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化历程
根据企业活动的性质，浙江产业集群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组织活动与信息活动两大基本类型。组织活动是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组织所占据的空间范围。信息活动则是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原材料、商品、技术、信息的联系空间。浙江产业集群的空间扩张与浙江企业的空间扩张密切相关。随着浙江企业规模的扩大，浙江产业集群的组织活动与信息活动的空间也随之向外扩张。
从产业空间演化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典型的产业全球化进程中的地方化现象。浙江的传统产业大都依赖本地市场，影响范围有限。从地方市场走向国内市场再走向国际市场往往是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趋势。国内外贸易促进了浙江特色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与分工的不断深化，也促进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化不仅反映了浙江企业组织空间的跨国扩张，也反映了浙江企业信息空间的跨国扩张。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国内外技术与市场的影响，浙江一些地方先后建立了一批现代产业，一些传统特色产业也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了工艺与产品的升级，产业规模与影响日渐扩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全部纳入国家的计划管理，工业部门不得直接对外进行贸易。在1979年宁波口岸开放前，浙江的丝绸、茶叶、金华火腿、绍兴黄酒、舟山水产品等特色产品的出口都是按照国家下达的外贸计划组织出口货源，收购后经上海、青岛、天津等口岸外贸公司出口。1980年以后，浙江省内外贸公司开始自营出口，浙江各地专业化产业纷纷通过杭州、宁波等地外贸公司出口。浙江省在1981年首次单独组团参加第49届广交会，出口成交7619万美元。此后，浙江省每年参加春秋两季广交会。尽管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多数中小企业不具备广交会参会资格，但是，飞跃等很多企业还是想方设法通过广交会等各种渠道获得外贸订单。
浙江大多数产业集群最初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国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也往往通过各种渠道进军国际市场。诸暨大唐袜业在发展初期主要利用大唐的区位优势［大唐刚好处在杭（州）金（华）公路和绍（兴）大（唐）线的交叉口］向过往的司机销售袜子，后来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诸暨人又纷纷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卖起了袜子。由于当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也很低，在20世纪80年代，大唐袜业的主要市场仍然局限在国内。1995年以来，大唐逐步成为国内主要的袜子出口基地。在1997年之前，大唐袜子出口的主要形式是边境贸易，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前苏联等地区。1996年，边贸出口额曾经占到大唐袜业总销售值的30%。1997年以来，大唐袜业外贸出口比例迅速上升。从1999年开始，大唐通过举办全国性袜业博览会，外贸出口以高达200%以上速度增长。许多国外大公司都陆续在大唐镇设立窗口，寻求生产加工企业和代理商，订车下单。嵊州领带企业在1986至1992年间，产品主要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往国内市场，外销数量极少。1992年11月，金天得与比利时客商签订了30万条领带订货协议，为外商在嵊县领带业下单的首创。从1994年起，地方政府鼓励领带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开展自营出口，领带出口逐年增加。领带出口规模从1994年的157畅55万条、1544畅42万元（其中自营出口143畅64万条，出口额为 148畅64 万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1551畅48 万条、21706畅91万元（其中自营出口1414畅76万条，出口额为2334畅66万美元），产品销往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嵊州成为世界知名的领带生产基地。象山针织产业集群最初也是以国内农村市场为主，后来通过外贸公司和自营出口等多种途径出口，目前，出口占象山针织产业集群产出的90%以上，国际市场成为象山针织产业集群的主要市场。
云和木制玩具、龙泉太阳伞等外贸主导型的产业集群从一开始就通过与外贸公司建立联系，进入全球价值链。20世纪70年代初，云和县木制品企业从上海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接到第一批玩具订单开始试制木制玩具，上海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和浙江省工艺品公司等专业外贸公司的订单是云和木制玩具出口的主要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云和木制玩具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自营出口逐年增加，不少企业直接和国际上的大客户进行贸易，新云工艺品有限公司等有实力的企业直接到国外等地设立办事处，和信等则通过电子商务发展国际贸易业务，取得了显著成效，云和成为国内最大的木制玩具生产与出口基地。但是，云和木制玩具在国内市场的推广力度一直不大，国内市场的影响力有限。临海市礼品休闲用品、仙居县工艺品等外贸主导型产业集群大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产品以出口为主，很少在国内市场销售。
近年来，浙江许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展销，进一步缩短了与国际买家的距离。“沃尔玛”、“家乐福”、“翠丰”、“麦德龙”等跨国大买家先后将采购中心移师中国，国际采购成为浙江产品出口的又一重要渠道。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1997年，巴基斯坦和韩国的一些企业在义乌设立办事处，开始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行直接采购。2001年，有89家国外企业在义乌设立了办事处，常住义乌采购小商品外商达2000余人。2004年，有8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外商常住义乌从事经贸活动。2006年，义乌有921家境外企业驻义商务代表处，常住义乌采购小商品外商达8000余人，港澳台和外商在义乌市场经营的比例达到了0畅12%。联合国难民署采购中心、家乐福亚洲采购总部等国际机构都在义乌设立了办事处。许多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采购的外商也通过代理组织外贸出口业务。国际采购成为浙江企业出口的重要途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浙江产业集群的外向度不断提高，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互动发展的趋势。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本地乃至国内资源相对不足，一些企业开始通过进口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云和木制玩具产业集群最初是依托当地丰富的松杂木资源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品档次的提高，本地木材在整个玩具行业耗材中所占的比例日渐减少。据调查，目前，云和木制玩具产业集群75%的用材需要从外地如东北三省和海南省采购，也有部分是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印尼、马来西亚采购的优质木材。从原材料生产地到原料进口地的转变，表明了云和木制玩具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嘉善、湖州南浔、德清等地的木业，海宁、温州等地的皮革产业、绍兴、萧山等地的纺织织造业的发展，使得皮革、羊毛、合成纤维、原木等成为浙江进口的主要商品。而浙江纺织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促使绍兴化纤、嵊州领带、海宁经编等产业集群大量进口国外的纺织机械，从而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1999年以后，浙江省大力推动出口生产企业申报进出口经营权，浙江产业集群的自营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统计，2004年，全省块状经济合计出口交货值达3211亿元，约占年产出的20%；出口交货值占年总产值10%以上的区块281个，有103个区块超过50%，平湖服装、临海礼品休闲用品、仙居工艺品等集群出口比重达到90%以上。在浙江省自营出口百强生产企业中，集群内企业占一半以上，产业集群对于增强浙江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全球产业演化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许多地方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各类外资企业促进了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体，不仅促进了产业的全球转移，也推动了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统计，截至2004年，浙江601个亿元以上块状经济中有268个引进了外资企业，累计达2236家。
因为不同的产业集群其发展路径不同，外资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等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跨国公司通过一系列直接投资，或者吸引相关配套企业，从一开始就主导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日本电产株式会社自1999年以来，投资2畅4亿美元，带动11家日本光机电企业落户平湖。由于跨国公司对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这些产业集群的地方根植性较差。
对嵊州领带和嘉善木业等产业集群来说，虽然外资企业促进了集群最初的发展，但是在后续的演化中，本地企业逐步取代外资企业成为集群发展的主力。在嵊州领带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佳友领带有限公司等合资领带企业发挥了先导作用，但是随着嵊州本地的丝绸、织造企业转向领带生产和嵊州本地能人的自主创业，合资企业的影响日益减弱。在安吉竹业的发展过程中，台资企业也扮演了类似先锋种群的作用。
浙江的大多数产业集群在发展初期并没有外资企业进入，但是在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不断加强，也纷纷嫁接外资，提升集群的技术水平。海宁经编行业起步于1981年，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缓慢。2000年以来，通过引进意大利、美国及我国台湾与香港等地的10多家经编企业，实际引进外资6800多万美元，有力地提升了海宁经编产业的实力。日本住友、德国德马格、韩国宇进以及我国台湾今机和香港震雄等国际著名注塑机企业的投资，则使北仑成为亚洲最大的注塑机产业基地。
嵊州领带和嘉善木业等外资先导型产业集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通过引进外资加快产业集群发展。1997年以来韩国企业在嵊州的投资和2003年以来意大利企业在嵊州的投资，缩小了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在印花、后整理与定型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嘉善木业集群通过引进亚洲最大的家具制造企业———台湾台升家具公司落户嘉善，带动了世界著名家具涂料生产企业———荷兰阿克苏·诺贝尔公司等多家外资企业和香港梦天集团在嘉善的投资，不仅延伸了木业集群的产业链，也促进了嘉善木业集群的转型与升级。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利用外资达到了一定规模，质量逐步提高，对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与浙江作为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的地位和与先进兄弟省市比较，浙江利用外资的差距仍很大。由于利用外资的滞后，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浙江引进外资未能有效集聚，而是较为零散的分布，远未像广东东莞和江苏苏州、吴江、昆山等地形成的外资企业集群，从而限制了 FDI的产业关联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地方产业与国内外市场交流的日益增多，外资、外贸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作为要素流动的重要渠道，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众多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综合外资、外贸对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可以得到浙江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演化类型。外资和外贸影响力的不同组合不仅代表了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类型，同时也代表了浙江产业集群国际化历程的一个阶段。从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力来看，零外资、嫁接外资、零外贸的产业集群都属于浙江内生的产业集群，而外资主导或先导和外贸主导的产业集群都是受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而形成的。零外贸与零外资的组合代表了至今仍然游离于全球价值链之外的一些浙江产业集群。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外资与外贸的影响也往往发生相应的变化。从零外资到嫁接外资，从零外贸到出口，反映了浙江产业集群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而外资先导型产业集群及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集群反映了全球化产业与地方产业集群互动的复杂性。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一些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开始走上全球营销的道路，通过对外营销性投资带动产品出口。万向集团自1980年开始生产万向节，并顺利实现出口。自1994年开始，万向集团先后在美国芝加哥等地累计在国外投资、设立、并购、参股了18家海外企业；2002年，万向集团出口额达2畅72亿美元，万向集团在美国销售收入达1亿美元，“走出去”极大地带动了萧山汽配产业的出口。北仑注塑机集群中的海天机械先后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开设了境外公司和组装厂，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85年开始，椒江的缝纫机生产企业通过上海轻工产品进出口公司向巴西出口缝纫机。1993年以来，飞跃、宝石、杰克等规模企业先后获得自营进出口权。随着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1995年以后，飞跃、宝石等企业先后在美国、巴西等国设立办事处。飞跃在国外建立了18家销售分公司，并在日本设立了研发机构。宝石的国外分支机构和办事处达到了29家。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各类小商品通过各种渠道走出去的同时，一些义乌人和义乌企业受国际市场的吸引，利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优势开始走出去，在世界各地设立小商品交易市场或流通企业。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许多经营大户也在国外设立了销售点。目前，义乌已经在南非、阿联酋、乌克兰、韩国等国开办了10多个分市场，推动了义乌小商品的出口，扩大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产业的国际影响力。“走出去”与对外投资不仅推动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出口，而且提供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影响力。
（二）全球产业治理与浙江产业集群升级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得浙江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的一个结点。由于产业的性质不仅影响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也影响全球产业的治理模式。不同的全球产业，治理机制不同，对于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全球农产品市场等领域，市场型治理机制仍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机械等行业，关系型治理模式较为相对普遍；在汽车、造船等领域，模块化治理的特征较为显著。在纺织、服装、皮革、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是采购商主导的领导型治理机制；在IC T、生物制药等高科技领域，制造商主导的一体化治理机制则更为流行。浙江产业集群升级必须针对不同全球产业的具体情况，研究有针对性的升级计划。
“引进来，走出去”，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是浙江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规模、加快产业升级的理性选择。但是在浙江，仍然有许多产业集群（如富阳通信器材，永康防盗门、衡器，桐乡化纤等）出口比重不到5%，而萧山网架、余杭蜜饯、兰溪水泥、桐庐石材等产业集群尚没有出口实绩。苍南软包装、再生棉产业及瑞安塑料等集群尚未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外资对于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方产业升级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需要各地产业结合具体的全球产业治理模式，不断地投资、学习、创新。浙江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皮革、文具、工艺品等采购商主导的领导型价值链中，沃尔玛等跨国零售企业与品牌专营商往往通过订单影响浙江企业的生产决策，香港利丰集团等贸易公司则成为浙江企业走出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
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进入采购商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不仅获得了产品出口的机会，也在国际竞争中扩大规模，提升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促进了产品与工艺升级。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的采购商主导价值链进入门槛相对较低，采购商的讨价能力较强，激烈的市场竞争挤占了浙江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浙江产业集群的附加值一直难以提高。沃尔玛等跨国零售企业及耐克等品牌专营商通过全球采购大会、交替询价、验厂、验货等各种途径，管理世界各地的供应商网络，不仅获得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也进一步巩固了企业的市场地位。由于国际品牌与市场渠道的缺乏，使得浙江纺织、服装、皮革、文具、工艺品集群功能升级的难度很大。由于不同的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不同，浙江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往往处在从OEM到ODM 再到OBM等不同的阶段。温州皮鞋、宁波服装、义乌袜业等产业集群处在从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转变的阶段；但是，诸暨袜业、象山针织等产业集群仍然处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阶段。
在汽车、机电等制造商主导的关系型、模块型与等级型价值链中，跨国公司则往往利用其资本、技术、品牌与知识产权优势，构筑进入壁垒，限制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柳市作为国内最大的电气设备生产基地，涌现了正泰、德力西等行业龙头企业，并引起了施耐德、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的关注。“如果不能打败它，就收购它。”这是诸多跨国公司在面临激烈竞争时的惯用策略。1994年，法国施耐德提出以现金方式收购正泰80%的股权，谈判失败后的1995年1月，施耐德在杭州起诉正泰产品侵权。1998年，施耐德又提出要控股正泰51%，谈判失败后，1999年1月份，施耐德又在北京提起诉讼。2004年，施耐德提出收购正泰一半的股权，最终，双方在品牌、董事会发言权等事项上没有达成一致。2005年，施耐德再次在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家发起正泰的知识产权诉讼，并以侵权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正泰产品的临时禁令，阻碍正泰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2005年2月，正泰与美国通用电气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采用联合品牌，美国通用控股51%。2006年8月，正泰以专利侵权为由提起对施耐德的诉讼。2005年，施耐德也将德力西告上法庭，要求对方为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赔偿巨额资金，后来双方达成和解。与正泰的谈判破裂后，施耐德开始寻求与德力西的合作。2006年12月17日施耐德与德力西签约，施耐德以溢价的方式买断德力西的低压电气产业。2007年10月，施耐德与德力西的合资案获得中国商务部批准。温州的剃须刀企业和打火机企业也先后在2002年和2006年遭到荷兰飞利浦公司和美国Zippo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由日资主导形成的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则由于产业链短，企业相互配套的空间有限，缺少独立的外部联系，尽管规模不断扩大，与当地产业的联系也在逐步深化，但是，由于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完全受控于外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把握了整个集群的升级方向与进程。
随着出口规模的日益扩大，浙江企业的竞争力逐渐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关注，浙江产业集群受到的国际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由于产业集群集中了大量同类企业，在缺乏良好治理结构的情况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由于产品结构单一、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很容易出现价格竞争、低价竞销、压价抢单，使商品价格一降再降，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指控。作为我国重要的轴承出口基地，浙江省的轴承产业集中分布在杭州、新昌、慈溪、常山等地，集群化特征明显。2002年2月，根据美国托林顿轴承公司等4家公司的请求，美国轴承协会以中国轴承在美国市场以低于正常的出口价格销售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我国销往美国的球轴承提出反倾销调查。调查包括我国28个省、市的253家轴承企业，涉及2亿多美元的出口值。浙江的万向集团、新昌皮尔、慈兴集团等企业纷纷聘请律师应诉，其他一些浙江企业则集体应诉。由于浙江轴承企业积极应诉，并做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4月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否决了由美国轴承制造协会诉讼的中国球轴承及其零部件反倾销案。据浙江省外经贸厅统计，自2002年至2005年8月，浙江已遭遇美国、欧盟、土耳其、印度等18个国家提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纺织品特保和337调查等贸易摩擦案件116起，产品涉及食品、机械、纺织、轻工等多个领域，直接涉案金额28亿美元，分别占到全国的1／3和1／4左右，温州眼镜、打火机、皮鞋等浙江产业集群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由于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中小企业较多，企业技术水平有限，近年来，国外的技术贸易壁垒对浙江企业出口也构成了很大的障碍。2002年，欧盟禁止从中国进口动物源性产品，浙江出口欧盟的蜂产品、水海产品全面受阻。2006年，欧盟通过新的 CR法案（Child Resistance Law 儿童安全法案）规定，要求售价低于两欧元的打火机必须装上儿童安全锁，从而直接影响温州打火机出口。2007年，日本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出台后，对浙江庆元等地的香菇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2005年，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浙江省主要出口企业在2004年出口贸易中遇到技术壁垒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企业中，有47畅8%的企业遭遇技术壁垒，造成的经济损失达6畅5亿美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3畅11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3畅39亿美元。受技术壁垒的影响最为严重的食品／农产品、机电、轻工、化工、纺织服装等均为浙江产业集群集中的产业。2006年，欧盟通过《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即“REAC H”法案），要求欧盟市场上约3万种化工产品和其下游的纺织、轻工、制药等500多万种制成品全部纳入注册、评估、许可3个管理监控系统，实施安全监控，从而使浙江省对欧盟出口纺织服装的4807家企业和对欧盟出口化工产品的1070家企业都面临着REAC H法案带来的挑战。
随着全球治理思潮的日益流行，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对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从质量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影响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进程。1997年，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以国际劳工组织IL O和联合国的13个公约为依据制定起草了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即“SA8000”，并以此为评价依据开展认证活动。SA8000标准虽然不是强制实行的标准，但是由于沃尔玛、迪斯尼、耐克等企业都已将SA8000作为其评估供应商的标准之一，从而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由于受SA8000标准约束的主要是玩具、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品，SA8000的应用与推广对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浙江省出口欧美的服装、玩具、家具、日用五金等产品都已遭遇SA8000，一些国外进口商纷纷要求海宁皮革、永康五金、萧山羽绒等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SA8000论证。
由于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目前跨国公司大都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并通过全球价值链联系影响世界范围各地的产业集群。很多行业性的国际组织也纷纷制定各种行为规则治理全球价值链。国际玩具协会在2002年推出《ICTI商业行为守则》，并发起CARE（又名“关爱工程”）认证计划，尽管这只是一项自愿性质的行业守则，但是美泰、孩之宝、跳蛙、乐高等国际主要玩具买家均宣布自2006年起只会采购符合“IC T I CARE Process”生产商的产品。世界第二大玩具品牌———孩之宝公司（Hasbro）的董事长Alan Hassenfeld还出任国际玩具协会专门负责该认证计划的负责人，监督CARE项目进展。由于ICTI关爱工程采用的标准与沃尔玛道德标准相一致甚至更高，2007年沃尔玛决定在其审核的玩具工厂里采用ICTI的审核报告。除沃尔玛外，其他采用ICTI标准的国际型零售商还有 Argos、ASTRA、切尔西百货（Chelsea Stores）、好市多（Costco）、La Grande Recre、特易购（Tesco）和伍尔沃斯（Woolworth）等。鉴于ICTI在全球玩具价值链治理中的地位，近年来，浙江义乌、云和等地的许多玩具企业都纷纷申请ICTI CARE认证。由于要获得各类国际认证，需要支付高昂的论证与整改费用，从而抬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削弱了浙江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但是，鉴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意义，浙江企业积极参与SA8000与ICTI CARE等标准的认证也有利于浙江产业集群加强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往往嵌入于社会结构当中。随着浙江产业集群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浙江企业往往置身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当中。2004年，西班牙东部城市埃尔切爆发的火烧温州鞋事件，表明了由社会因素构成的民间壁垒对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复杂影响。温州鞋最初通过第三方来代理进入西班牙市场。由于埃尔切是西班牙的主要鞋业生产与集散地，吉尔达等鞋业企业先后在埃尔切设立摊位，中间环节的消失增强了温州鞋的竞争优势。从1999年到2003年，西班牙进口的中国鞋数量增加了108畅15%。2003年，中国向西班牙出口鞋子6190万双，等于西班牙市场全年销售量的47%。2004年上半年，当温州鞋席卷市场的时候，西班牙行业协会的主席就开始号召西班牙人抵制中国鞋。由于西班牙鞋业工资成本较高，一些大型鞋企将订单转移到中国，中小鞋业企业则面临倒闭。随着温州鞋的大量到来，埃尔切的大量鞋厂（作坊）关门，破产作坊已占全城企业的半数，1000多工人失业，埃尔切的失业率升至30%。2004年9月17日爆发了大约500人参加的针对当地中国鞋商的暴力示威，有16个货柜、价值约800万欧元的温州鞋被烧毁。9月23日，埃尔切再次爆发大规模反华商示威游行。如何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沟通和交流，获得当地社会的接受，顺利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