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地方产业集群走向全球生产网络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产业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使世界各地的地方产业日益成为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的内部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规模、技术、品牌、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浙江产业集群往往处在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的低端，受到跨国公司的治理。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不仅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浙江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产业的全球化历程
空间是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的天然背景，任何产业活动都嵌入一定的空间环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产业从一开始都是地方产业。世界各地的产业或者起源于同一个地方，或者虽然起源不同，但是在发展初期，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都是地方性的。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每个产业都存在从地方向全国乃至全球扩张的趋势。贸易、投资、人口流动、技术扩散等是产业空间扩散的主要途径。新兴产业出现之后，创新企业的成功往往会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新兴产业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不仅促进了技术的扩散与升级及产业规模的扩大，也往往表现为产业的空间扩张。产业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产业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与产业组织的优化，也意味着产业分布空间范围的扩大与产业布局的优化。
产业国际化是产业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反映了产业从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扩散的过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技术转移和人口流动促进了世界各地产业的相互影响，但是在产业国际化阶段，世界各国的产业仍然以国内竞争为主，国际联系主要通过商品贸易与技术转移，国际产业间关联较为松散。竞争的压力迫使世界各国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合适的区位，从而导致全球产业分布的变迁。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与全球投资、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世界各国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促进了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
美国学者波斯纳（M 。V 。Posner）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1961年）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的技术差距模型，认为各个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不一样，这种技术上的差距可以使技术领先的国家具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美国经济学家弗农（Raymond Vernon）则把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间扩散结合起来，更全面地反映了产业国际化过程。除了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外，专利权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合作等技术转移也是产业与创新扩散的重要途径。随着技术的转移和扩散，产业也往往随之转移和扩散。因此，产业国际化的路径往往是复杂而多样的。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产业分工日益深化。Frobel在1978年提出新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的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由于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工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的国际化水平大大提高。克鲁勃（Grubel，H 。C 。）和洛德（Lloyd，P 。J 。）提出国际分工机制的变化导致了产业内贸易逐步取代产业间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克鲁格曼与林德（S 。B 。Linder）等则分别用规模经济与偏好相似理论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兴起。卢锋提出了产品内贸易理论，分析国际上日益扩大的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反映了全球产业组织的重大创新。新国际分工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产业的联系方式，使世界各地的相关产业依托便利的交通通讯工具与贸易投资手段紧密地联系起来，原本松散的全球产业联系演化成为紧密的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每个国家的地方产业成为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的一个环节。
产业全球化反映了世界各地与特定产业相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不仅是产业空间扩张的基本态势，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伴随各国产业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的日益加深，产业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促进了与特定产业相联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解与重组。产业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深入形成了汽车、纺织、化工等一系列全球化水平较高的全球化产业。产业全球化的本质是产业内全球性分工发展的特征，它不仅是指产业发展中国外比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产业内分工的全球化广度和深度。迈克尔·波特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分析了产业全球化的结构特征，他认为全球性产业的竞争者在主要地区或国家性市场的战略地位从根本上受到其全球总体地位的影响，因此全球性产业要求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从英属东印度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等贸易公司发展到沃尔玛、通用等现代企业，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重要主体，也是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与产业国际化相比，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企业从国内企业（单区位企业与多区位企业）向跨国公司乃至全球企业的演变，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不断走向深入。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都是跨国公司调整其战略布局的产物，因此，产业全球化是企业与产业的全球共同演化进程。
（二）全球产业分析综述
1.世界体系理论的商品链研究
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产业都处在复杂的投入产出矩阵中。任何产品都需要从原材料开始，经过配件、半成品，形成最终产品，再经过批发、零售等流通环节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社会科学经常用链反映产业和企业上下游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与传统的产业概念相比，链反映了以特定产业为中心的一系列相关经济活动，因为链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产业活动的背景环境，因此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产业的全球化，不仅代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意味着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随着产业的全球化，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也日益全球化，产业链或价值链也随之扩展到全球。
1983年，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在其《历史资本主义（第三卷）》一书中提出了商品链（commodity chain）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商品化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商品的交换过程，还涉及商品的生产、分配与投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原材料、生产机械甚至劳动力等）都需要被生产出来，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在复杂的商品链上互相连接的。1986年，霍普金斯（T 。 K 。Hopkins）和华勒斯坦把商品链定义为“与最终商品相关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组成的网络”，并运用商品链方法对19世纪以前的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进行了分析。华勒斯坦把商品链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十大核心问题之一，认为商品链的概念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世界体系是通过商品链而非其他因素实现一体化的。正是由于商品链的作用，历史资本主义成为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界限的统一体。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商品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复杂联系，商品链的每一个结点代表了一个特定的专业化生产过程，原材料生产、产品制造、分销和消费是商品链的不同阶段。连接各个生产过程的商品链一旦产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有“资本家”的积累率就由整个商品链所创造的剩余大小决定。但是，单个“资本家”的积累率则由“竞争”决定。商品链内部的交易反映了不同市场主体在“中间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关系。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分享商品链产生的最终剩余，即商品链总生产成本与销售最终产品所实现的总收入之间的差额。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竞相进入商品链上更有利可图的结点的过程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投资比例失衡。由于竞争，一些企业不断把资金集中到商品链的创造性环节；同时，一些企业却被排挤出去，促使生产在地理位置上的重新配置，并进而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的调整。因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商品链每隔50年左右都会经历一番重大调整，但是，商品链体系中的等级制结构却一直维持了下来。
在对现代世界体系演化的分析中，华勒斯坦又把商品链作为分析世界体系资本积累的五个中心机制之一，认为商品链为分析国际劳动分工的极化现象提供了可能。由于商品链内部结构复杂，且允许商品链内部不同单元无限制地重组，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率，并促进剩余的集中化。世界体系理论运用商品链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半边缘”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认为虽然商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被商品化的倾向，但是，当商品链的一些环节没有真正被商品化时，这些商品链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最终剩余。而且，只要商品链上任意两个环节实现“垂直一体化”，都能使更多的剩余向核心转移。因此，华勒斯坦认为，通过“核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使得整个商品链的剩余最终转移到核心，商品链的地理方位往往都是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向核心移动。尽管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把商品链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网络，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商品链都超越了国家边界。
1991年，华勒斯坦总结了商品链研究的七个中心问题：即商品链的范围（包括商品链涉及的国家），不同结点（即生产过程，以下同）内部生产实体的集中或离散程度，不同结点的劳动控制及其收益模式，邻近结点之间联合和分离的程度（即垂直一体化水平），各类结点在核心与边缘的分布及其比例，不同结点之间利润率的比较，世界经济循环中商品链重组的程度等。为深化商品链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中心———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成立了商品链研究工作组，选择18世纪以前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深刻影响的造船业和面粉业商品链的内部结构与剩余分配进行案例研究，并进一步总结了商品链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此后，在美国社会学会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分会（PEWS）的历年年会中，商品链均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运用商品链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不同商品链的内部结构、地理分布、剩余分配等都有一定的差别。由于世界体系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影响，商品链研究方法在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咖啡、可可等农产品和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工人工作条件甚至是妇女发展等方面，商品链研究方法都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
2.全球商品链研究
1992年，美国社会学会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分会（PEWS）举行主题为“商品链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年会，从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商品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商品链研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Gary Gereffi 等人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并发展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分析方法。从此，商品链研究出现分化，形成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商品链研究与全球商品链研究两个不同的方向。Gary Gereffi认为，全球商品链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全球产业发展的组织动力，特别是全球产业的价值或剩余的创造与分配，并把全球产业的投入产出、地理分工与治理结构列为全球商品链研究的三个重要领域。1995年，Gary Gereffi又把制度背景列为全球商品链研究的第四个重要领域。 全球商品链的投入产出结构反映了特定产业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一系列生产过程及相关的商品或服务的投入及其创造的附加值联系。通过对不同产业全球商品链的投入产出关系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全球商品链的图解方法（M apping），即通过特定产业生产流程的投入产出与行为主体，直观地反映全球商品链结构及其功能。
全球商品链的地理分工反映了特定产业的各个生产、交换与消费环节在空间地域上的相互联系与分布格局。全球商品链研究通过对北美、西欧与东亚、拉美等地区相关商品链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世界体系理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半边缘”与“边缘”的空间等级制度。Gary Gereffi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三角制造”模型：即在全球服装、电子等全球商品链中，存在着由美国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中国台湾和香港等亚洲四小龙的O EM厂商及泰国和中国内地的加工生产基地组成的分工格局，反映了美国采购商向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企业下订单，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企业将订单转移给东南亚及我国的企业，最后由东南亚及我国的企业将商品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国际分工格局。
全球商品链的治理结构主要反映全球商品链中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相互之间的产权安排、控制方式与利益分配。全球商品链研究特别强调领导企业（leading company，有时也称为链驱动者chain drivers），即那些能够控制商品链的其他环节，从而决定整个商品链的价值创造与分配过程的企业的影响。1994年，Gary Gereffi提出了两种典型的全球商品链治理类型：生产者驱动商品链与采购商驱动商品链，并对这两种全球商品链治理类型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者驱动商品链中，生产者尤其是跨国制造商控制了世界各地不同层次的垂直一体化的供应商，但是在劳动密集型的采购商驱动商品链中，零售商和品牌专营商决定和管理整个转包网络的劳动分工与价值分配。通过对纺织、服装等采购商驱动商品链的深入分析，Gary Gereffi强调了商业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商品链逐步成为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地方发展的有力工具。许多学者运用全球商品链方法对北美、欧洲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之间的各类（包括纺织服装、鞋类、汽车、电子消费品、塑料及水果、蔬菜、咖啡、可可等农产品等）商品链的投入产出、地理分工、价值分配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不仅为全球商品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也使得全球商品链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日益完善，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鉴于全球商品链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生产的重要影响，2000年，全球农业研究论坛（GFAR）把“商品链中的全球网络的出现”作为一个优先研究领域，对全球可可和椰子等农产品商品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国际劳动组织（IL O）也把全球商品链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用以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地方发展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工人待遇与工作条件之间的关系。
3.全球价值链研究
20世纪90年代，英国发展研究院IDS的学者基于对世界各地相关产业演化的案例分析，结合价值链与全球商品链研究方法，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全球价值链理论虽然采用了价值链的名称，但是却更多采用了全球商品链的内容，并沿袭全球商品链的传统，将治理作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Humphrey与Schmitz根据领导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程度或者说是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间的紧密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成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市场型、网络型、准等级制、等级制等四种基本类型。杰里菲等则根据交易的复杂性、信息的可编码能力和供应商的能力等三种因素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的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等级型等五种治理模式。
市场型全球价值链的本质特点是对于交易双方来说转换交易对象的成本很低。典型的模块型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者根据消费者的具体要求制造商品。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存在复杂的并且会经常产生相互依赖和高水平的资产专用性。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小的供给者在交易上依赖于大的购买者，供给者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成本，因此处于“被俘虏”的地位，从而表现出领导公司具有高度的监视和控制权的特征。等级型全球价值链以垂直一体化为特征，治理的主要形式或者是由经理到下属的管理控制，或者是由总部到子公司和附属机构的管理控制。在现实的全球价值链中，治理模式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市场采购、外包和纵向一体化等不同交易模式利益和风险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各种治理模式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动态的转换机制。国内学者刘林青等人则认为，市场力量与领导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运行机制 。
英国开放大学的卡普林斯基教授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目标是索取各种基于“进入壁垒”或者垄断条件而产生的各样的“经济租”，而不是要素回报或者企业家回报。他将“经济租”区分为内生于全球价值链和外生于全球价值链两大类，内生经济租包括“技术经济租”、“人力资源租”、“组织—机构经济租（如日本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能减少存货，做到优质和低成本，使新产品迅速上市，在创新和设计方面更加灵活机动）”、“营销—品牌经济租”，“关系经济租（以中小企业的聚集和企业之间正向的溢出为优势而获得的收入）”等，还有以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形态存在的进入壁垒。外生经济租包括“资源经济租”、“政策经济租（有差别的进入机会，源于政府的政策）、基础设施经济租（如交通设施的便利）”和“金融租（融资机会）”等。全球价值链的“经济租”具有累加性，而且永远处于变动中，已经得到的经济租会由于进入壁垒被突破而流失或由于技术扩散而消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租还会不断产生出来，创新成为获得全球价值链经济租的关键所在 。
在英国IDS、美国杜克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绩效研究中心等科研人员的推动下，2000年以来，全球价值链逐步成为分析产业全球化与地方发展的流行范式。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针对汽车、农产品和花卉、咖啡、鞋业、家具、外科器械、黄金首饰、服装、电子产品、手机、陶瓷等产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使得全球价值链研究方法日益成熟，研究范围不断扩展。Gereffi等人研究了全球产业转移与全球价值链形成导致劳动力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构建现象，提出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并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了L ED灯具、密封窗、太阳能发电等环境技术对于全球环境保护与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Dirk M essner也强调了全球治理对于由地方产业、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形成的世界经济三角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Khalid Nadvi则强调标准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升级的重要意义。U N IDO把全球价值链作为当今世界工业活动的基本特点，组织专家研究了食品、服装、皮革、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及其对东亚（中国）、南亚（印度）、拉美等区域的影响。全球价值链研究者还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 T SD）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与W T O部长会议同期召开的“贸易与发展论坛”系列活动，并参与IL O有关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影响与全球治理的研究项目。
4.全球生产网络研究
由于价值链主要是从企业间上下游分工的角度分析产业组织结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任何产业活动都嵌入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政府、行业协会、研究教育培训机构等都会对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与链相比，网络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企业与产业的发展环境。Borru（1997）提出了“生产网络”的概念，认为生产网络是一种跨国界的生产组织，包含了全部生产的价值链，如研发、产品设计、制造、分配以及服务等，从事价值链各环节的跨界公司的发展策略受到母国制度产生的各种限制与机会的深刻影响 。生产网络中的生产概念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制造，也包括服务和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的制造。
最初，Ernst用“国际生产网络”反映产业分工导致的垂直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向跨国生产网络的变迁。1999年，Ernst又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概念，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跨公司和跨国界的价值链及相关主体组成的全球性产业组织形式，是跨国公司为获得低价的、柔性的、专业化的供应商而主动调整其一体化生产体系后形成的一种全球性组织创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可分为领导厂商（旗舰企业）和当地供应商两类。领导厂商作为战略协调人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力量，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和增值活动，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协调不同节点之间交易和知识交流的能力，他们的战略与行为往往对网络中高层级供应商、低层级供应商及其他网络主体的成长、战略方向及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具有直接影响。当地供应商分为高层级供应商（或主要供应商）与低层级供应商（或一般供应商）两类。高层级供应商在领导厂商与低层级供应商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他们直接与领导厂商进行交易，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和知识产权 。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R&；；amp；D和战略性营销活动被领导厂商控制外，高层级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必要时还要具备协调整个全球供应链管理的能力。低层级供应商相对居于较为附属的地位，他们一般缺乏核心技术，融资能力较弱，比较容易受到市场、技术突变的冲击，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低层级供应商直接与高层级供应商进行交易，一般很少与领导厂商打交道，他们主要从事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些低附加值部分。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导厂商之所以能够占据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是因为它们控制着进入这些环节和活动的稀有资产（如营销渠道、品牌、技术等）。领导厂商往往利用稀有资产形成的进入障碍来创造各种租。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关系（即“委托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关系）通常有“领导厂商—高层级供应商”和“高层级供应商—低层级供应商”两种基本形式，在这两种基本的加工贸易关系中，虽然知识转移与扩散的具体内容和层次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知识转移与扩散的途径和机制基本是一致的。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层级的委托企业之所以愿意向低层级的加工贸易企业转移知识，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为了使加工贸易企业能够掌握生产相关产品或零部件所必须具备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二是在通过转移知识使加工贸易企业能力得到提升后，可以向其转移更多、更复杂的知识并让其承担更多、更复杂的任务，使自身可以集中资源和能力从事更具战略性的任务，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Ernst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一种特别的企业组织创新类型，通过对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电子和信息产业生产网络结构与功能演化的广泛研究，认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的流动、扩散与共享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Jeffrey Henderson及Peter Dicken等曼彻斯特大学学者则在Gereffi等人的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全面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连接全球各国、区域和地方的经济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的网络组织，强调以企业为中心并根植于不同的空间层次的具体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它不仅模糊了传统的组织边界，而且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区域经济乃至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空间结构被看成所有网络的内生特征，而不同形式的根植性都有其固有的特征。尽管商业活动能够超越领土间的政治或其他的（例如文化）边界，但是大多数社会组织是有界限的，因此受不同地理等级空间背景的限制。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一个包括从本地的和区域的到国家的和全球的多等级的体系 。
曼彻斯特研究小组运用价值、权力和嵌入性等3个因素和公司、部门、网络和公共机构等4个维度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通过对价值的产生、增值的环境及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分析，认为全球生产网络内权力（包括公司权力、制度权力与集体权力等）的来源与运作方式对价值增加与实现乃至发展和繁荣是决定性的。他们认为，权力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布是不对称的，但是领导企业拥有的影响力受到网络内其他企业的影响，因此小企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主权来实现升级。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性不仅反映在地域上，同时也反映在组织上。地域性嵌入把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同结点“锁定”在从地方到国家的不同位置上，从而影响这些区域的发展前景。与Ernst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相比，曼彻斯特大学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空间尺度更加多元化，涉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空间层次的经济社会诸方面，研究内容与内涵更加丰富，在强调价值创造、分配及权力履行的同时重视制度嵌入，认为全球生产网络中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网络运行都被所嵌入的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所影响，强调地方对全球化的呼应，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中实现地方发展和福利提升。
由于在同一部门运营的企业可能会产生类似的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全球生产网络不仅是针对企业的，也是针对产业的。与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相比，全球生产网络为政府部门和其他经济参与者（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标准组织及NGO非政府组织）等提供了发挥影响的框架，从而可以广泛运用于分析全球—地方产业、劳动关系等经济社会问题。
全球化是当代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代表了全球产业治理的不同侧面，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侧重企业之间，尤其是跨国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联系，而全球生产网络更加关注国际组织、标准、制度、国家主权对全球产业运营的影响。尽管商品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视角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些理论之间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作为产业全球演化与治理分析的相关理论，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为探讨地方产业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框架。
（三）产业的全球演化治理与地方产业升级
产业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使世界各地的地方企业、产业、市场相互依存，使世界各地的生产、流通与消费都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产业的全球化进程，产业的地方化特征也日益显著，全球产业分布呈现高度的不均衡状态，即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片断化特征。产业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协同演化使升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传统产业经济研究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对特定产业或企业的升级缺少深入研究。全球商品链与全球价值链等理论则为分析产业全球演化背景下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Gereffi通过对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战后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认为进入采购商驱动的全球商品链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的升级。2000年以后，IDS的研究人员把产业集群研究与全球价值链研究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曼彻斯特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则进一步分析了产业的全球治理对地方发展的影响。
从产业演化的角度来看，产业升级可以认为是产业发展的代名词。但是，产业升级更加侧重于产业发展的质的提高，即产业核心竞争力及其附加值的提升，而不是产业发展的量的扩张，如产业市场范围与规模的扩大。英国经济学家卡普林斯基把产业升级分为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两种基本类型。产业内升级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三种基本类型，它反映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如新的工艺、新的机器设备的运用和新产品的开发等）或市场地位的增强（如品牌、渠道等）。工艺升级、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大致相当于从OEM到ODM 再到OBM 的演化路径，促使企业在同一个产业范围内从低附加值活动向高附加值活动转移。产业间升级反映了企业从原来的低附加值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如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不论是企业的产业内升级，还是产业间升级都会导致地方产业及其结构的升级。
创新是地方产业发展与演化的起点，也是地方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产业升级的主体。正是由于企业为了寻求更多的利润（或附加值）、谋求市场地位的不断优化及竞争力与附加值的不断提升而进行各类技术与管理创新，才使得特定行业的大量企业不断从低附加值活动向高附加值活动转移，从而促进相关产业、集群的不断升级，进而推动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了企业的工艺与产品升级，企业的管理与市场创新则推动了企业的功能升级。由于学习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学习就没有创新，学习（包括各种类型的学习，如个体学习、组织学习、区域学习等）是产业升级的基本条件。产业升级又往往是按照学习—创新—升级的逻辑进行的。
传统的产业升级主要强调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如新的机器设备的开发，新的工艺的运用，新兴技术、产业的出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但不是产业升级的唯一动力。品牌、渠道、市场地位等因素都有助于企业提升其附加值，因此，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此外，产业升级不仅包括了产业内企业在工艺、产品与功能方面的升级，还包括整个产业组织及其治理结构的完善（如产业集中度、市场秩序等）。产业的升级不仅需要单个企业的创新，还需要产业内部相关企业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创新。由于产业集群包括了多个相关的产业，因此，产业集群的升级不仅仅是单个产业的升级，还包括集群内部主导产业的增加、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创新与学习能力的增强等内容。地方产业升级往往是沿着企业升级—产业升级—集群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演化。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地方产业与集群升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前景与路径往往因其嵌入的价值链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产业升级的方向。市场型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之间往往是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在农产品等行业较为常见。一般认为，因为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获得，跨国公司就没有必要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供应商也不会受制于跨国公司，因此，市场型价值链本身不会阻碍产业的升级。T ew‐ari关于印度L udhiana毛纺织品集群的研究表明，进入市场型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功能升级。L udhiana的毛纺织品制造商通过与国外小型贸易商，而不是大型贸易商进行交易，从而建立较为对称的关系。通过雇佣熟悉发达国家市场的设计者开发自己的产品，实现地方产业的功能升级。Bazan和Navars‐Aleman的研究表明，进入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市场型价值链更有利于功能升级，但工艺和产品升级不明显。
与市场型全球价值链相比，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相互联系更强，这对于双方相互学习和并行创新都极为有利。因此，嵌入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与集群往往处于较为理想的升级环境。但这种治理关系往往在地方供应商与跨国公司之间具有互补能力时才会出现。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很难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进入关系型全球价值链。只是随着相关生产技术的成熟与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才能与跨国公司形成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互动关系。
领导型全球价值链反映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或供应商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往往被限制在简单装配等狭窄的任务范围，依赖于领导企业在诸如设计、后勤、部件购买和工艺技术升级等方面的指导。东亚纺织服装等产业发展的现实表明，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往往处于一个从OEM到ODM 再到OBM的升级轨迹。因此，进入领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通过向全球采购商学习如何提升生产流程、提高生产连续性和产品质量，提高对客户订单的反应速度，可以在生产方面有较好的升级前景。但是，进入领导型全球价值链是否有助于功能升级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很多案例研究表明，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功能升级的难度较大，从ODM 转向OBM 要比从OEM 转向ODM难得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发展它们的设计和营销能力时往往会遇到跨国公司的壁垒。由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往往集中投资于品牌、营销、产品开发和公司间关系协调等非生产活动，并以此作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跨国公司不乐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发展相应能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也很难有机会与主导企业分享相关核心能力。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希望通过在国外市场拓展自有品牌产品，则将面临投资规模与市场风险。因此，在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只有跨国公司重新界定自身能力并放弃某些环节时，地方产业集群实现功能升级的可能性才会大大提高。
等级型全球价值链往往是由跨国公司投资形成的一体化生产体系，价值链中各个环节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最高。当产品生产复杂、且找不到有能力的供给者时，跨国公司被迫在企业内部开发和生产产品。由于跨国公司主导了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对地方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这些产业集群的根植性较差，往往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旦当地出现商务成本等原因，外资投资企业便可能出现转移，从而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迁移。由于外商投资成立的企业往往只是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或是受当地市场的吸引，外商主导的地方产业集群往往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因此，一般认为等级型全球价值链中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动力不足，升级的难度也较大。为促进外商主导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必须不断强化产业集群与地方相关企业、机构的互动，增强外商主导地方产业集群的地方根植性。
U N IDO工业发展报告指出，进入全球价值链只是为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但是产业升级并不是自动实现的扶手电梯，升级只能来自企业、产业与集群有意识的持续的积极努力。国内学者张辉则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存在着地域差异，由于同一产业存在不同治理类型的价值链，从而使得地方产业升级路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