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转型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又经常被忽略的因素是经济体制，即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表明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决定地方产业组织与演化模式。关注制度转型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不仅可以明确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制度条件，也有利于正确把握政府部门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杭嘉湖丝绸、绍兴黄酒、金华火腿、湖笔等地方产业都具有集群发展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尤其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浙江传统特色产业的组织模式。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建设的企业则往往“小而全”、“大而全”，强调生产的自给自足，忽视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巩固，政府统筹计划企业的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与销售，企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动力。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严格控制，个人缺乏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缺乏创新的活力，条块分割与城乡分割也限制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与经济协作，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与集群化发展。
不同于地域生产综合体和产业综合体，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转变，深刻改变了浙江产业的空间组织模式，为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随着政府对经济领域计划与管制的逐步放松，商品、生产资料、技术与劳动力等要素的流通，促进了民间自发的各种产业活动，通过创业、创新、模仿、衍生、集聚等途径形成了众多的产业集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影响要素供给、市场环境等多种途径影响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由于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发展产业集群的态度往往更为积极。由于省、市、县政府所处的位置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越是基层的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越是现实，发展的压力也越大。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通过不断放松对经济活动的规制，并通过分权扩大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为地方经济与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影响全国各地，而浙江的产业集群发展却独具特色。因此，浙江政府、文化与人口素质等地方性因素对浙江产业集群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把握与运用、对地方发展条件的认识与发展方向的决策都会深刻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1981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汇报的《关于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浙江“工业基础是轻型结构”。此后，浙江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轻纺工业发展，为浙江的轻纺产业集群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浙江温州、义乌等地则较早采取了允许个人从事贩卖活动，参与长途贩运，弃农务工经商，允许土地转包，允许农民进城等一系列灵活政策，激发了老百姓的创业热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随着一系列经济规制政策的放松，浙江人爆发了极大的创业热情，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但是，由于全省各地的资源、产业基础、文化传统等因素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地的产业集群发展道路也略有不同。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等地农村工业以乡镇企业为主，而温州、台州等地则以家庭工业为主。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往往较大，而家庭工业发达的地方，集体经济的力量往往较为薄弱。由于家庭工业进入门槛更低，受政府影响更少，企业数量更多，集群化的态势也更为明显。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形成十大专业市场与商品生产基地，除乐清虹桥农贸市场与苍南钱库综合市场外，其他专业市场与商品生产基地基本上都具备了产业集群的雏形。为适应当地家庭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温州市先后出台《挂户经营税收管理暂行办法》（1985年）、《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1987年），明确了挂户经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完善挂户经营企业对家庭工业的服务内容。从产业集群演化的角度看，挂户经营是温州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
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必然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浙江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纷纷改制。改制后的企业由于产权明晰，发展活力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在浙江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一些富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员工纷纷自主创业，国有集体企业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企业改革进一步加快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促进了浙江省的对外开放，外贸、外资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成为促进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招商引资是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由于拥有多方面的资源，浙江各地政府在引进外资与促进出口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1998年以来，平湖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和专业化服务，先后引进日本电产、关东辰美电子、黑田精工等20多家外资企业（其中日本电产集团就投资建立了10家企业），并带动当地的配套企业，初步形成由日资企业主导的光机电集群。进入21世纪以后，浙江出现了引进外资的高潮，许多产业集群通过“集群招商”、“产业链招商”、“以民引资”、“以外引外”，加快了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升级。
（二）浙江的产业集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浙江各地特色产业发展的时间尚短，集群特征还不明显，地方政府的政策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小城镇建设等方面，缺乏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促进政策。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质量、环境等各种问题日益显现，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治理、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区域性环境整治、区域创新服务中心、区域品牌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引导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虽然浙江的许多政策都没有用产业集群的名义，但是就其内容来看，都具有产业集群政策的特征。
1.政府与浙江专业市场发展
计划经济严格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被取缔。但是，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各地也仍然存在一些自发形成的“黑市”。一开始，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禁、堵、赶”等办法取缔这些市场。但是，禁，禁不了；堵，堵不住；赶，赶不走。由于这些市场具有奥尔森所说的不可抑制型市场的特征，以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默认乃至不事声张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松了对商品流通与集贸市场的限制，缩减国家统购派购农副产品、工业品的范围，扩大集市贸易的商品种类，允许农民经商、长途贩运，为浙江专业市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郑勇军认为大部分集市不管最初是何种形态，最后总是由政府划定或建立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交易。对政府而言，利用行政权力固定和集中分散的交易不仅有利于政府稽征规费，也有利于政府对交易秩序的控制。从理论上讲，政府介入市场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实际上，地方政府参与专业市场建设具有明显的自身动机。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各级地方政府（主要是工商部门）一直主动参与专业市场的投资建设，促进浙江专业市场的大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义乌就已经存在一个混迹于定期集贸市场的地下小百货批发市场。大约是在1978年冬天，非正式小商品市场开始与定期的集贸市场分家，小商品市场由地下转入半公开状态，聚集在县前街、北门街一带。义乌县工商管理部门奉命多次驱赶，但未能奏效。1982年，义乌县政府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成立“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并于1982年8月发布《关于加强义乌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宣布将于1982年9月5日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义乌的市场建设正式起步。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县委书记谢高华在讲话中果断地提出“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从而大大推动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与义乌农村工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多种措施和途径，带头创办各类商品交易市场。到1994年，在全省4207个商品市场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创办的有1414个，与其他部门联办的有725个，推动了浙江的“市场大省”建设。从1995年开始，浙江省工商局系统根据国务院、国家工商总局和省政府的指示精神，推动市场管办分离，到2001年实现了完全脱购，完善了专业市场管理制度。浙江工商部门还通过出台《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确立重点市场，开展市场评优活动等一系列活动，推进市场强省建设，使浙江省专业市场发展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
2.政府与浙江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治理
所谓区域性质量问题，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同一地区反复、多发、成规模地出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或质量严重不合格产品等行为的问题。由于浙江产业集群大都集中于技术要求、投资规模等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产业部门，众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同时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使得浙江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内部的竞争空前激烈，如果缺乏良好的治理体制，就很容易出现区域性质量问题。政府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就必须加强区域性质量问题的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皮鞋、柳市低压电器、温岭水泵等产业集群先后出现区域性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浙江产品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温州皮鞋业发展迅速，出现了数千家温州鞋厂。但由于众多企业为追求短期利润而进行恶性竞争，温州皮鞋一时成为“纸板鞋”、“一日鞋”、“晨昏鞋”。1987年8月8日，5000多双温州皮鞋被打上“劣质皮鞋”的印记，在杭州武林广场被下城区工商局当众烧毁，温州鞋业集群面临严重的市场危机。为加强对制鞋企业的质量监管，温州市鹿城区成立了以主管副区长为组长，工业、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参加的鞋业质量整顿管理领导小组；并由鹿城区经委组织鹿城区所有鞋类企业成立半官方性质的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开展行业治理。由于假冒伪劣产品问题严重，温州市在1993年实施“质量立市”战略，成立了温州市质量立市领导小组，先后出台《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温州市质量振兴实施计划（1999—2010）》等政策，通过政府、企业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提升温州产品的质量与声誉。
1998年，为了贯彻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浙江省对区域性产品质量进行专项整治。通过建立检测机构、加强监管力度、举行质量标准培训、组建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律、推进质量认证等一系列措施，乐清低压电器，永康电动工具和衡器，温岭水泵，慈溪液化石油气调压阀、饮水机和电器取暖器，路桥区喷雾器等产业集群的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由于产业集群的制度性局限决定了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具有长期性，如果缺乏良好的治理措施，很容易出现反弹。为防止产业集群反复出现区域性质量问题，避免地方经济的大起大落，浙江质量技监部门在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后实施《区域产品质量预警系统》，通过分析产业集群产品总体质量抽查指标的变化，预测区域产品质量形势，并及时向有关地方政府发出警报。被警告的地区，由当地政府组织成立产品质量整治工作机构，开展产品生产企业摸底调查，建立产品质量信息档案，并提出整治方案，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企业进行限期整改，整治时限一般为一年。对那些经整治仍不符合必备的生产条件，且无法保证产品质量合格的企业，坚决实施关停并转。《区域产品质量预警系统》的实施，有效地督促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产业集群的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
3.政府与浙江特色工业园区建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工业园区是在一大片土地上聚集若干工业企业的区域。但是，与一般企业自发集聚形成的区域不同，作为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区域发展政策工具，工业园区往往是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为实现特定发展目标而有意识地规划、建设而形成的地理景观。由于工业园区建设涉及土地、规划、环境保护、道路、电力等诸多方面，政府部门是我国各类工业园区建设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推动了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建设，以引进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在开发建设初期，我国的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大都只是企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的联系并不密切。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传统产业集群走的是一条以外延扩张为主的发展道路，农村工业往往因陋就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企业集聚程度低，公用设施难以共享，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适应市场竞争和规模发展的需要，浙江农村工业企业迫切需要更好的发展平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产业集群发达的温岭、乐清等地开始建设工业小区，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农村工业企业集聚。1998年，浙江省计经委在系统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浙江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提出加快浙江特色工业园区建设。1999年以后，浙江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促进产业集聚，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浙江省发改委重点建设100个特色工业园区，省经贸委牵头建设和培育100个省级乡镇工业专业区，省内的一些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也专门开设园中园，促进特色产业的集聚。
与一般的工业园区相比，浙江的特色工业园区是以浙江发达的产业集群为基础，根据企业扩大规模和完善产业集群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的需要而动工建设的。特色工业园区的建设任务主要是促进农村工业企业的集聚和整合，通过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质检中心、技术开发中心、职工培训中心和污染治理等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原本分散的农村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如“中国皮革之乡”海宁的皮革工业最初广泛分布在周王庙、长安、郭店、庆云等乡镇。1999年12月以来，海宁市政府先后投入8000余万元，在市区西北部创建海宁中国皮都科技工业园，重点集聚投资500万元以上、一类工业、无污染的皮革工业企业，形成了规划布局合理、产业优势明显，环境服务一流的特色工业园区。
浙江省各级政府对特色工业园区在开发建设资金、土地指标、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浙江省政府每年安排1000万元，重点支持特色工业园区在技术创新、出口创汇、产品质量检测、新产品开发、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建设，市、县各级财政也予以相应配套投入。对于财政返还的土地出让金，实行封闭管理，专款用于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开发建设。优选骨干或龙头企业进入园区，园区外企业新上技术改造项目规模超过现有固定资产的，要求集中到园区内兴建，同时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通过兼并、资产重组或异地改造等方式进入园区。由于适应了浙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需求，浙江的特色工业园区发展迅速，形成了遍布全省，省、市、县、乡（镇）不同层次配套，形式多样的特色工业园区系统。
4.政府与浙江区域性环境整治
由于产业集群在有限的地域内集聚了大批的同类企业，从而放大了单个企业的环境污染，使环境污染呈现出区域性特征。由于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等因素决定了政府是环境治理必不可少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快速发展，浙江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1981年4月，浙江省环境保护局成立，全省11个地市也先后建立环境保护局，加强环境管理。但是，由于浙江产业集群中小企业众多、分布分散、环境保护意识不足，同时公共环保投资不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相对薄弱，一些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相当严重。进入21世纪后，浙江的一些产业集群先后出现了一批区域性环境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为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2004年，浙江省提出在全省8大水系，11个重点监管区域及11个省辖市，全面开展环保整治专项大行动（简称“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其中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包括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医药基地，黄岩化工医药基地，临海水洋化工医药基地，上虞精细化工园区，东阳南江流域化工企业，新昌江流域新昌嵊州段，衢州沈家工业园区化工企业，萧山东片印染、染化工业，平阳水头制革基地，温州市电镀工业，长兴蓄电池工业。2005年又根据实际情况把建德化工、苍南废布角料褪色、富阳造纸、浦江（印染、造纸、水晶）、永康（金属表面处理）等列为准重点监管区。台州医药基地、萧山纺织印染、平阳制革、长兴蓄电池、苍南再生腈纶、富阳造纸、浦江水晶、永康五金等产业集群引发的环境问题都很严重。由于产业集群的污染问题往往由来已久，具有长期累积、污染范围大、影响广泛等特点；而且作为当地的主导产业，这些产业集群在当地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中占有很高的比重，客观上存在着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产业集群的环境治理难度特别大。
平阳县水头镇号称‘中国皮都’，是中国最大的生皮交易市场、猪皮革加工场和集散地，一度拥有1260多家制革企业，平均每天加工猪皮3万多张，从业人员达到8万多人。由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制革工艺落后，企业的污水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当地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1992年还属于二类水质的鳌江，到1994年已降到四类，1996年之后水质全面下降到劣五类，丧失了最起码的水资源功能。2003年，水头制革产业基地先后被列为全国十大环境违法典型案件和浙江省严重污染环境九大案件之一。在国家和省、市政府的关注下，平阳县不断加强对水头污染的治理力度，先后开展了十多次联合整治大行动。在省、市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平阳县投入资金2畅63亿元，先后新建了6个污水处理厂。根据鳌江的环境容量，平阳县开始限制水头制革产业基地的生产规模，将原先的1000多家庭小作坊重组成30家规模企业，并加强对企业排污的监管力度；同时加快当地皮件、宠物食品、宠物玩具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弥补制革行业整顿带来的失业、利税下降等问题，促进水头皮革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升级。
2008年，浙江省又提出实施“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2008—2010），着力解决萧绍区域印染、化工行业污染，台州固废拆解业土壤污染，丽水经济开发区合成革行业环境污染，湖州南浔旧馆镇有机玻璃污染等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增强环境保护能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由于浙江产业集群数量多，分布广泛，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技术与装备相对落后，资源浪费、能耗高和污染环境等现象普遍存在，环境整治是浙江产业集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也是各级政府部门的一个长期任务。
5.政府与区域创新服务中心建设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化，创新成为浙江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浙江产业集群作为中小企业集聚的组织形式，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偏小、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品与工艺研发滞后、技术检测手段落后、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由于知识外溢的普遍存在，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模仿动机，一些产业集群因“创新的囚徒困境”而日渐衰落。由于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发展区域创新服务中心、提升产业集群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为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加强浙江区域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浙江省科技厅自2001年开展创建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工作，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87家，分布在纺织、轻工、机械、五金、农业、环保等领域。浙江省科技系统还通过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与星火特色产业集聚区等载体，扶持高新技术企业，促进浙江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浙江省经贸委也积极推进行业技术中心与区域技术中心建设，加快浙江产业集群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为产业集群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咨询和指导，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从2004年开展省级中小企业共性技术服务中心工作，至2008年底已有74个省级中小企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
区域创新服务中心作为浙江产业集群创新平台的重要载体，不仅为产业集群内企业提供了信息、培训、咨询、技术和人才中介等相关技术服务，同时也促进了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与省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联系，增强了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温岭水泵产业集群的先导电机技术研究所，通过与浙江大学、江苏大学流体机械技术研究中心、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等大院大所的合作，提升技术服务水平，先后推出产品CAD设计、技术培训、产品测试、认证服务等服务项目，为温岭水泵产业集群的680多家企业开发设计了3000多个不同规格的泵及泵用电机机型，有力地促进了温岭水泵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
2006年以来，浙江省科技厅等诸多部门根据全省工业、农业支柱产业和重点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区域块状经济发展的需要，联合推进省级行业和区域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已启动建设了22个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和5个区域科技创新平台。浙江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主要依托省内各产业集群构建，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则从提升全省产业创新与竞争力的高度，集聚省内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技资源联合组建，形成从科研开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化一条龙的产学研战略联盟，为浙江主导产业创新提供公共科技服务。行业创新平台由省科技厅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建设和管理，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由市、县负责建设和管理，省科技厅和有关部门予以指导和支持。区域创新平台与行业平台互相支持，行业创新平台能与区域创新平台共建的，原则上实行共建共享。如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及装备创新服务平台”，以绍兴轻纺科技中心为牵头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共同参加，成立了“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浙江省皮革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包括皮革与制鞋工程中心（温州）和皮革工业研究中心（海宁）两个分平台。
6.政府与浙江区域品牌建设
区域品牌是指在特定行政（地理）区域范围内具有相当规模、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产业拥有的以“区位＋主导产品”为名的集体品牌。区域品牌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区域品牌一旦形成就代表着地方产业的形象，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地方企业共享的公共品牌，区域品牌具有非排他性和外部性，因而容易出现“搭便车”、“公地悲剧”等现象。良好的区域品牌有助于地方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一个糟糕的区域品牌则会损害地方产业的集体利益。区域品牌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地方政府有必要投资和建设区域品牌。
作为相关企业地理集中的产业组织模式，产业集群是打造区域品牌的良好载体。“西湖龙井茶叶”、“绍兴黄酒”等传统区域品牌大都是在当地特色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等组织先后开展各种类型的特色、特产之乡与中国区域特色产业基地评选活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国家级行业协会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色产业基地评选活动。鉴于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的巨大品牌效应，浙江省各级政府纷纷依托产业集群优势申报国家级产业基地。目前，浙江有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县、区）4个，中国纺织产业特色名城11个，中国纺织产业特色名镇18个，轻工特色区域经济22个，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温州市拥有24个国家级产业基地称号，充分显示了产业集群对于区域品牌建设的重要意义。
地理标志作为管理更加严格的注册类区域品牌，不仅使区域品牌受到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而且能够优化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因而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分别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和地理标志商标制度。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主要针对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地理标志商标分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两种类型，适用的产业领域较为广泛。为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知名度，浙江各地积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龙井茶、金华火腿、湖笔、遂昌竹炭等70多个特色产业获得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注册认证，青田石雕、东阳木雕、龙井茶、安吉白茶等58个特色产业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温州鞋业、余杭家纺、大麻布艺、玉环汽摩配、嵊州领带等产业集群则纷纷通过注册集体商标、集体参展等各种途径，开展区域品牌集体营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品牌的成长过程表明，尽管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区域品牌往往是自发形成的，但是产业集群及其区域品牌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升级却需要政府的科学指导、政策扶持和管理服务。200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品牌大省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托块状经济优势，大力推进区域品牌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和龙头企业的作用，联合注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等，发挥区域品牌在整合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增强浙江产业集群竞争力。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自2003年以来积极推进专业商标品牌基地建设，目前已认定萧山钢构、余杭家纺、龙湾制笔、鹿城制鞋、瑞安汽摩配、安吉椅业等54个省级专业商标品牌基地。2007年以来，浙江省质量技监局依托浙江发达的产业集群，积极创建浙江区域名牌，目前已认定余姚榨菜、永康五金、大唐袜业、绍兴黄酒、嵊州领带、温州鞋都、马桥经编等7个浙江区域名牌。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政府与产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各级政府部门主要是通过市场导向的改革为产业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就产业集群发展而言，直接的政策并不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浙江产业集群发展中面临的区域性质量问题、环境问题、创新能力问题、区域品牌、工业园区建设等各种现实问题，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围绕浙江产业集群治理、转型与升级，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与创新，营造良好的微观商务环境，优化浙江产业集群治理，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转型。
由于国内外产业集群的理论仍在不断完善当中，政府、企业、协会、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目前，对于浙江的产业集群仍然缺乏权威的统计，浙江省有关的产业集群政策与实践也有待进一步深化。由于产业集群往往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产业，涉及宏观调控、行业管理、科技教育、工商质检、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工会等多个部门，科学的产业集群政策往往需要政府各个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沟通与密切合作。目前，浙江的产业集群政策大都是从部门的角度扶持产业集群的发展，由于缺少统一的产业集群政策及相关治理平台，一些产业集群政策出现重合，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并影响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