皮革的传统，1930年后，海宁硖石、袁花、长安、斜桥、庆云等集镇先后出现了一批制革厂坊，至1949年，海宁全县有制革厂坊达10余家。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海宁众多制革厂坊公私合营成立地方国营海宁制革厂，隶属于浙江省二轻工业厅的省皮塑公司，企业产供销全部实行计划经济生产模式。桐乡崇德从1841年开始出现家庭硝皮作坊。1951年，崇福已有硝皮作坊37户，1953年成立崇联裘皮生产合作社，1956年成立崇德县制裘生产合作社，后在此基础成立国营“桐乡皮毛厂”。传统、分散的手工作坊集中为具有现代技术的生产企业，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由于经营管理体制的限制，技术与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国有企业服从国家与政府的计划，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弱化，嵌入性减弱，许多企业经营机制僵化，技术扩散缓慢，地方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投资建设了杭州钢铁厂、衢州化工厂等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还投资建设了浙江水泵厂、浙江家用电机厂、新昌轴承厂等一批中小型国有企业，建立了以冶金、化工、电力、机械为主的一批工业企业，开辟了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硅酸盐工业、无机和有机化工、发电设备和输变电设备制造、气体分离设备制造、农业机械制造、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门类，进一步扩大了轻工业的规模与质量，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在发展地方工业的过程中，水电、化肥、农药及棉纺、丝绸和其他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与浙江农业发展关系较为密切。但是，由于政府统筹计划企业的生产与销售，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机制，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动力，国有企业的协作配套往往是全国性的而非地方性的。由于国家投资集中在城市，尤其集中在杭州与宁波等大城市，导致城乡差异与二元经济结构日益明显。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往往恪守“小而全”、“大而全”的组织模式，强调生产的自给自足，产品大都由企业自己配套，许多企业甚至承担了相当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需要维持诸如托儿所、学校、食堂、医院等社会公共设施，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往往受到限制。
改革开放以前，在“以粮为纲”思想的影响下，限制了农村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办乡镇企业作为发展资本主义来批，把依靠市场调节作为投机倒把来斗，农村工业发展停滞不前。由于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技术扩散也受到相当的限制，农村工业发展缓慢。1978年以前，浙江农村除少量以农机修理、饮料和食品加工等为主的社队企业外，绝大部分农民主要从事农田生产劳动。受工业化进程及国有与集体投资规模限制，直到1977年，浙江的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才超过第一产业。1978年，浙江的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一产业的比重高于全于全国水平，浙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农业省。
在改革开放前，浙江实行的是省内自求平衡的战略，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建立完整体系为目的，经济运行以省内循环为主。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严格控制，企业缺乏自我发展的动力，个人缺乏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缺乏创新的活力，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与集群化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条块分割也严重束缚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与经济协作，导致工业往往呈现分散的点状布局。
在计划经济时代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不提倡迁徙自由。长途贩运被视为投机倒把而受到严厉打击。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浙江人仍然顽强地寻求发展的空间。义乌小商品市场、温州弹棉花郎、台州豆腐匠都想方设法，走出去寻求生产与发展的空间，在谋生的同时，也掌握了全国各地的市场信息，增强了创新创业的能力，为后续发展点燃了星星之火。1970年，温州乐清柳市镇农民陈庆瑶（音译）到安徽某煤矿访友时，无意中了解到煤矿作业必需的“交流接触器动静触头”大量缺乏，他一方面答应回温州给朋友发货，一方面将“触头”临摹在白纸上带回温州。陈庆瑶从温州永久锁厂请来技师指导，就在家里敲敲打打生产出了第一批产品。1972年，陈庆瑶开办了茗东五金电器制配厂，到1975年，工厂已经发展到19个车间，125名工人。“文革”后期，家庭作坊式的“地下工厂”遍布柳市各地，1978年，柳市出现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从1974年开始，湖州轧村的三圩、增圩、李家坎等村的农民冒着风险，制作绣花枕套手艺，并走村串巷去卖。到1978年底，已有1000多家绣品户，从地域上遍及到织里地区的织里镇以及附近的轧村、晟舍、太湖、漾西、戴山五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义乌的“糖换鸡毛”仍旧没有被彻底消灭。在经得生产大队、公社的许可后，农民可以在农闲季节，手持政府开具的许可证，到省内外收购废品、鸡毛，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的直接原因。一些农村利用下乡知青和城市的紧密关系，由城市工厂帮助农村建了一些工厂。如桐庐县分水镇制笔产业起源于1977年冬季，杭州圆珠笔厂的一对职工到分水镇儒桥村看望下乡当知青的孩子，发现当地拿来当柴火烧的小毛竹竿很适合做圆珠笔杆。在他们建议和帮助下，儒桥村大礼堂里办起了第一家竹竿圆珠笔厂，为分水镇制笔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改革开放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
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浙江产业的发展模式。浙江产业集群的大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导向的改革促进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而劳动力、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奠定了浙江地方产业大发展的制度基础。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和民营经济的兴起为浙江地方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社队企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以法规的形式，肯定了社队企业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草案）》提出：“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机动车船，从事生产和运输，允许农民进行长途贩运”。1984年，国家允许个人贩运不受行政区划和路途远近限制，可以出县、出省，允许个人贩运的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国家政策法令许可范围内随行就市，有升有降。
1980年12月11日，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诞生在温州。1983年1月15日，两个台州农民合伙办的企业领到了中国第一张股份合作的营业执照。1983年以后，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我国开始鼓励农民务工经商，允许农民进行长途贩运、批发销售。浙江省遵照中央“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方针，明确社队企业是“农村四大支柱之一”，在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给予照顾和支持，如允许社队办农副产品加工厂，允许乡镇企业的产品价格有一定的浮动幅度，并在银行贷款、支农资金上给予照顾，从而加快了浙江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1984年以后，全省各地把乡镇企业列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从1984年到1988年的5年间，出现了浙江农村工业化的高潮。传统的以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生产方式逐步被打破，浙江农村开始以市场为导向来调整自己的生产活动，农村商品化率大大提高；农村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技术、资金等发生剧烈的集聚、分化和组合。通过专业市场、家庭企业、挂户经营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了专业户向专业村、专业乡镇转变，形成了浙江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的最初雏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展开，农民长期被旧体制压抑的潜能得以释放，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把从事农业生产后的余力转向了非农产业，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1983年，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76畅85亿元，比1978年增加2畅63倍，年均增长29畅41%。浙江农村工业化的高潮出现在1984年到1988年期间，其显著的标志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浙江非农劳动力在全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从1984年的28畅45%上升到1988年的36畅57%，比全国高15畅08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大大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1984至1988年的五年中，农村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7畅18%，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农村工业所占份额1983年为26畅18%，1988年为46畅51%，五年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0畅87百分点。1992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更使浙江农村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以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产权量化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地方产业的集群化态势。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的劳动力流动，而劳动力的快速流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浙江农村工业化，又为浙江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构筑了一种有效的地域组织模式，并产生良好的规模效应和相应的人口空间聚集效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人口的流动加快了知识、技术与信息的流动，使得各种创新得以加速扩散。改革开放以后，科技人员的流动加速，星期日工程师在促进浙江农村工业化与产业集群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形的技术市场促进了工业技术与信息的流动，加快了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上海、杭州等地的科研人员与老工人对浙江许多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海宁制革厂的总工程师于义通过技术合作、咨询等多种方式提升了海宁市上林制革厂（后来的浙江富邦集团）、华丰制革厂（卡森集团的前身）等乡镇企业的制革水平。
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市场也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体制的一种突破。根据现有资料，浙江最早的专业市场是1979年8月建立的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1979年，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外出弹棉的叶克林、叶克春兄弟从外地带回一袋纽扣，在镇上销售，因生意兴旺，后摆起第一个纽扣摊，引起乡邻纷纷模仿，在桥头镇西街自发形成了以纽扣为主的小商品交易市场，1983年2月桥头纽扣市场得到当地政府的正式承认。与此同时，在义乌稠城与廿三里等地出现了由货郎担自发形成的小商品市场，1982年8月25日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放。专业市场的兴起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遍布全省农村各地的专业市场成为连接浙江农村工业与全国市场的重要纽带。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大力推动横向联合的迅速发展。浙江的经济技术协作从物资串换起步，逐步扩展到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全方位的联合与协作，促进了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浙江的许多乡镇企业都通过与上海等地的协作，获得上海企业、科研院所的支持，从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宁波的雅戈尔、罗蒙、培罗成等服装企业都是通过与上海企业的联合，加快发展。椒江工业缝纫机、飞跃集团等缝纫机企业都是通过与上海缝纫机企业、科研所与外贸公司的联系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实现产品的出口。云和的木制玩具企业和平湖服装企业等也都是通过上海的外贸公司实现出口。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外贸、外资与国际人口流动的加速扩大了浙江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联系，推动了浙江产业的发展。国际市场的需要规模使得浙江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云和木制玩具、宁波蔺草制品等产业随着出口的扩大而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港资企业的进入推动了嵊州领带等产业集群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台资企业的进入推动了嘉善木业、安吉竹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美与日本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提升了许多浙江产业集群的技术水平，而且促进了平湖光机电产业等集群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