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故乡的农民，没有宗教信仰，只有神灵崇拜。宗教面对灵魂归宿问题，追求人生终极意义。农民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注现在，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小民百姓，活着太难，碰上这事那事，人没办法，不求神求谁？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无奈。人创造了神，神安慰了人。亏得我们的祖宗弄出了那么多神，若不然，我的父老乡亲的庸常生活就少了丝丝亮色。神灵固然虚妄，得到的心理熨帖却是实在的。
传统农民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想起了邻家三婶。她十六岁嫁给三叔。我记得，结婚前夜，我给新娘新郎压过喜床。还记得，花轿抬进家，盖头一揭，她羞涩地头一低，全村老少都看迷了，那眉眼儿，那脸蛋儿，赛似洋画上的美人儿，都说，方圆一百里，挑不来这人样儿。三叔在南阳念中学，每个月只回来一次。小两口恩恩爱爱，亲得泥儿一般。三叔不在家，三婶好孤单。我每去她家，都见她给三叔做新鞋，针针线线想必都牵引着思念。我每去她家，都给我拿吃物儿，有次给我一把糖豆儿，我一吃，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甜的东西。她家富足，乡下有田地，镇上有生意。全村女人，只她有一件蓝阴丹士林布衫，谁家媳妇走亲戚，都去借。那年初冬，一个黄叶飘落的日子，三叔在家住一夜又回校。临走说，过年放假回来。走后不多天，三婶就生了，生个小子。孩子满月，已是春节，三叔并没有回来。春节过完，三叔仍没有回来。这时三婶才听说，三叔回校不久，共产党的军队攻下了南阳，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带走一批学生。从此，三叔再无音讯。三婶想他，盼他回来；想中盼中，愁苦难排。一场大雪后，满地泥泞，三婶跑八十里路，去卧龙岗诸葛庙，烧香，磕头，给道人一块银圆，而后抽签。道人一番念念有词，三婶听不懂。三婶只记住一个意思，就是：等着吧，能回来。诸葛亮原是人，足智多谋，死后成了神，灵验得很，三婶深信不疑。从此，三婶把鸭蛋形的玻璃镜藏进箱底，再不梳妆打扮，开始了等待。心中有了底，等待就有了意义。等待中，三婶仍给三叔做鞋，新鞋挂在床头，积了两嘟噜，穿鞋的人还没回来。等待中，日出日落，月缺月圆，燕回燕去，时光好似过得很慢，又似过得很快。等待中，世事沧桑，社会变动，作为一个“地主婆”，她忍受了一切屈辱，一切肉体和心灵的磨难。等待中，她以一个女人的纤弱之躯，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为公婆养老送终，烧纸添坟，把儿子养大成人，娶妻生子。在不见尽头的漫长等待中，她由红颜少妇变作白发老妪，驼了的脊背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终于，在等待中死去。死前，交代儿子：“你爹回来了，去坟上烧张纸，给我说说。你爹属羊，今年七十二啦……”儿子没见过爹，爹也没见过儿子。儿子早就听说，爹当年跟军队逃到湖南，得了病，病死在一座庙里，兵荒马乱中，尸骨没人收拾。这情况，他不敢给妈说；村人也知道，都不忍说透。三婶啊，临死还蒙在鼓里，临死心中仍不空虚。
道人的话，本无根据。无根据的一句假话，拯救了一个女人，给了她长久不灭的希望，生活下去的勇气，使她送别了三叔后，又顽强地走完五十年风雨人生路。五十年都在永也难圆的梦中。梦中的她，活出了自己的价值。当初，假若道人告诉她，三叔不会回来，或者已经死去，她后来的日子将十倍凄惨，后来的心境将十倍凄凉。或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又想起邻居五叔。他不满一岁，父亲暴病而死，二十岁时，母亲瘫痪在床。瞎子算卦，说他命硬，先克父母，后冲儿女。把不幸归于命，似只能归于命，其他解释，似都讲不出道理。三叔深感自己有罪，而且十分惶恐，已经对不起父母，不能再对不起儿女。怎么办？人莫能助，只能靠神。于是，他就去武当山烧香。背上干粮，带上香烛，总是腊月二十三启程，为表虔诚，赤脚上路，顶风雪，踩冰凌，步行五百里，五百里艰难赎罪路。除夕赶到山下，临上登山道，半尺长的银针横插两腮，一步一滴血，十步一叩头，头触石阶，也碰出血来，点点鲜血滴上金顶，金顶曙色已红。烧满炉香，磕一百头，而后长跪不起，求告真武大帝，赦免自己一出生就带来的罪孽。老道似也感动，拔下银针，用香灰在两腮伤口处一按，说声“祖始爷保佑，回吧”，三叔才下山。下山路上，身心轻松许多，仿佛命中的罪少了几分。到家，人已消瘦得变了形象，精神却比往日好。一连三年，年年朝山，折磨了躯体，安抚了灵魂，受尽千辛万苦，得到心态平衡……三叔现在还活着，已是八十老翁；满堂儿孙，闹闹嚷嚷，晚境好生快乐。两腮的疤痕犹在，当初的负罪感早就没了。
显然，算命先生纯是一派谎言，但是，谁能把那些谎言揭穿？一说是命，已成定数，容不得商量，也不能怀疑。祖祖辈辈都信命，三叔能不信？“人的命，天管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千百年传下的理念已成共识，三叔敢和天抗争？敢向命挑战？他只能承认，只能服从。他实在愚昧，我却不忍心指责他愚昧，因为他实在无法不愚昧。他对自己实在残酷，我却不忍心指责他残酷，因为除了折磨自己，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消除心上浓重的阴影。我甚至想到，亏得他相信真武大帝，相信苦苦求神可以免去自己罪愆，三次朝山，损其体肤，伤及血肉，否则，他将一辈子痛苦，一辈子恐惧，一辈子不得安宁。
求神者从来不会意识到，倒是神残害了人。这景况，实实可叹可悯。
二
人造了神，是人的需要。不只心理需要，生活中时时需要。有了三灾八难，都得去求神。
我小时候，乡村敬神风气极盛，家家奉神像，村村有庙宇。人生活在人的关系中，也生活在和各路神仙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当然复杂，总而言之，不过都为利益而相互依存。人和神的关系似乎较为简单，但也是相互利用。农民眼中的神也和人一样，是自私的，得到利益，才施恩惠，便用对付人的办法对付神，力图以小利换大益。
想起了土地庙。
土地神原为社神，源于先民的土地崇拜，在远古，是非常尊贵的。天帝主宰世界，土地负载万物，社神和天帝相对应，为国家一级大神，由皇帝专祀。《诗经》中就有周天子社祭的记载，那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后来，不知为何，土地神的级别直线下降，降成了神祇中的“基层干部”，以至于村村都有土地庙，每一位土地爷只管自己所辖范围内的事情。土地庙都小，不像别的庙宇，飞檐枓栱，气象轩昂。
我们村的土地庙，在村东一片鳖盖形的高地上。那里，不种庄稼，只长野草，长得最茂盛的是驴尾巴蒿。土地庙高不过八尺，宽不过一庹，青砖砌的台上一间简陋瓦屋，屋里只有方桌面那么大的地方。我常在高地上放牛，牛不吃驴尾巴蒿，只吃席地生长的葛巴草。常看见乌鸦落上土地庙，我一走近，都哇哇叫着飞去；屋顶的瓦垄就被鸦粪糊了一层灰白。牛吃草，不用管，我就常站庙前看土地爷。那是一尊一尺高的塑像，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身穿土黄色长袍，手握扭了几道弯的龙头拐杖，端端坐着，表情和善。看见他，我总想到东村那个自认为通晓天文地理的堪舆先生。土地爷两侧，排开二十几个土地奶。乡村习俗，谁有了病，主要是小病，比如头痛发热，谁有了事，主要是小事，比如丢了猪羊，就去土地庙，上三炷香许愿（大病大事则要去大庙，求大神；土地爷神通小，无能为力）。如果病好了，猪羊找到了，要还愿。据说，土地爷好色，爱讨小老婆，就买个泥捏的土地奶送进庙里。买个土地奶，只花半升高粱。在人和神的交易中，人并不吃亏。那些土地奶，都不到一拃高，都塑得妩媚标致，且神态各异，有娇滴滴的，憨实实的，苗条条的，病恹恹的，还有眉峰紧蹙、满腹心事的，眼含秋波、顾盼有情的，嘴角翘着、笑容可掬的，二目微闭、羞态难掩的……活脱脱两队美人儿。土地神已经大大地世俗化，比世人还庸俗。正因为他庸俗，才宜于小百姓时时利用。
有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也钻进土地庙玩。屋顶太低，地方太小，站起碰头，蹲着盛不下，只好屁股顶着墙，弓着腰，半站半蹲着。土地爷和他的太太们便只能屈尊于我们的胯下、股间。正因为土地爷是小神，和人更接近，似也更具人性，就少了很多凛然不可侵犯的神的威严。此时，在孩子们眼中，土地爷一家已不是神，而是大家的玩伴，或者说，是大家的玩具。我们把土地奶一个个拿起，端详她们的眉眼、脸面、身腰，以儿童的审美趣味比较谁更漂亮，常因意见不合争吵。看够了，就把她们排成两队，让土地爷站外面当队长，再把她们排成方阵，让土地爷站中间当元帅。无论怎么摆弄，土地爷和善如故，土地奶美丽如故，都听调遣，都不生气。玩腻了，我们还会说傻话：“土地爷这么多女人，养活得了吗？”“夜里睡觉，床上挤得下吗？几十条腿伸一块儿，知道哪是谁的腿？”“土地奶生娃娃吗？娃娃们在哪儿？长大干啥？也当土地爷？”……也曾碰上大人从庙前过，看见我们的恶作剧，有的，笑笑就走了；有的，故作惊恐状：“哎哟哟，有罪呀，土地爷恼了，你们要害眼哩！”惹恼了土地爷，他只能叫人害眼，并不会得重病，更不会要了性命，可见他老人家并不厉害。
土地爷和他管辖的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一样，十分低贱，甚至窝囊。土地庙的香火供品，总是清淡寒俭，就像庄稼人的日子一样。土地爷是农民创造的。小百姓正该有一位近在身边的侍候得了的小神。
过年，是敬神的高潮。那些天，到处都有神，石磨上，牛槽上，门墩儿上，捶布石上，井台上，碾盘上，大车上，石磙上，甚至村南那棵一搂粗的大杨树上，都贴了有字的红纸条儿，在前面撮土为炉，插上了香。这种泛神意识，想必源远流长，来自初民的自然崇拜。那些物件，都与农民的凡俗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为人服务了一年，如今当神敬一敬，倒也应该。那些物质的东西，被农民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一时间变得尊贵。细想想，很有人情味，很有知恩必报的良心。过年时，奶奶总告诫我，说话做事要谨慎小心；说错做错，轻则不吉利，重则得罪神。比如，蒸出的白面馍裂了口儿，不能说“馍裂了”，应当说“馍笑了”，当院的捶布石不能再捶布，更不能踩它坐它……村当中的空地上，临时搭了神棚，高粱秆织的箔围三面墙，上面以苇席苫顶，虽简单，却庄严。棚下置神案，挂神像。玉皇大帝和火神画在一张巨幅纸上，工笔线描，色彩斑斓。玉帝居上，戴冕旒，着锦袍，道貌岸然；身旁，有瑞气祥云。火神居下，红脸，红胡子，红衣冠，一副凶相；身旁，有烈火，闪着红光。神像两侧的对联，不是字，是画，画的“八仙”，一边是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蓝采和，另一边是张果老、李铁拐、曹国舅、汉钟离。八位仙人，各有各的妙处，吕洞宾安逸悠闲，韩湘子风流潇洒，何仙姑秀美俏丽，蓝采和背着细腰酒葫芦，醉意未醒，张果老倒骑着粉鼻子粉嘴四只银蹄儿的小毛驴儿，逍遥自在……他们都驾着轻烟浮云，衣袂飘飘，像正凭虚御风赶往西天，去赴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呢。神像是我最早接触的美术作品，被画中的艺术感染，更对神仙不可侵犯的威仪和超自然的能力敬畏，体验了美，也认识了神。农民管玉皇大帝叫老天爷。老天爷是天上地下最大的神，统领一切神祇，震慑一切鬼魅；风雨雷电，旱涝虫雹，都是他的意旨的体现，庄稼的收成，庄稼人的福祸，都与他直接有关。理所当然地，农民对老天爷的崇拜无以复加。农民把火神尊为火神爷。对他，主要是惧怕。他一发怒，一场大火就把家产烧成一堆灰，顷刻间一贫如洗。平时，夜间看见流星在天空划出一道刺目的黄红，人们都惊叫：“啊，火神爷放光啦！”心里都怵怵的，生怕失火。向神表示敬意，主要是烧香。神棚里的香炉斗那么大。香炉两旁的蜡烛棒槌那么粗。再穷的人家也要买成大把的香。初一早晨，为争烧头炉香，好多人通宵不睡。在家里，给灶神和祖宗只各烧三炷；在神棚，却要向玉帝、火神敬献一把高香。烧香时要放炮，在家里只放小炮儿，在神棚前都放大鞭。直到初五，家家每天去神棚烧三次香，几家富户则烧五次。香烟袅袅，鞭炮声声，敬了神，也浓了节日气氛。那些天，我和小伙伴们日夜守候在神棚，看烧香，捂着耳朵听放炮，你争我抢拾炮，大家都高兴。就连大人们，也一群一伙凑在那儿，看热闹，说喜庆的话。即便过罢年就揭不开锅的人，那几天脸上也有笑意，不再露出晦气。曾想，如果不挂神像、烧香、放鞭炮，庄稼人过年将多么单调、枯燥、没有味道。有了那一切，敬奉了神，也愉悦了人，人神都快乐。
人没有见过神，见到的只是神像，或塑像，或画像；却坚信有神在。在神面前，人只能是乞求者。
三
人去求神，泥胎纸像不会说话。神的态度如何，人不得而知。于是，便出现了神婆。神婆充当了沟通人神的角色。
村村都有神婆。我们村的神婆，是个麻脸老奶奶。她质朴，且善良，家中敬一尊铜佛，烧几十年香，铜佛已熏成黑的。她在村中威望高，老少对她都敬重，绝不像《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那么狡诈虚伪，辈分更高，高得村人没法称呼，便都叫她老祖奶。村人都说她是半仙之体。她说她一闭眼就能看见神仙，就能听见神仙说话。有次，我发烧，喝一把谷籽儿，烧仍不退。奶奶就请来老祖奶下神。我瑟瑟地偎奶奶身边看。见老祖奶坐在圈椅上（圈椅是从邻居家借的，我家没像样的坐具），闭目有顷，呼吸急促，而后，打哈欠，流鼻涕，接着，开始似说似唱，声音委婉绵软，好像还押韵合辙。说唱的啥，我听不懂，奶奶恐怕也不懂。好一会儿，才住声儿，又有顷，才睁眼。睁开眼，好似刚才出了很大力，累得直喘气。歇一歇，才告诉奶奶：神说了，我在地里玩，撞上野鬼了；正晌午，去村东十字路口，烧三张表，送走野鬼，就好了。第二天，奶奶照办。第三天，我果然不再发烧。
五十年代，为破除封建迷信，有人编出小戏，揭露神婆骗人。戏文中说，神婆到王老五家下神，看见墙上挂个罐子，以为是蜂蜜，就唱道：“王母娘娘下天堂，想吃你墙上那罐蜂糖。”王老五女人说：“那不是蜂糖，是桐油啊。”神婆又唱：“王母娘娘太慌张，错把桐油当蜂糖。没有蜂糖也算罢，买个猪头我尝尝。”这戏在我们村演出，乡亲们都说是瞎编的，老祖奶就不骗吃骗喝要东西。这也是真的。那次在我家下神，临走奶奶要送她一手巾兜儿鸡蛋，她坚决不收，说要收下，神要降罪。她是个特殊的神婆，好似真的能时时进入虚幻的神界。她满足于这种状态，满足于村人的认可和敬重，不追求物质，只为了精神。她死时，全村老少都戴孝，送殡路上，从村庄到墓地，汇一条白色的长长人流。
神是虚假的。众人都信，就成了真实的。
想起了又一次求神经历。据奶奶说，我周岁时，算命先生“掐八字”，算定七岁有灾。六岁那年，为了消灾，奶奶带我去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子烧香。那里一家神堂，远近有名。天亮坐上牛车，半路过道河，近中午才到。去烧香的人可多，那家门前，停好几辆牛车，拴好几头背上铺了布垫的驴。堂屋，靠三面墙都是神台，排列塑像二十来尊。我认识的只有两尊，一是关老爷，因为是红脸立眉，手拿一把刀；另一尊是送子奶奶，因为她面前有两个光屁股胖娃娃。烧香的都带了供品，多是十个特大的圆形的白馍，一块半熟的插两根筷子的大肉。求哪位神，就把供品摆哪位面前；其他各位，只上三炷香。每尊神前，都有供品。送子奶奶身边，白馍堆了几十个，大肉码了一排。我看见，两个娃娃的鸡鸡儿，都只剩半截，露出了干硬的黄泥，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求子心切的媳妇烧罢香，总偷偷抠鸡鸡儿上的土，当即吃了，据说吃了能生男孩。我奶奶或许认为关老爷本事大，就把供品送给他，插上香，跪下磕头。也让我磕头，那青砖地硌膝盖，跪着疼，我只磕一下就站起，奶奶一直磕一百个头。求罢神，供品当然不能带走，全留给神，也就是留给开神堂的人了。当时我就想，那家不种庄稼也能顿顿吃白馍，天天吃肉，哪像我家，收了麦才吃几天白馍，大年初一才吃一次肉……我平安长过七岁。奶奶说，亏得去求了关老爷。
在我整个童年，总忘不了那二十多尊神，特别眼馋那丰盛的供品，一想起，就流口水。现在想，那户人家开神堂，也是一种营生，一下子摆布那么多神，更是一个聪明主意。只要是神，都有人拜。前人创造的，后人都有用。
老祖宗还创造了管牲口的神。村西五十里，有座牛王庙。听说牛王爷的个子忒大，脚脖子就有水桶粗。邻家老七爷去过，他的牛长了疽，兽医治不好，去求牛王爷。黄石寨有座马王庙，是财主修建的，穷人养不起马。听说马王爷有三只眼睛，第三只竖着长在额头正中。民谣道：“马王爷，三只眼，驴和骡子他不管。”驴不算大牲口，骡子不是正经东西，所以神不管它们的事。农业生产是人和牲畜共同参与的，自然经济离不开牛马。牛神马神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
农村有多种庙宇，惟独没有财神庙，也没人敬财神。难道庄稼人不想发财？怕主要是小块土地上讨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发财。农民追求的，只是有吃有穿，日子安顺。有一次去古镇上瞧外婆，曾跟外婆到一户富商家借钱，见客厅挂有财神像。那财神，好富态，戴乌纱，穿官服，似乎意味着做官与发财颇有关联。近来看闲书，才知道财神分文武，文财神是比干（一说范蠡），武财神是赵公明。在中原，民间只敬文财神，似不敬赵公元帅。
四
我看到过神像是怎么做成的。
我们村西南隅，一片榛树刺林，围一个独门院落。那户人家，不种田地，祖辈相传，制神像为业，村人称为“画匠家”。据说，当时还在世的老画匠的爷爷技艺最精，在中国还有皇帝时候，曾被官府召到南阳，塑过武乡侯孔明像，因为塑得好，得到很多赏银。画匠家常常大门紧闭，村人无事，不去串门儿。
有一次，邻村的社火头儿带人去请神，我和小伙伴们随着看热闹的大人，在鼓乐声和鞭炮声中，拥进画匠家。我在人群中钻进钻出，从院里看到屋里。院当中，放几口均州大缸，盛了细腻的黄泥。靠院墙的席棚下，摆满各种各样的神和没有做成的神。有的已经涂金描彩，衣冠整齐，有的还是一身黄泥，有的刚刚捏出凸起的鼻子和衣服的褶皱，有的还是木板上的一团黄泥，有的只在木板上钉了木棍儿，缠了麻绳，绑了麦秸。这些，等于展示了制神的全过程。窗台上，我一眼看出有一排土地奶的成品和半成品；土地庙里那些她们的同类都来自这里。画匠家屋内，也到处是塑像。木板搭架子，架上架下罗列各路神仙。莲花盆里的观世音菩萨放在门后，面朝墙坐着，另一扇门后的旮旯里，坐着白胡子老君爷。床底下的杂物之间，也塞了大肚子弥勒佛、额头突出的老寿星。墙壁上，挂满神的画像，都是哪方面的神灵，我不知道，只觉着都是好看的画儿。屋正中的长案上，放十几个盛颜色的碗碟，十几杆大大小小的毛笔。一套神像还没画完，一幅，刚用香头儿起了稿儿，一幅，刚用墨笔勾了线，一幅，才涂上两种浅色……老画匠黧面白发，脑后拖一条大清朝留下的辫子，正用柔柔的笔道给一个什么神描眉，很专心，好像不知道满院满屋都是人。临村拉来几袋粮食，请五尊神，一路吹吹打打，回了。
在画匠家，神像只是商品；请回去，摆在神位上，才是神。俗话说：“画匠不给神磕头——知道你是哪个坑里的泥。”其实，人们都知道神像是怎么制成的，却都真心信奉。
五十年代开始，上级不准敬神，庙里的神像都拉倒砸了。画匠家分了土地，成了农民。老画匠死了，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技艺，却无处施展。合作化后，大呼隆干活儿，歇息时无聊，小画匠从水沟里挖一团泥，比着乡亲捏泥人儿，捏谁像谁，神情活现。“文革”中，在上级办的展览馆里，他塑过领袖像，领袖作挥手远望状，形象高大。有乡亲去参观过，回来说，他塑的领袖像越看越像寺里的佛爷。
又可以敬神时候，当年的小画匠也成了老画匠。他不断被请到大小寺庙，重塑各种神像。最后，花一年工夫，为三尖山丹霞寺塑成了三世佛。开光后，他坐佛前的门槛上看三尊佛像，看了三天，突然跪下叩头。而后，竟把工钱捐给寺里，出家了。亲手制神的人，最后也皈依了神……
他儿子连画笔也没摸过，连个小狗也不会捏。祖传的造神技艺，终于断了传人。乡亲们都惋惜不已。
五
想起了灶神。
灶神来源很早，为先民五祀之一。《礼记》中说：“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人要吃饭，吃饭得有锅灶，锅灶须用火烧，让炎帝神农氏做灶神是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大事，灶神在家中的作用就很重要。所以，《论语》中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与其巴结天帝，不如巴结灶神。灶王爷是老天爷派到各家的特命全权大使。
家家敬灶神。在中原，灶神不是敬在锅灶前，而是和祖宗三代的牌位并列，庄严地供奉在堂屋正中。灶神像两侧的对联，常常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上边的横批，永远是“一家之主”。家庭的事，人做不了主，只靠神做主。灶神像是从年集上请回的木版印刷品（虽也花钱，却不能说买，只能说请），薄薄一张纸，画面大红大绿，色彩鲜艳。灶神是带着太太下界履任的。农民管他们叫灶爷爷灶奶奶。那老两口儿，都胖乎乎的，笑眯眯的，慈祥绵善，人味十足，不像别的神，人只能敬拜，而不敢亲近。我无论什么时候看灶爷爷灶奶奶，老两口儿都喜洋洋地看我，像马上就要说话，给我讲个故事，给我念首儿歌。腊月二十三，按惯例，灶爷爷回天宫汇报工作，说好说坏，至关重要。所以，年年都祭灶，祭灶就是为灶爷爷饯行。这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一次家庭祀神仪式。我奶奶最重视祭灶。灶神像前，包了红枣的大个儿白馍摆两个品字形，上边再一反一正摞两个。来自猪腰窝的那块最肥的肉横放中间，上插两双筷子（大概是考虑到灶爷爷灶奶奶各用一双）。还摆了家制的黄酒，买来的灶糖、柿饼。灶糖、柿饼只各有四块，我真怕他们二位贪嘴，全部吃掉，我就不能吃了。祭灶开始，奶奶点着红蜡，顷刻间满屋明亮。点着香，顷刻间青烟飘过屋梁。奶奶跪下，让我抱一只红公鸡也跪下。奶奶说，公鸡是灶爷爷上天骑的马。奶奶向灶爷爷絮絮叨叨好久，我总暗想，一只公鸡能驮动灶爷爷吗？上天的路到底有多远？祭灶毕，把公鸡杀掉，意思是当即它就变成了红马。杀了鸡，我望着高不可攀的天空傻想：这会儿，我家的灶爷爷，邻家的灶爷爷，千家万户的灶爷爷，都正骑着红马赶往天庭呢。还傻想，到了玉皇爷那儿，那么多马拴哪儿呢？玉皇爷的屋子再大，总也站不下一万个灶爷爷吧？一万个灶爷爷都向玉皇爷说话，听谁的呢？报告那么多事儿，能记住吗？想问奶奶，不敢问……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再也请不来灶神像。原来敬灶神的地方，家家都挂上了毛泽东画像。曾记得，老族长八太爷第一次看见领袖像，端详多时，点头道：“哦，毛主席不是凡人，下巴上的瘊儿，长的是地方。坐天下，应该。”从那时起，毛主席成了一家之主。
毛泽东画像挂了二十多年，伟大领袖去世，英明领袖接班，上级发下了华国锋像。堂屋正中一挂，心里又有了主儿。
乡亲们说：“噫，华主席也是福相。江山传给他，应该。”谁知，挂了几年，上级又叫取下。取下后，再也没有谁的像往上挂。后来听说，朝里邓小平当家。邓大人叫分田到户，叫大家吃饱肚子，真该挂他的像，可是，买不来。于是乎，堂屋后墙正中敬了几千年神的地方，挂了几十年领袖像的地方，便空了，空成一个沉重的遗憾。有史以来第一次，没了一家之主。墙上空着，心里也就空落落的。
农民需要一家之主，呼唤一家之主。
八十年代后期，我常常下乡采访。在一个户户盖楼的小村村头，和一位宰牛致富的老农闲谈时，老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上头知道不知道？咱老农民堂屋里没啥挂哟。进屋看见白墙，别扭，心里不踏实。我房子盖好，我娃买回来一张画，画的下山虎。墙上一贴，我说不中。进门看见一只虎，不吉利。下山虎都是饿虎，更恶。我娃又去买一张画，可大，墙都占满了，画上两边有山，当中有大水，水从高处往下栽，怕人。我说还不中，恁大的水不把咱的家业都冲走？我娃还算听话，问我墙上挂啥好，我也说不了。后来，他买了一张白纸，请人画一对喜鹊，喜鹊落在梅花树上。我说，算了，就这吧……村北头张记家，正当门贴一张女人画，露着屁股，咧着嘴笑，浪里吧唧，不像话。那是敬神敬领袖的地方。把那东西放那儿，不是敬个狐狸精？……我想啊，总得敬个正经的神。我杀多年牛。早些年穷嘛，没别的生财门路。如今不杀了。养奶羊，卖羊奶，弄钱不多，不坏良心。牛是生灵，杀了有罪；赚那钱，心里不安哪。想请个神，烧烧香，免罪。你说说，敬个啥神好？你不信？我信，信神的人多啦。葫芦湾胡大炮，是个工头儿，去城里盖十年大楼，挣几十万，家里敬着老佛爷、鲁班，还有钟馗。人哪，靠啥都不中，还得靠神……”
不知道那位老农后来敬了什么神。我相信他一定会请一尊神，敬在堂屋正中的神台上，每日一炉香。有了神，才有主，心才安。
二十世纪即将结尾时候，中国农民竟然仍需要神。在神面前，人只能下跪。树立起神的尊严，人就没了尊严。只有神消失了权威，人才能发现自己。待一切神灵都成了真正的虚假，农民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那一天，还远着呢。
2000年5月30日于南阳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