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理论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无论是在古典意义上，还是现代意义上，政府在形式上都是超越于各种社会利益的公共权力的主体 。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必须履行一定社会管理职责。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如国防、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或调节经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复杂，政府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长期的演化历程中，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方式与方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下，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益、效率和效能，针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企业化政府、市场化政府（政府管理市场化）、解制式政府（减少政府规制）、分权化政府、参与式政府（政府管理的社会参与）、弹性化政府（政府管理的灵活性）和多中心化政府成为政府再造的主要目标 。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政府代表了公共治理的一种模式，因此政府治理可以纳入广义的治理理论框架下分析。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政府治理的机制与模式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自从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以来，治理代表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新趋势。治理反映了社会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同时也是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协调、联合行动的过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从行政学的角度看，治理理论则强调一种多元化的、民主的、合作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公共行政。治理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中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治理不仅框定了政府改革的大背景，也为中国政府改革提供了大致的改革思路和总方向，即创建服务型政府。
2001年以来，上海、成都等地政府先后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提供良好的政府服务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2004年2月2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指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就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发表讲话，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以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政府治理模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
所谓服务型政府，简单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就是为社会服务的政府；从行政学角度理解，就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虽然角度不同，但学界基本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达成了一致，即“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识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从经济层面上说，政府存在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主要为社会提供市场不能够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管，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政治层面上说，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要确保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困难群体提供一个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环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有效的治理而不是统治；从社会层面上说，政府要从社会长远发展出发，提供稳定的就业、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调节贫富差距，打击违法犯罪等，确保社会健康发展。政府治理绝非是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而是政府与整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治理理论所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
按照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这时，社会需要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否则，将导致社会发展的中断甚至倒退。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美元。社会上存在诸多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利于完善政府的职能，调节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稳定、健康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浙江产业集群升级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各级政府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和企业服务平台，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政府功不可没。浙江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各级政府在专业市场、区域产品质量治理、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区域环境整治、创新中心与区域品牌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但是，进入21世纪后，浙江不少地方先后出现“地荒”、“电荒”、“技工荒”、“民工荒”、“水荒”，企业的商务成本日趋上升，引发企业外流。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外贸政策调整、国际贸易壁垒等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使浙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压力明显增加。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使浙江出口导向的产业集群面临极为困难的市场环境。目前，浙江产业集群在人才和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国际市场开拓、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的诸多困难，表明政府在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政策扶持，以及为企业提供知识转化和技术合作的外部环境和服务体系方面仍不完善。受传统与惯例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调节经济、监管市场和服务社会的意识、能力与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一切都要求浙江省各级政府进一步强化对产业集群的服务，积极参与产业集群治理，引导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综合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学科的治理理论为政府服务和引导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治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角度来看，政府最传统也是最重要的角色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作为公共服务主体，政府应当重点关注企业不愿意行动但是又与生产要素有重要关联的领域，如教育（人力资源培育与开发）、研究开发、基础设施、环境、医疗保险和经济信息等。从产业集群治理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当着力支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生产要素建设，包括高素质的企业家、专业技术人才、完善的工业园区与配套机构，知识产权、环境与产品质量规制，有利于创业创新的环境等。由于各级政府部门管理的权限、范围、方式、方法都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的政府部门产业集群政策的重点也应有所不同。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不同的空间层次。
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发展，需要先进而精致的国内市场需求的配合。波特认为很多国家将本国需求摆在一边，一味朝出口导向模式发展，会限制本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竞争优势。开拓国内市场不仅有利于浙江企业完善营销渠道，进一步扩大规模，同时也有利于浙江企业培育品牌，实现功能升级。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国际市场对浙江产业集群的限制日益增多，完善国内市场环境，引导浙江产业集群开拓国内市场成为政府的重要责任。从引导浙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政府不仅需要通过投资、消费等各种渠道扩大内需，更需要通过严格产品标准、打击假冒伪劣、完善信用体系、抑制地方保护等措施，完善国内的市场制度与市场环境。无论从保障国内消费者权益，还是从提升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国内产品标准（包括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环境影响等相关标准）都应该努力向国际标准看齐。政府采购应当能够反映国际的需求趋势，同时激励国内企业的创新。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在劳工权益保障（工资、安全生产、环境安全）、产品质量监管、安全生产、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加强监管，提升国内企业的社会形象与竞争力。在政企分开、政府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消除地方保护、加强企业监管、建立良好的国内市场制度与环境的同时，政府部门应该逐步减少产业准入规制，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提升产业竞争力。
由于产业集群具有地方化的特点，全国性的产业集群政策往往是以具体的产业集群项目推进，或者是原则性指导全国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同时放手地方政府选择具体的产业集群政策工具，并鼓励全国性行业建立各类外贸、技术研发、检测、培训、会展、信息平台，促进全国各地产业集群交流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构建产业集群网络，通过各种集体行动，提升国内产业集群在国际产业网络中的地位。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更加明显。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除了推进政府制度改革、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外，更需要针对当地产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参与产业集群治理，服务产业集群发展。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也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一般性基础设施很难成为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专业性基础设施很难成为中央政府投资的重点，因此，地方政府在完善当地一般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与当地产业集群相关的专业性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对于浙江的许多产业集群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各地政府在促进行业协会、区域性研发机构等服务体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浙江产业集群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应当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与地方权威，出面组织各种中介服务机构，更好地为产业集群发展服务。加快产业集群的行业协会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治理、集体行动等方面的作用。加快服务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服务中心建设，重点研究产业集群的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同时，为企业外部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提供信息、咨询、培训和中介服务，推动产业集群与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相关企业等之间的隐性知识转移和技术交流合作，不断提高浙江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加强专业技术培训机构建设，鼓励人们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为浙江产业集群培养充足的技术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金融及投资领域的信息、咨询、指导、担保和中介等公共服务，促进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外来投资者（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
建立产业集群政府协调机制，促进发改、经贸、科技、工商、质检、环保等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统筹产业集群项目资金、园区建设、科技服务平台、区域品牌等产业集群政策项目。建立产业集群治理委员会，通过会议、论坛等多种渠道促进政府与行业协会、工会及相关机构的协调，使产业集群的升级成为政府和集群乃至当地社会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发挥政府部门的优势，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加强与全国性行业协会、教育培训研究开发等机构的联系，积极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资金、项目、技术、信息等各方面的支持。积极参与或举办各类商品、技术展览会，为产业集群内企业提供交流平台，提高地方产业集群的知名度、美誉度，培育产业集群区域品牌。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发展集群招商，提升产业集群的国际化水平与技术水平。建立科学的集群统计分析信息系统，加强产业集群及其市场环境的研究，建设地方产业集群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各种渠道，研究产业、技术与市场发展趋势，并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传播，引导企业创新。政府部门应当努力成为特定产业集群的专家，地方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应当尽可能走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前面，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引导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与地方显著性，使得政府参与产业集群治理的影响力往往超越经济层面，涉及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为了避免产业集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锁定，防止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地方政府要注意新兴产业的培育。
区域性产业集群政策介于全国性产业集群政策与地方产业集群政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由于区域产业集群的空间与行业分布特征，决定了区域性产业集群政策需要独特的治理平台。为了避免区域内各地产业集群由于行政分割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甚至引起区域内各地产业集群间的恶性竞争，区域政府应当积极构建产业集群的沟通与治理平台，协调相关地方政府、协会、集群，加强区域内同类或相关产业集群的沟通与协调，促进各地产业集群间的分工和合作；建立区域性产业研发、教育、培训、会展等平台，为区域内产业集群提供各类商务服务，促进区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八章 产业集群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
作为地方产业演化的重要模式，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并逐步改变了区域经济社会结构与地理景观。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在村落、乡镇、县市等不同空间层次推进浙江区域经济演化，并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浙江区域经济联系，造就了有浙江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本章从产业集群空间嵌入与演化的视角，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地方化和跨区域发展与浙江区域经济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探讨基于产业集群的浙江区域经济演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