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住城市，常常思乡，思念生我养我的地方。愈近老年，思念愈长，像有一根长长的线，一头拴在故乡，一头系在我心上。常常回想，常常回望，常常在想望中还乡。即便想起一件普通的器物，望见一片早被岁月的流水冲淡的风景，也备感亲切，低徊不已，像又追回消逝了的时光。当然，也有苍凉，也有怅惘。日暮乡关何处是，不思量，自难忘。
铁轮车·独轮车
那时候，乡村只有两种车，铁轮车和独轮车。牛拉的铁轮车叫大车，人推的独轮车叫小车。
先说小车。小车全用木制，连轮子中心的轴也是木的，但必须是不结榆钱的那种榆树的老干镟成，那种榆木坚硬，耐磨。小车很少，好像只五爷家有。我只坐过一次小车。我在东沟放牛，五爷推了小车在沟边地里刨红薯。或许他一时糊涂，偏带了三个筐，近黄昏，红薯拾进筐里，要装车才意识到一边两个筐，一边一个筐，不平衡，不好推，老人家就招呼我去压车。刚好我正想回家，刚好牛抬起头朝村庄哞哞叫，也想回家。我就牵了牛去坐只放一筐红薯的那边。五爷把车襻绳在脖子后面一挎，双手攥车把，一直腰，屁股左一扭右一扭推车上路了（民谚说：“推小车，不用学，只要屁股扭得活。”扭动屁股小车就不致歪倒）。我的体重相当于一筐红薯，小车就很平稳。想必车轴刚刚膏过油，车轮转动，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响声，细而脆，很好听，好像戏台上演《胡二姐开店》那个小旦脆生生的歌唱。白胡子老爷爷用独轮车推着湿漉漉的红薯和笑眯眯的我，我拉着摇尾巴尥蹶子的牛犊儿，乐悠悠走在长满茅草的田间小路上。如果把那时的景象画下来，想必是一幅十分有味的风情画。那天彩霞特别红，半个天空都像泼满了猪血。乡下人管彩霞叫火烧云。
牛车是大件农具，穷家小户没有。只那家财主有两辆车，车帮上包了铁页子，磨得锃亮，很是气派。打造一辆车，不是容易事。车框须用枣木，车厢须用桑木，最好的车辕是鬼柳木。会做车的木匠是大把式，十里八村才有一个。我家虽穷，却有一辆牛车。那是父亲的爷爷在世时分家分得的，传给父亲时，已破旧，每个榫眼都松动，一上路，哪儿都咯咯吱吱响。我家只一头牛，需拉车拉犁时，得和别人结合，那叫搿犋。一般人家都只一头牛，都得搿犋。我家有车，都愿意和父亲搿犋。外人借车使，作为报酬，须给车膏油。两个铁轱辘膏一遍，得一两香油。一两香油够点一个月的灯，能炒十次老南瓜。我坐过多次牛车，空车时，父亲才让坐，拉了粪土、庄稼，决不能坐，怕累了牛。最得意的一次是坐牛车去瞧外婆。东方发白就上路，坐上车听见茶鸡儿叫：“喳钩儿——喳钩儿——”那早起的鸟儿好似特意为我送行。三十里路，看一路景致。看见一座庙，从庙里出来个女子，穿黄褐色长袍，头剃得比面瓢还光。看见一个池塘，池水乌青，满塘气泡，有人站水中摸鳖，刚摸出的那个，烙饼馍的鏊子那么大。中途经过一个集镇，看见剃头铺门前挂一绺长发当招牌，看见饭铺门前席棚下挂一块漆成白色的小木板，上面画一把茶壶，下垂一条红布，也是招牌，看见街边卖的锅盔做得比我家的箩筐还大，切锅盔的刀好似戏台上关二爷使的刀，谁要买，割下一块，用秤钩儿钩着称。拉车的两头牛都瘦小，走得慢，我不嫌慢，只顾喜滋滋地四下看，边看边念儿歌：“坐大车，格当当，走舅家，吃麻糖……”那是我童年的一次壮游，到这时才知道世界真大，世间的稀奇事物真多。
牛车的铁轱辘最贵，两石小麦才能买一对。穷人家十年不吃白面馍也难积存够两石小麦。铁轱辘却最耐用，常常是几代人也用不破，车架朽了，散了，轱辘还能转，只不过插轴的孔（古人叫作毂的部分）渐渐磨得大了，松了，走动时咣咣当当响，轱辘轧地的周边（古人叫作辋的部分）渐渐碰得变窄，甚至窄得刀刃似的。牛车路叫大路。大路如叶脉，连接田野，通往邻村，通向集镇，好似也能通到天边。日日，月月，年年，铁轮车出村，回村，大路上轧下两条弯弯的平行线。那线很长，和苦日子同样长。那线很密，和老农脸上的皱纹同样密。铁轱辘很沉，砸得地颤动，牛累得喘气，赶车人仍频频打牛骂牛。铁轱辘很利，反反复复切割土路，把路面割成麻披，切得粉碎，一路尘土，阻人脚，扑人脸，风一刮，飞扬天地间，尘土中饱含人汗的咸涩和牛尿的腥臊味。
最早的车是木轱辘。木轱辘想必比木车架更难做，更需要技艺和经验。所以，《庄子》里有“行年七十而老斫轮”的话。铁器时代开始后才有铁轱辘。铁轮比木轮更耐磨耐碰。这无疑是进步。铁轮车拉着庄稼人总无变化的凡俗生活，走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土路上，走了二十五个世纪，走得实在缓慢。
两千多年来，多少条大路轧成河。
我见过一次铸铁轱辘。
六爷家盖新房，去北山拉山黄草，装一满车。下山时候，牛收不住脚步，突然跑快，六爷一拉牛绳，牛离开正路，两个轱辘同时碰上石头，一个成了两个半圆，一个碰掉一块。老祖宗传下的物件，一时毁了。只好再去一辆车，拉回山黄草，也拉回破了的铁轱辘。那天，正好有铸铁轱辘的匠人来。每年秋后，都有这种匠人来，常常揽不到活儿，铁轱辘使坏的机会很少。这次，六爷决定重铸铁轱辘，重铸比新买省钱。匠人是三个，一老两少，脸上手上都粘有黑灰，显然刚在邻村铸过；来时，赶一辆驴车，车上装铸造家什。六爷家门前，支起了化铁炉。化铁炉好似半截水缸，比盛满水的水缸还沉。风箱是圆形的，比水桶粗，比扁担长。一节竹筒连接风箱洪炉，怕漏风，用牛粪和淤泥混合成糊状糊严。用麦秸和木柴点火，燃着焦炭。破轱辘砸碎，一块块填进去，又把断了齿的铁耙、磨损得不到一拃长的铁锨、砍出了豁子的菜刀、锈出了窟窿的洋铁桶、折了的纺线铁锭子、使坏了的镰，还有一个铁秤砣，一件件扔进去。风箱把是T形的，两个后生并排站着一拉一推，身子一仰一俯，同时发出“嗬，嗨嗨，嗬，嗨嗨”的号子声。每一拉，炉中的呼呼声气势磅礴，火苗直蹿三尺高，火星子飞过屋顶，飞上高空，像能把云彩烧着。那老者脸黑似锅铁，胡子却是黄的，可能是被炉火烤焦了。只见他拿一根长长的铁棍，时时插炉中戳戳捣捣，隔一会儿，伸头朝炉里看看。过了两顿饭的工夫，老人用铁棍在炉中搅一搅，让停止扇风，两个徒弟立即各掂一根撬杠，插洪炉两侧，慢慢向下撬，洪炉慢慢倾斜，倾斜得很玄乎，快要倒下的时候，老师傅用铁棍朝下部的炉口猛一捅，随即流出了小米汤似的铁汁，咕嘟嘟流进模子。这时候我才知道，却原来黑黢黢的铁还能变成黄澄澄的水……
几乎全村人都去看，六爷门前像唱大戏。乡下生活，枯燥而冗长，有趣的事儿太少，即便狗咬架也有人看，来个货郎担儿也有人看，四猴儿用蚯蚓去村头泥沟边钓黄鳝也跟去一群闲人，财主家请来铁匠给骡子钉掌，也招引几十个男人围观。
六爷那对铁轱辘，应是乡村铸的最后一对铁轱辘。
独轮车早就没了。不知道博物馆收藏没有，据说，那原本就是诸葛亮造的木牛流马。
铁轱辘车也没了踪迹。那次还乡，见九爷家还有一个铁轱辘，堵在猪圈门口，黄锈斑驳，挨地面处，长了苔藓，连接毂与辋的辐，断了两根，母猪的长嘴时时从孔中伸出。一根辐上，留有一行突起的字：“大清咸丰十二年铸”。
油坊
刘家开油坊。刘家住村北，和村庄隔一道长年流水的沟，沟里长满菱角。我们村只那一家姓刘。据说他们的祖宗是个卖油郎，游乡到我们村，勾搭上我们祖宗的一个女子，几经曲折，在这儿落了脚。这事，刘家世代相传，说他们的先人是我们的姑爷；我们则一直不承认，因为不光彩。刘家和村里人关系就淡薄，娶媳妇，他们不来贺喜，死了人，他们不来吊孝；他们有事，我们也不去。刘家地少，日子却好过，因为开油坊。北风一刮，满村都是香油味，闻着叫人流口水。全村的女人，皮肤都干燥粗糙；刘家的媳妇，脸蛋儿油光嫩亮，因为吃油多。
刘家院子大。东厢房四间，有炒芝麻的锅灶，轧芝麻的石碾，打油的榨床，还有一排盛油的油篓。老油匠三个儿子，身材都短而粗，那叫车轴汉。车轴汉都有劲。老大、老二打油，老三个子更低，抡不开油锤，却更精明，就游乡卖油。打油都是光身子，三九寒冬也一丝不挂，因为打油费力，一打就浑身流汗，更因为身上容易沾油，沾了油的衣裳不好洗，那时乡下没有肥皂，洗衣裳只能用皂角或草木灰淋的水，买皂角太贵，灰水洗不净油腻。据说，衣裳一脱，打不够一槽油就不出屋，有了尿也撒进炒成的芝麻里，掺了尿的芝麻打的油仍然很香。因为家里有两个不穿裤子的男人，村里的女人从不去刘家串门，刘家的媳妇送茶水也只把瓦壶放在门外，说声“茶来了”，扭头走开。打油是重活，没劲的男人举不起油锤；有劲的男人打一天油也够戗，所以，民歌里唱道：
打油打到五更天，
累得筋断骨头酸。
油锤一扔上床睡，
不往女人被窝钻，
——你是貂蝉也不想沾！
我和狗儿爷多次去刘家玩，不是去玩，是去闻香气。离他家越近，香气越浓，进院门，好似掉进了油罐子里。狗儿爷说，闻半晌等于吃半两油，在家里一个月也吃不了半两油。一去就想看打油，窗子高，看不见。有一次，推开虚掩的门，我俩进了屋，进屋就被香气呛得直噎。看见老头儿正炒芝麻，拿一把铁锨在锅里翻，锅有井口那么大。一头驴被蒙了眼正曳石碾轧芝麻，怕它偷吃，用布兜儿兜了它的嘴。驴或许累了，烦了，曳几圈就停下撒几滴尿，借机稍作喘息。老油匠就骂驴：“浪尿不少！”另一边是榨床。榨床是柏木的，已被油浸成黑色。那哥儿俩果然赤条条的，胳膊、腿都粗，酱紫色的肌肉呈块状，棱角分明。两人可能是轮流打。此刻，老二正用一块黑糊糊的脏布擦汗，脖子、胸前、肚皮、腿间擦遍，一拧，拧下黑色的汗水，扑嗒嗒滴进地上黑色的尘土。而后，拿起瓦壶，嘴对壶嘴喝水，咕咚咕咚，饮驴一般。老大正抡油锤打油。油锤据说五十斤重，正方体的铁疙瘩；油锤把据说是棠梨木的，结实柔韧，不容易断，手握的地方已经磨细，还在使，可见耐用。不是打在芝麻上，而是打在楔子上。炒过轧过的芝麻，包以麻布，缠以棕绳，码进榨床，而后揳进楔子，先是小楔子，后是大楔子。芝麻越挤越紧，就挤出油来。老大正打大楔子，打大楔子更费力。只见他掂着油锤，在身子右边由下到上抡一个圆圈，同时高叫一声“油哇——”腾地打在楔子上，似有千钧之力，打得狠而重，震得屋梁也仿佛一动。随即，香油就呼噜噜流进油槽里。很快又不流了，只点点滴答，就再打一锤。一声“油哇”，攒足全身劲，油锤落下，即便是芝麻秆儿，也确实能打出油来。一锤锤打下，直到把油挤干挤净，松散散的芝麻挤成了硬实实的麻饼……
我俩看得有趣，那哥儿俩却不高兴，先翻白眼瞪我们，后呵斥道：“有啥看的？出去玩！”我们赖着不想走，老头儿从圆圆的锅盖似的麻饼上掰下两小块，给我们一人一块，干笑着说：“回家吃吧，在这儿身上沾了油可是洗不掉。”我俩啃着麻饼离开刘家。麻饼真香，从没吃过这么香的吃物儿。吃着，狗儿爷突然吞儿笑了，笑得猛，笑呛了，直咳嗽。笑罢说；“你看见没有？那弟兄俩个儿老矬，鸡巴老长，真奇怪。”我说：“可不，油锤一举，那东西打锣槌一样一摆一摆，真逗！”我俩都笑，笑得咯咯的……
如今农村的油坊，都是机器榨油。那不算油坊，是小小的榨油厂。机器榨油人省力，可乡亲们说，那油吃着有铁腥味，不香。
补锅·钉锅
家家都有铁锅。烧火做饭就也叫燎铁。民谚说：“三顿不燎铁，娃子打他爹。”饿极了，再绵善的娃子也会发脾气。马山口出的铁锅好。民谣说：“马山口的铁锅均州的缸，赵湾的萝卜李湾的姜，刘官营的姑娘不用相。”前四种都是名牌货，刘官营的姑娘个个好模样。铁锅再好也会使破，这家不破那家破，何况，并不是家家都能使上马山口的铁锅，那锅太贵，那地方太远。于是，古来就有补锅匠，走村串户补锅、钉锅。使出了窟窿，要补，裂了口子，要钉。俗话说：补补钉钉还是锅，不补不钉是烂铁。是锅就能用，烂铁不值钱。
我们村大。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来补锅匠。村正当中，土地庙前，有棵扭着劲向上长的柏树，白胡子老爷爷说，它已经五百岁了。补锅匠一来，总在那儿作活儿。补锅匠都用上翘的扁担挑着担子，一头是木箱，装小炉子、小风箱、小砧子、小锤儿等等小工具，一头是箩筐，装铺盖卷儿，铺盖都脏，沾满尘土；常常是干一天活儿，随便在谁家的磨房、牛屋或放柴的草棚下过夜。补锅匠都带个半大的小子，或许是他的徒弟。师父守着摊子，徒弟手掂一根戳炉子的铁棍儿，头顶一口破锅（这些都是补锅匠的招牌或者广告），满村吆喝生意。家乡管补锅叫锢露锅。那小子边在村中走，边一遍遍高叫：“锢露锅——钉锅——！钉锅——锢露锅——！”“锅”字的声音拉得很长。一时间，沉寂的村庄颇有生气。听到叫声，全村的老婆婆、小媳妇都想到自己的锅，该补该钉的，都从灶上揭下，用锅铲儿铲去锅底的黑灰；如果不铲，补不严，钉不牢。铲锅灰有讲究，只能掂着铲，锅灰掉下，呈弧形，不能放地上铲，放地上锅灰就掉成圆圈，摸黑路会“鬼打墙”，走一夜也走不出那一小片地方。
补锅匠一摆起摊子，总引来成群娃娃、妞妞看。我看过多次，只一次记得清。那次，那个头顶破锅手拿铁棍的小伙儿吆喝得格外响亮，直叫到我家门口。奶奶正纺线，忽生站起，忙去揭锅。我家灶台上边的土墙特意留个洞，在那儿放灯台，嫌灯台低，垫了半块土坯。老鼠上灯台偷油，狸猫蹿去抓老鼠，蹬翻了灯台，蹬掉了土坯，土坯砸进锅里，砸出一道好长的纹，熬粥不漏，蒸馍漏。奶奶说，这锅是马山口的货，一斗高粱买的，才使五年，钉钉，再使五年也不会漏。就拿去钉。补锅匠又老又瘦，胡子也稀，脸像庙里被烟熏黑的土地爷。他说，得钉四个疤，不要钱，管一顿饭算了。奶奶心善，即便不钉锅，也会管饭的，不就是几个窝头、两碗稀饭、一碟辣椒嘛。奶奶交代我，等到晌午领补锅匠回家吃饭。我一下子成了娃娃妞妞中的特殊人物，他们凑近看，补锅匠总让离远点，我站得最近，补锅匠却不说啥。我就看得真切。
邻家顺儿叔拿一口半大的新锅让补，锅上还粘着半干的面条，锅底正中一个窟窿，像初九初十的月亮，能伸进拳头。他说是鸡飞上灶台找食儿，屙锅沿上，他气极，拾一块半截砖砸鸡，没砸着鸡，砸进了锅里。其实，他说的是假话。昨晚上，他两口子正要吃饭，几句话说戗了，顺儿叔脾气暴，恼上来说声“过不成了，算啦”，掂上磨刀的石头就砸锅。过一夜，小两口又好了，就来补锅。补锅匠一看，说窟窿太大，补不成，给再多钱也没办法。顺儿叔一听，脸一沉，日一声把锅扔几丈远，立时摔成碎片，扭身走了。我知道，他成亲半年来，这是第三次砸锅。前两次是干锅，啪一下就砸稀烂，砸罢第二天就买新锅。这次锅里有饭，才只砸个洞，可还得买新锅。
驼背弯腰的孤老婆七奶奶，小脚踩着小碎步，掂来一口盘子那么大的小锅让补，说是昨儿晌午烧火做饭，水还没滚，就往下滴，滴着滴着往下流，火都浇灭了，没做成饭，只好烙个高粱面饼子，喝半瓢凉水。补锅匠一看，说：“呀，锅底蚀了，不好补。”就用小锤子敲那漏的地方，把原本豆儿大的洞儿敲成了枣儿大的窟窿。每敲一下，七奶奶就心疼得发出一声“哟哟”。而后，补锅匠把锅夹两个小腿当中，一手托一个又脏又臭的破鞋底（脏是我看到的，臭是我想到的），一手拿一把核桃壳那么大的小勺儿，从炉中舀一砣橘红色的铁汁儿，倒鞋底上，小心地端到锅下，正对着窟窿，往上轻轻一按，用一块满是油污的脏布在上面擦，擦出黄烟，同时伸长脖子用嘴吹，气力不足，必须凑近吹，边吹边朝铁汁凝固的地方吐唾沫，吐上就发出嗞嗞响声。七奶奶切切地看着，又絮絮地啰嗦：“如今的锅，都不像是铁的，像是泥捏的，使不几天就漏了。我年轻时候，一口锅做饭蒸馍煎煎炒炒使十几年……”边说边一再慨叹今不如昔。锅补好，老奶奶从宽大的衣襟下摸出一个鸡蛋当工钱，补锅匠嫌少。老奶奶说：“我年轻时候，锢露一回锅俩钱，钉一个疤一个钱；一个鸡蛋值四个钱哩……”她年轻时候，大概慈禧皇太后也还不老。
大个子九伯掂一口大锅走来，走着骂着：“都是饿死鬼托生的，再吃也吃不饱。养活一窝猪娃，光吃不会干活……”他是骂他儿子。他女人是瘫子，却生了五个娃。粮食不够，只他可以吃馍，盛馍的竹篓挂梁上，老鼠能偷吃，娃们够不着。娃们只能喝饭，五个娃都喝成了大肚子，肚子撑成了鼓，还说饿。几天前的一个中午，一锅饭喝完，娃们争抢锅铲铲锅巴，不知道哪个娃不小心铲掉了锅半腰钉的两个铜疤，弄得顿顿做饭都要和面糊锅，高粱面糊不住，必得用白面，真真可惜了。补锅匠接过锅一看，笑了，看补锅的孩子们也都笑了。他那锅上，两长两短四道口子，我数一数，已经钉了十七个疤，有黄铜的，有红铜的，还有一个椭圆形的，颜色发青，可能是熟铁的，都明明亮亮，好似天上的星星。补锅匠说，坏两个疤，得再钉三个疤，因为口子长了；要不，口子再裂三指，锅就会裂成两半，想钉也钉不成了。九伯说：“那就钉吧。锅烂了，值多啦。”补锅匠说，原来的两个疤不能用了，太小，盖不严，得换大的。九伯说：“哟，可惜那两个疤了，钉上七年了，跟长上了一样结实。”说着又骂他儿子：“一窝饿狼，喝饭像灌老鼠洞，锅再大也不够喝。”补锅匠剪了圆形的铜片，先换原来的两个疤，用铁锤轻轻钉，钉上铜钉，用木棰轻轻砸，砸得铜片和铁锅紧紧贴近。后钉第三个疤，先用钢钻在裂纹上钻孔儿，而后钉疤。动作仍是轻轻的，生怕用力过大会把锅打破。钉罢，掰一块黄胶泥在三个疤上擦，泥太硬，朝泥上吐两口唾沫，一手下面托着，一手上面狠擦，直到黄泥渍进缝里才完事。九伯付了钱，掂着那个有十八个疤的大锅去了，走着仍骂着那一窝娃。现在我想，他那口铁锅如果能保存到今天，一定很有价值。那是一件文物，每个疤都固定下庄稼人的一段贫寒日子，十八个疤把庄稼人的苦难人生串连成绵绵不绝的沉重故事；那似乎也是一件艺术品，十八个疤仿佛每个都钉得是地方，颇有聚散疏密之美，颇有形而上的意思，衬以黑青锅铁，明暗反差强烈，铜疤越发璀璨，足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想目下纷纷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怕也弄不出这样的杰作。遗憾的是，九伯的铁锅不可能放到今天，至迟在“大跃进”年代就被送进了土坯稀泥砌的炼铁炉……
这些年来，多数农民仍用铁锅。或许因为质量高了，或许因为买新锅费不了几个钱，破了就当废品卖掉，反正再没人补锅钉锅。没有补过钉过的锅就没了故事，也没了历史感。“钉锅锢露锅”的吆喝已成绝唱。补锅匠已从三百六十行中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土地庙前、老柏树下那片古老的风景。土地庙“合作化”中扒了，老柏树“大跃进”时砍了，比补锅匠更早消失二十多年。
石磨
石磨是赭红色的。那种颜色的石头坚硬，凿出的磨齿锋利，容易把粮食籽磨碎。老爷爷说，石磨出在磨山，只磨山的石头能做磨。磨山在一百里外的天边。石磨是两扇，上扇比下扇厚。两个同样大的圆摞在一起，圆心的地方，下扇嵌一截镶了铁的木轴，叫磨脐，上扇有镶了铁的圆孔，磨脐插入孔中，两扇就永远是重叠的圆；下扇固定，上扇转动，千转万转，永不分离。上扇靠圆心处，有两个直通的圆洞，叫磨眼；原粮磨第一遍时，须塞一个眼，塞磨眼的短木棒，叫磨棁（zhuō）。上扇的上棱，还有两个相距近二尺的斜孔，可以穿进麻绳，绑一木棍，那木棍叫磨杠。驴套就连在磨杠上。驴套的最前边，连两片二指宽的木板，夹在驴脖子后部，驴一开步，就拉动石磨转；那木板，叫驴夹板。在驴头和石磨之间，撑一根四尺来长的细棍，叫驴撑棍，作用有二，一是永远固定驴和磨盘的距离，驴转圈时有所遵循，二是驴不能偷吃磨盘上磨碎了的粮食，那棍子撑着呢。驴上套前，先把两个楦了麦秸的细长布袋戴它肩胛上，以免驴夹板磨破了皮，那布袋叫驴扎脖；再用一块旧布蒙了它的眼，那布叫驴碍眼。驴一被蒙了眼，就好似没了时间和空间观念，只顾一个劲儿向前走，再走都像仍在原地。于是，磨盘四围的地上，驴蹄就踏出了一个周周正正的圆，铺一层细细的尘土，踏满驴蹄印儿，那圆，叫磨道。俗话说的“磨道里找驴蹄儿——一找一个准”，就是从这儿引出的隐喻。驴有耐性，也有耐力，干活时间太长了，也会怠工。想怠工，不能直白停下，硬停下就要挨打，只能借故屙屎撒尿，常常是走十圈八圈，就站住便溺。所以，乡谚说：“老驴上磨道，没屎就有尿。”磨道上的土，掺了驴粪，浸了驴尿，据说最肥，就有一个特殊的用处：谁家孩子头发不旺，剃罢头，奶奶或妈妈就去磨道抓一把，撒头上揉搓，边揉搓边念咒：
葫芦葫芦光光，
明年长满秧秧。
葫芦葫芦蛋子，
明年梳个大辫子。
《黄帝内经》曾有言道：“发者，体之苗也。”农民也认定，头发是从头颅里长出的，就和庄稼苗一样需要施肥，上了粪苗才壮。庄稼人就认这么直观的理。同样，谁家娃子心眼少，就捞粪池的蛆虫洗净炒熟让他吃，蛆虫一拱，心眼就多了，谁家产妇不下奶，就让她吃莲菜，莲菜有孔，一吃，就通了。古来就是这样，没人对这种不科学的做法怀疑。
我们远古的先人真是聪明智慧，不知从哪儿得到启发，把石头碫造成磨，把野驴驯化成家驴，于是颗粒状的粮食就变成了可做多种吃物的面粉，引发了一场膳食革命。从那时起，驴就因磨而存在。所以，民谚中说道：“生就的驴命，不曳磨能行？”从那时起，磨面就成了农家必不可少的事。所以，民歌里唱道：“不养闺女你咋当婆，不进磨屋你咋吃馍。”
驴拉磨，人筛罗，筛下面，筛出麸皮再磨，一般都磨四遍。驴转三四圈，人就得随驴屁股后把磨盘上堆积的面和麸的混合物收起，倒罗里筛，急急筛罢，忙再去收，片刻不得消停。大户人家的磨房里有筛面箱，安了器械，人坐着，用脚蹬，那叫脚打罗，筛面比较轻松。穷家小户都是用柳条编的笸箩，笸箩里放一杆擀面杖，手抓着罗在擀面杖上一推一拉滑动，耗时费力，而且面粉飞扬空中，飘落人满身，磨一晌面，头发、眉毛、胡子都是白的，好似老寿星。磨面是累人又烦人的活儿，最难消受的是那长长的无聊。光子二伯女人个儿太矮，裤子只二尺长，站磨盘边手伸不到磨上，光子二伯就得每月磨一次面。为排遣那难耐的寂寞，打发那难熬的时光，一进磨房就唱戏，不会别的，只会唱《李豁子离婚》：
李豁子清早起去拾粪，
回家来不见了我的女人。
东家找，西家问，
找不着我女人我不放心……
他只会十几句戏词儿，往往，磨完一斗高粱，能唱几百遍。五奶奶好说话，平时在女人场里拉家常，东街柿子西街梨，张家婶子李家姨，一说一晌，说得快活。磨面时候，磨房里只有驴是活物，驴听不懂话，更不会说话，就憋得慌，只好骂驴，骂驴也算说话。驴不偷吃麸子，也不无故停下，骂啥？只好骂“我日你八辈，走恁慢。”“你老龟孙想歇？下一辈子托生成人就不下这驴力了。”那次，在犟四爷家磨面，犟四爷听她一个劲儿骂驴，不禁恼了，跑进磨房发脾气；“打狗也看看主人面，你骂我驴干啥？我这驴你日不成！哑巴牲口咋得罪你啦？我这驴绵善，下一辈子就是要托生成人；你下一辈子说不定托生成驴，好跑好叫不好干活，不光挨骂，还挨打哩……”
驴走得确实慢，磨转得确实慢；也不能快，因为人筛得同样慢，太快了就筛不及。磨眼鸡蛋粗，成升成斗的粮食慢慢流进去，成晌成夜的工夫慢慢流进去，磨出了细细的面粉，也磨碎了长长的日子。磨房里，石磨、驴蹄儿、筛面罗合奏的冗长而沉闷的交响曲，演出了数千年；数千年旋律依旧，节奏依旧，没有高潮，没有变化，年复一年渲染着村庄的古朴、安稳和宁静，年复一年述说着同一个无头无尾、平淡无奇的故事。合奏曲的延续中，春秋交替，历史爬行，乡村生活总不见新意。磨房屋小，磨道天长，在筛面罗的推推拉拉中，一代又一代小媳妇成了老太婆，一代又一代小伙子成了老头子。时间被磨得模糊，心灵被磨得迟钝，磨房里的无聊成了人生的无奈，命运的别无选择。于是就认了，就习惯了，就从窝头、稀饭和糠糠菜菜里，从平静寒俭的生活里，得到了满足、舒帖和快乐……
驴绕磨转，人跟驴走，走千里万里也走不出五尺磨杠的半径之外。沿着磨道走，分不出起点终点，走千圈万圈仍在磨房。人和驴走的是同样的路。
我家的磨房，盖在小院的西南角，泥垡子打的墙，上边横放一高两低三根枣木杆，铺两张高粱秆织的箔，苫一层搪了泥的麦秸。怕大风掀掉屋顶，把几根构树皮拧的绳从屋脊搭下，两端拴上礓石，坠在屋檐。磨房矮，进门须弯腰低头。门旁有窗，窗只是个正方形的空洞。石磨是祖传的，上扇已磨损到四指厚，磨面时得压上捶布石和磨刀石。那次碫磨，白胡子碫磨匠说，这磨至少使一百年了。也就是说，爷爷的爷爷以前，就有它了。它见证了祖祖辈辈的贫寒，也见证了祖祖辈辈的满足。驴也是祖宗养的驴的后代。奶奶说，驴的妈妈的妈妈，长的也是这模样，个儿小，毛铁灰，额头上长一块白毛。驴活儿好，除了犟，没别的缺点；犟才不惜力，能持之以恒。平时拉磨，农忙时曳耧耩地，曳磙打场。驴蹄上钉的铁掌，每年都得换一次。别人来磨面，代价是最后留下麸子。东坑岸住的绝户麻二奶，每磨面都磨十几遍，一大筐粮食只剩下半瓢麸子。有磨有驴的人家都借故不让她去磨。她只好大老远地到我家磨。磨到五遍以后，磨扇间的麸皮已经很少，磨呼隆隆直响，等于石头磨石头，很容易磨钝，驴拉着也费力。奶奶总把我家的麸子添上一瓢。奶奶不在乎麸子多少，主要是心疼磨，也心疼驴。麻二奶走后，奶奶老是说：“她为啥绝后？光想沾光，心不善哟。”奶奶最善良，总是同情可怜的人。祠堂里的三婶只娘儿俩过活儿，寡妇失业的，日子好艰难。她常常自己推磨。推磨不用驴，就不留下麸子；当然要感谢磨主，因为使了磨。那麸子，她自己贴锅饼吃，只儿子吃面粉蒸的馍。奶奶听说后，立即出门，绕池塘，钻树林，穿半个村子去祠堂，对她说：“一个女人家，嫩胳膊嫩腿的，咋能出驴的力？再磨面，去俺家，俺不要麸子。驴嘛，就是曳磨的东西，使使它，没事儿。”记得，有一次跟奶奶去黄楝树下听瞎子唱三弦书，有一段就是《小寡妇推磨》，说一个哀怨凄恻的故事，曲词里唱道：
推磨推到打一更，
天上有云没星星。
一盘石磨凉冰冰，
一个人推磨孤零零。
推磨推到打二更，
天上地下黑咕隆咚。
老鸹野雀都在窝里卧，
小寡妇抱着磨杠走不停。
推磨推到打三更，
老天爷偏偏刮狂风，
大雪裹成疙瘩下，
小寡妇汗水掉地冻冰凌。
推磨推到打四更，
小寡妇头晕眼花两腿疼。
磨杠像有千斤重，
磨道好似万里程……
推到五更，就出事了。一个痞子邻村吃酒归来，看见磨房亮灯，一摇三晃走进去，先挑逗调戏，后动手动脚。小寡妇不堪凌辱，天亮前，悬梁自尽了，死时，掺了两瓢谷糠的三升高粱还没磨完。那盲艺人声音沙哑，可唱得动情。我看见，奶奶边听边擦眼泪。她一定想到了三婶。
在我短暂的童年里，几乎每个白天都听到石磨声。那沉沉的呼噜声总是从黎明响到黄昏。听到磨响，心里总有一种踏实感，总能想到高粱面窝头、玉米糁糊糊、芝麻叶绿豆面条，还能想到清明节的荠荠菜饺子、端阳节猪油炸的焦面叶儿、中秋节用一半白面掺一半谷面炕的干饼、过年期间为了待客蒸的包了红枣的白面馍。每个夜晚我都在驴嚼草的咯嘣声中上床入睡。驴吃夜草，那咯嘣声通宵不绝，好似从村巷深处传来的拨弹音乐，平和，亲切，有乡野味，有温馨的家园感觉。有驴的嚼草声相伴，梦境也清新。我常梦见庄稼地、带露的野草、野牵牛的喇叭花、豆秧里支叉着鞍儿吱吱长鸣的蝈蝈儿、被爷爷奶奶喻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双飞的蝴蝶、村头小河里顶住水浪向上游的黑脊梁的鱼儿……
驴和小农经济十分配套，和一家一户的小日子十分合榫。五十年代，蓦地来个“合作化”，驴也入了“大集体”。我父亲曾给社里喂驴。十多头驴挤一个长槽里吃草，都不安分，要么乱争乱抢，乱踢乱咬，要么公驴欺负母驴，搅扰得满圈动荡。待上工，驴次第被牵出，排队进入集体的磨房，拉十几盘石磨。那景况，很别扭，很滑稽。
我家磨房的梁上，有两个燕子窝。小满前，燕子准时回来，出出进进，孵卵育雏，抽空落院里的椿树上叫得热闹，为磨房里的单调枯燥增添几许生动活泼。鸟也忙，人也忙，个个按照自己千百年来的固有活法忙自己的营生。处暑后，两对鸟夫妻都带着自己的儿女离去，走前的清晨，总落椿树上合唱一阵，像是向人道别。春来秋去，年年如是，那寒碜的磨房是燕子固定的夏天的家。1958年早春，先是石磨被扒掉，因嫌太薄，不能再用，拉去做了大食堂烟囱的底盘；后是磨房被掀掉屋顶，枣木枝、高粱箔和麦秸做了食堂的燃料。一场雨后，泥筏子墙全部倒坍。燕子回时，在磨房遗址上空盘旋许久，一次次飞下，再也找不到那记忆中的草屋，再也找不到那栖息多年的旧巢。椿树也被砍伐，无枝可依，飞累了，只好落堂屋屋脊，一声声啼叫，叫声凄惨。奶奶说：“没了窝，夜里往哪儿卧哟，肚里的蛋在哪儿下哟。人作了孽，鸟可怜哟……”说着，扑嗒嗒掉了泪。
在七十年代的末梢，父亲还养过自己的驴。集体散伙后，分财产，我家分得两条驴腿，就是一头驴的一半。父亲拿出30元钱，拉回了驴。是头老驴，父亲说是当年我家入社的驴的孙子，在集体的饲养房里，父亲养过它10年。没了石磨，驴已经无用，父亲只把它当作伴儿，当作二十多年前的自耕农生活的纪念。想不到，养了二十多天，父亲突然死了，死在驴槽前的床上，死时，槽里拌了料的草还没吃完。曾写过一篇《驴春秋》，记我家的养驴史，最后一段说：
埋殡罢父亲，想起了那头驴，它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草。如何处置，煞费周章。送给乡邻，都不愿养；卖给屠户，人家不收。终于，小镇上一家小工厂愿买，要用驴皮熬胶。那是个凄惨的下午，天阴得很重，东北风如刀割。厂方来人拉驴，那人走到驴前，驴就怕，憷憷地，不敢挨近他。他解开驴绳，要拉上走，驴就是不抬步，四条腿像钉子似的扎在地上。那人从驴槽前掂出一根枣木棍（那是父亲喂驴时的拌草棍，已经用了多年），抡起就打驴。打一棍，驴只走一步。打了十几棍，才走出大门。乡亲们都来看，都唏嘘不已。驴眨着大眼，一遍又一遍看我，看乡亲，再也看不到它最熟悉的那个面影；不住地咴咴叫着，它心里有话，却不会说。走出大门十几步，它身上已布满棍痕。它的脊骨、胯骨都高高棱起，棍子打下，一定很疼；疼着仍一再回头，咴咴叫着，看乡亲，看我，再也看不到它最熟悉的那个面影。乡亲们都叹息。我强忍着眼泪。那人把驴打上大路，驴还在回头看。又一棍下去，那可怜的生灵打个趔趄几乎倒下。寒风吹开它凌乱的黑毛，露出累累伤痕。很远了，我仍听到棍子打在驴身上的啪啪声，和那人的斥骂声……
父亲的驴，是村里的最后一头驴。庄稼人养驴的历史，就这样凄惨地结束了。父亲去世前养这近一个月的驴，算是养驴史的简短的尾声，令人心碎的尾声。
因为没了磨，才没了驴。在磨和驴从乡村生活中隐退许久，我有机会从磨山下走过，为了拜访我家的磨和乡邻的磨的老家，特意上山察看。山上的石头果然是赭红色的，棱角坚硬，锋芒闪光。据说这里的山民世代取石制磨为业，山已被挖得很矮，像稀软的面蒸扑塌了的馍。当年的制磨匠人怕大都已老死，但山还叫磨山。这正好，可以为那段消逝了的岁月作证。日前，参观历史博物馆，见展厅里也放着一盘石磨，式样、颜色和农村的众多同类无异。却原来，那是西汉的出土文物。
石碾
村庄正中，那一片地方稍高，就有一盘石碾。碾盘尺把厚，嫩白色石头碫成，表面光滑，雨一淋，能照见人影儿，远看好似一轮圆月。家乡小戏的戏词里唱道：“八月十五是晴天，月亮出来赛碾盘。”一定是就近取譬，用这碾盘比月亮的。碾盘上的碾子，青色的，那石头好似更坚硬，摸一摸有铁的感觉。碾盘中心插的立轴，不知道是什么木材，黧黑色的，风刮雨淋，总是结实。碾子的框套在轴上，框上的孔越磨越大，而轴却不见磨损。碾盘下面，支三块石头。石头上生满墨绿的苔藓，遮掩了本来面目。高地上长满密密实实的野草，碾盘下的石头边，也长了野草，而且更茂盛，细叶小花常伸到外面；只碾盘周围，牲口的蹄和人的脚踩出了一圈环形的不长草的地。石碾附近不种树，怕引来鸟叼吃粮食，还怕鸟粪落上碾盘。石碾东边是土地庙。土地庙占的地方最高，草也最深，那里总是冷清。石碾西边是一个瓢形的池塘，人种有藕莲，天生有青蛙，也常有鹅鸭去游。如果画一幅横宽的画，把土地庙、石碾、池塘画上，一定很有乡土味。
这石碾是什么时候有的，乡亲们都不知道。最老的老爷爷说，他穿开裆裤时候就有。看碾盘上碾子轧的地方，已轧成凹凹的，确实很有年岁了。村里有个传说，说是康熙爷坐朝时候，皇粮必得交谷子，谷子存一百年也不坏，就多种谷。有一种叫“庄稼佬还家”的谷种好，薅罢麦下种，六十天就收，每亩能打三布袋。交了皇粮，还剩好多，为了碾米，才张罗添置石碾。穷人家每户一升高粱，财主家出了三石，拉粮食去北山换了石碾，连支碾盘的石头也是从山里拉回的。那碾盘太重，铁轱辘牛车拉不动。老族长在北山跪一天一夜求山神爷，感动了神，才派一只大龟驮来。这就像神话了。但那碾盘足有五千斤，牛车确实难拉回。怎么运来的，也真是个谜。
常有人碾米。谷子碾三遍，扬去糠才成小米。也有人轧粮食。粮食里有干坷垃，轧一轧，簸一簸，再用湿抹布擦一擦，晾干才能磨。虽这样，粮食里总还有沙土，磨出的面吃着老是碜牙；俗话说，庄稼人每年都吃一块坯，也是真的。只财主家给太爷吃的面，是先把小麦淘一淘，晒干磨成的。只几家富户才轧玉米仁儿，玉米去了皮就糟蹋许多。穷人家不敢奢侈，只把玉米磨成糁，带皮吃了；穷人家的孩子就喝不到玉米仁儿稀饭。驴拉碾，没驴的人家用牛。驴一上套，拉着就走；牛干不惯这活儿，必须有人跟着赶，走几步就得吆喝，拿鞭打。各家的鸡都恋着石碾，成大群守那里，头一伸一缩找遗落的粮食，看人不防也会飞上碾盘偷吃。鹅鸭也去，它们胆小，只在稍远处用扁嘴插草间搜寻谷粒，不敢太近碾盘。麻雀也去，麻雀胆更小，只在没人时候去捡拾残余。碾子转动，碾框和立轴便磨擦出吱吱咛咛的响声。那响声，像一支缺乏节奏感的乐曲，内中有几分顺溜，几分艰涩，几分欢畅，几分抑郁。特别在傍晚，日头已落进树林后边，彩霞转暗，西天边像抹了晒老的酱，村中一片昏黄，家家的炊烟升空，在天地间撑起一根根弯弯曲曲的灰色柱子，四围都已平静，只石碾还在响，因为驴或牛已经累了，走得缓慢，响声就迟钝，嘶哑，如泣如诉似的，便又有几分无奈和忧伤。石碾声或许能为土地庙里的神消解几许寂寞，人已充耳不闻，人只知道碾出米可以熬稀饭，轧了高粱磨成面可以蒸窝头。
娃娃们常去石碾那里玩。有人碾米，就帮他赶牛，老是大声喊叫着，树枝频频打牛屁股，牛就跑得疾，碾米的人不得不一再告诫：“慢点，慢点。”石碾闲着，就绕着碾盘玩“猫捉老鼠”、“打瞎驴儿”。但不能推空碾，也不能登上碾盘，更不能骑上碾子。如那样，大人看见就训斥，训斥的话从来不变：“推空碾，长大找个媳妇是秃子。”“上碾盘，长大找不来媳妇！”至于为什么推空碾找个媳妇是秃子，上碾盘找不来媳妇，则从来不讲道理。其实，小孩子并不关心找媳妇的事，只想由着性子玩。或许因为成亲是大事，农村的很多禁忌，都和婚姻有关，都拿找媳妇威胁人。比如，男娃不能坐升子上，不能坐笤帚上，因为升子是媒人的头，笤帚是媒人的脚，得罪了媒人，就说不来媳妇。再如，女娃吃饭时拿筷子手指不能离筷头远，远了，婆家远，回娘家不方便。那次，石碾正闲着，小伙伴们就围着碾盘念歌谣：
小黑驴，拉大碾，
碾小米，蒸干饭，
浇上油，撒上盐，
小娃吃个肚子圆……
还没念完，一个孤老奶奶去碾米，她没驴没牛，如果借，得把谷糠给牲口的主人，谷糠她要喂鸡，舍不得，就招呼娃娃们推碾。娃娃们都高兴，一齐凑上，有的推，有的拉，碾盘周围踏满牛驴蹄印的碾道上，娃娃的光脚踩下一层层清晰的小脚印儿。老奶奶一会儿嫌推得太快，轧碎了米；一会儿嫌推得太慢，碾不掉糠，孩子们都不生气，都听她的，好像顷刻间都长大了似的。碾完米，老人家从宽大衣襟里面的口袋儿里，摸出几个枣儿，已经干皱，肉儿都贴在核上，每个娃娃给一个，算是酬谢，都立即放嘴里吃，可甜，都觉得帮她推碾值得，都想着能再推一阵再给一个才好呢。
石碾是公共设施，全村家家离不了。而且，平原石头少，村民认为，每一块石头都有神，过年时，都要贴上写了“道”字的方块红纸，奉三炷香。正月十三，还要抬上石头在村中游，谓之“游石头”。这，应当是一种石头崇拜。石碾是大石头做成，就更有神圣的意思，就更不能侵犯，不能亵渎。腊月三十，就要红纸封碾，年节期间，都不能用。石碾前，拢了土堆当香炉，家家都去上香。村里有个痞子，光棍一条过日子，好吃懒做不干活，村人都不抬举。有一次，连阴雨下半月，痞子没地方如厕，清早上碾盘屙屎。八太爷看见了，立即扇他几耳光，骂他不如猪狗。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都骂他，一切难听的脏话都骂出来。而后，男女老少都不理他，都用斜眼睖他，他去借水桶打水谁都不借给，去邻居家借火也不让燃。在村里混不下去，只好外出流浪了。
那年，四月末梢的一天黄昏，突然，村庄上空聚集又黑又红的疙瘩暴云，压得很低，滚动似狼烟，接着，一股黄风进了村，绞着劲刮，刮得天旋地转，一下子把驴爷的堂屋屋顶揭了，同时把当院那棵水桶粗的老枣树带根拔起，抛向半空，旋转而去，裹挟到村后坟场才落下。顷刻间天昏地暗，风声像一万只狼一齐干号。全村人都害怕，驴爷一家几乎吓死。当天夜里，驴爷的儿媳妇疯了，光着身子，大喊大叫。天明，跑上碾盘，手拿一根烧火棍，站立碾子上，边挥舞，边大笑，笑声瘆人。又说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只另一个曾经疯过的女人听懂一句：她说天塌地陷啦。那媳妇平时腼腆，见人没话，说疯就疯了，村人都纳罕。谁也不敢接近她。石碾那儿，气氛恐怖。八太爷说是中邪了，得驱邪。东庄毛四先儿会治邪魔歪道，驴爷牵着驴驮来了毛四先儿。那个干瘦老头儿戴帽壳，留辫子，一撮黄胡子，掂长杆烟袋，向碾盘上一看，闭目一想，让七个壮汉蹿上去先把那女人拉下来，四肢捆了。而后让宰一只白色的公狗，接一碗狗血，泼女人头顶。用芝麻秆的灰在女人身边撒一个圆圈，砍一根桃木棍，在圈里抽打，边打边念咒语，每念一段就说声“呀呀嘟噜呸呸”。折腾半晌，那女人竟不疯了，变得比过去更腼腆。但疯子糟蹋了石碾，是大事，全村人都不依。没人再去碾米，娃娃们也不去玩；那里好像邪气仍没散，仍有凶险，谁也不敢走近碾盘。驴爷不得不在碾盘前上供烧香放鞭炮，祭石碾。又出钱请一台小戏，在石碾前唱三天。再担清水把石碾冲洗一遍，事情才算过去……
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大集体不种谷子（据说那庄稼产量低，公粮也不能交谷子），就不再碾米，大食堂的粮食不再轧更不再淘，带着坷垃就磨面了，石碾就没用了。碾盘上积了尘土，长了小草。立轴断了，碾框朽了，碾子被推到村头，砌进公用的茅房。十年后，碾盘上垒了“忠字台”，村民去“早请示”、“晚汇报”，唱《东方红》，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再后，碾盘不知去向。
场与石磙
外地叫打谷场或打麦场，我故乡只简称为场。这有一定道理，场里不只打谷打麦，还打高粱、豆子、芝麻，还打油菜籽、萝卜籽、胡萝卜籽。谷物脱粒，主要靠石磙。古人管石磙叫碌碡，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田园杂兴》里就写道：“系牛莫碍门前路，移系门西碌碡边。”叫石磙也有道理，它是石头做成滚动做工的，民歌里就唱道：
一个石磙圆溜溜，
打罢小麦打绿豆；
打了荞麦没事干，
滚到河湾轧泥鳅。
做石磙的石头，一种是青色的，细而光；一种是白色的，粗而糙。青色的宜打麦，白色的宜打豆。石磙朝外那头稍粗；若同样粗，不宜转圈（石碾碾盘上的石磙则是朝里那头稍粗，为了增大摩擦力，易于谷籽脱壳）。两头正中都有方孔，嵌进枣木的磙脐，外套磙框，框上有短轴，正好插进磙脐。牲口拉动磙框，石磙就转动了。
场都在村头，村头有风，扬场方便；场都不在村北，夏秋天不多刮北风。豌豆、大麦将熟，就赶紧轧场。一般都轧两遍，第一遍轧平，轧平了还会裂口子，隔一天就轧第二遍，叫合缝。轧成的场明光洁净，像镶在大地上的一轮圆月。有牛的人家都有场，地多的场大，地少的场小。没牛的人家借场借牛打庄稼，打罢须留下麦秸、谷草。豌豆、大麦进仓，小麦登场。打小麦，人最忙，总是在“吃杯茶”急切切的叫声中，在闪闪烁烁的星光下，起五更摊场，用桑叉把成大垛的麦捆挑开，挑散，摊成一个厚实实的圆。摊罢场，已经日上三竿。日头越毒越好，毒日头才能把麦穗麦秆晒干晒焦。晒到将近晌午，开始碾场。碾场是重活，总先把两个窝头填进牛嘴，给它加餐。牛拉石磙进场，磙框后面还要挂一块半月形的片石，那叫耢石，它的作用是在秸秆上沉沉地擦过，把籽粒从麦穗里擦出。耢石上放一粪筐，牛拉屎，要及时接着（如果是打谷子、豆子，还须放一个瓦盆，牛撒尿，立即接进盆里）。碾第一遍最难，人、牛、石磙都陷进支支叉叉蓬蓬松松的麦秆里，每走一步都费力，人要不断挥鞭打牛，边打边吆喝。牛拉磙和驴拉磨一样，顺反时针方向走，就连老鸹在天空踅，鹅鸭在池塘凫，也都天然地遵循反时针方向。这也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或许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碾罢第一遍，用桑叉再把秸秆挑起，抖一抖，反扣下，这叫翻场。翻罢再晒。正午的阳光最烈，人出汗，牛喘气，越热人越高兴。碾过三遍，太阳已平西，就用搂筢把麦秸搂到场边，把麦糠麦粒的混合物拢成长长一堆，这叫拢场。拢罢，常有丝溜溜的南风从田野吹来，正好扬场。扬场是技术活，衡量一个庄稼手本事大小，扬场是重要一项。好把式扬场，无论东西南北风，风大风小，都能利用，即便扭劲风，也能对付。两三个男人挥锨扬场，那场面十分壮观，十分生动。远看麦糠腾空，如鲸鱼喷水，如龙卷风盘旋，近看锨起锨落，麦糠飘飞，麦粒坠地，扬场人一仰一俯，节奏感鲜明；木锨着地嚓嚓，麦粒落下刷刷，扬场人举手投足，移步换形，颇似舞蹈。好把式扬场讲究木锨。勾老五做的木锨最好。勾老五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好木匠，他早死了，他的徒弟、徒弟的徒弟做的木锨也算勾老五木锨，像是王麻子剪刀，传多少代都是名牌货。在高台曲的戏词里，曾唱到扬场：
椿木把，桐木板，
勾老五做的好木锨。
四月初八赶春会，
买来只花十个钱。
拢了场，掂上锨，
趁风扬场好使唤，
赛似那孙猴子的金箍棒，
赛似那杨二郎的赶山鞭。
前腿伸直后腿弯，
左手使劲右手端，
木锨板一斜扬上天，
紧三锨，慢三锨，
正三锨，反三锨，
前三锨，后三锨，
轻三锨，重三锨，
一锨一锨往上翻，
好似珍珠倒卷帘，
好似刘海戏金蝉，
吕洞宾三戏白牡丹……
其实，扬场是很累人的，并没有这么潇洒。扬一场麦，能喝半桶柳叶茶，喝再多也不尿，尿都变成汗了。
打场时候，场是禁地，女人不能进场，光屁股娃娃不能进场。女人送饭送水，只能送到场边，娃娃走近场边，大人必威胁说要抹他一脸牛粪。场是谷物脱粒的地方，是检阅收获的地方，是成熟的庄稼变成粮食的地方，所以一时间就变得神圣，容不得丝毫亵渎。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对收成的近于迷信的关注，对粮食的发自内心的珍视。那次，匡三爷正碾场，黑娃来借搂筢，看见摊了齐腰深，说：“哟，这一场能打三布袋。”匡三爷登时恼了：“你说那算个屌，我这是四亩麦，打五布袋也不依。”黑娃忙扇自己脸：“打嘴打嘴，说错了。这一场能打三石。”还有一次，旺二爷拢罢场，去柴草垛后面撒泡尿，回来见留记的傻女人双腿跨他的石磙上当马骑，边抡胳膊作挥鞭状，边发出“嘚儿嘚儿”的喊声，不禁气极，一耳光把那女人打个四仰八叉。打罢又骂，骂她一身腥臊污了石磙。骂罢，又让留记买一挂炮，在石磙边放，驱赶晦气。
不打场时候，场像一面干净的镜子。每到傍晚，孩子们都去玩，脱了鞋，玩传统的游戏。大人们也去乘凉。财主家的场最大，算得上乡村的广场，总有二亩地。场北边一排杨树，树梢有几个干柴搭的白鹤窝，场南边紧挨小河，从河上过来的风软绵绵的，凉丝丝的。吃了晚饭，男人们都带上娃娃，掂一张席，去场里睡觉；半个村子的男人都去还没占满。财主家的老太爷、没结婚的三少爷也去歇凉，只不过他们的席子是苇子编的，穷人家的席子是高粱秆篾子编的。老太爷吸水烟，大伙儿吸旱烟。边吸烟，边说话。老太爷有学问，好说古时候的事，说孔夫子，乡亲们听不懂，说姜子牙斩将封神，一连说几个半夜，乡亲们听得入迷。躺场里不讲礼法，大人们都只穿大裆裤头，娃娃们都是赤条条的；带了被单，只在后半夜搭身上。场里空气好，泥土味、柴草味和庄稼的青气混合一起，很好闻。风不大不小刮着，刮不起灰尘，刮来的都是凉爽。鸡还没上窝，羊还没进圈，树梢还有柿黄的夕阳，拐四爷就头一个进场，掂着那张已经不成长方形的蒲草打的席，还有那个梆子形的作枕头的木墩，直挺挺仰面朝天躺下，躺下就唱《胡二姐开店》，唱够板眼，别人才来。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睡哪儿也比不上睡这儿，睡王员外娘子的象牙床上也比不上睡这儿。野风刮着，不热不凉，浑身上下哪儿都美，比七仙女的手摸着还美。皇上也享不了这福，娘娘也享不了这福。”孩子们躺下，好看星星。那时的星星格外稠，那时的星星都有故事，星星的故事孩子们都熟悉。那时的孩子不知道夏天天热。那时的孩子没被蚊子叮过。
打罢麦，场犁掉一半，种萝卜。碾过场的地肥，萝卜长得像棒槌。打罢秋，场就没用了，裂了缝，下场雨，缝里长出嫩茸茸的草。没长草的地方，蚯蚓拱了曲曲弯弯的道道儿。石磙也呆在场边场角，静静地赋闲，雪落雨淋，野草把它包围，勾勾秧的长蔓拦腰爬上，喇叭花朝着太阳开。太阳晒不到的地方，长了米绿的苔，偶有老婆婆去刮下来，熬水给孙子喝，那东西治未满月的婴儿拉肚子。儿童们在村头野玩，总有大小子登上石磙，昂首挺胸，咋咋唬唬，将军一般。狗有时也去，跷起一条后腿，在上面撒尿。平时人们都忘了它，只在过年期间，特特在它的一端贴上写了“青龙大吉”的红纸条，为它烧香、放炮。
俗话说：“人跟磙吃饭。”还说：“磙一转，没有白面有黑面。”突然有一天，土地归公，几十户人家只一个场，一个场也没当年财主的场大。石磙只用上两三个，那么多的石磙都被弃置村头，成了无主物、无用物。公家办好事，把多余的石磙统统弄到村头河上，立于水中，又拉来祖坟前的石碑，石磙上一放，就成了一道绕弯的长桥。没几天，一场大雨，河水暴涨，把石磙全冲得无影无踪。两三个石磙打场，人老是没饭吃，常常不见白面，黑面也少。不多久，来一场饥荒，村外一下子添许多简陋的新坟。
金器·银器·铜器·铁器
我故乡的农民，知道皇帝吃饭用金碗，洗脸用金盆，夜里撒尿用金便壶，并没有见过金器，或者说并没有见过金子。八太爷年轻时候走南闯北，经多见广。他说过，慈禧皇太后坐的蒲团儿是金丝编的（还说过，皇太后床前放两口缸，一口缸里盛白糖，一口缸里盛红糖，想吃伸手就抓一把），乡亲们都信以为真，啧啧艳羡。财主家的三掌柜在镇上开铺子，听说他有一枚金戒指（乡下人管那叫金镏子），但回村时就取下了，怕村人说他摆阔气，“烧包”。高台曲的戏班子里有个名角，艺名“大金牙”，男扮女装演花旦，扮相俊，嗓子亮，一张嘴，就露出那颗镶金的门牙，闪闪发光，十分漂亮；人们跑老远去看他的戏，一半为看那颗金牙。银制品也很少见，只几家富户，女人有银簪，平时并不戴，走亲戚，赶庙会，起早梳罢头，才取出插脑后的发髻上。财主家老二的媳妇，嫁来时娘家陪送一根镶了玛瑙的银簪，沉甸甸的八钱重。据说那银子成色最真，值四石小麦，谁害眼，都去借，翻了眼皮用银簪在上面擦，一擦就见轻。
穷人家里没金银，也不可能有金银。有一首儿歌唱道：
睡南洼，
牵白马。
马驮金，
又驮银，
驮回一个聚宝盆。
驮到家，
睡醒啦，
驮的都是干坷垃。
没有金，
没有银，
一地坷垃硌死人。
还有一个故事，说是王老大推独轮车给东家贩碗，累死累活，挣不了几个钱。财神爷可怜他，就把一兜银子放他必经的小桥上。谁知，推到小桥前，他要逞能，说闭着眼也能推过去。果然闭眼过了桥，就没看见银子。走在后边的东家倒发了一笔外财。民间文学是农民的集体创作，作者的思想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民间文学是村夫村妇的梦，梦境仍不脱离现实。
金银代表富贵。普通农家没有金器银器，倒有铜器铁器。铜器少，铁器多，因为铜比铁贵。闺女出嫁，只要不是太穷，都要陪送一个黄铜洗脸盆。做铜盆的叫铜匠，先打后镟，打得很薄，镟得很光亮；一个铜盆值二斗小麦呢。大户六爷家，有三个铜盆，全村人都羡慕。新媳妇嫁来后，铜盆放在新房，公公婆婆、大伯子小叔子洗脸不能用。等媳妇也当了婆婆，铜盆才拿出大家用。一盆水洗全家，到最后，水就成了黑的。铜盆洗脸，很有古典味，从商朝周朝洗起，洗了三千多年。但农民想不到这些，只知道过个人家总应当有个铜盆。所以，谚语说：“家里再穷，也有二斤铜。”
那年七月十五，喝罢汤（农民管吃晚饭叫喝汤，因为晚饭只喝稀饭，不吃馍），月亮很大，很白，像集镇上卖的硬面锅盔。大人在门前坐着，或编筐，或绩麻，小孩们在空地上结成伙打打闹闹。突然，月亮缺了个豁子，像一张白面烙的饼被谁咬了一口。忽听老族长八太爷在村街上边跑边喊：“天狗吃月亮啦，快敲铜盆啊——！快救月亮啊——！”农民不知道月蚀这个词儿，只说天狗吃月亮。霎时间，男女老少都跑到没长树的地方看月亮，人人都惊恐，家家都拿出铜盆，掂上两头尖的小擀杖敲，像敲锣一样。财主家的老少掌柜也拿出了大大小小四五个铜盆，和乡亲们一块儿敲。住后沟刺林里的那个疯女人把铜盆举到头顶，边跑边敲边呜呜大叫。全村一片敲击声，哐哐哐哐，嘡嘡嘡嘡，紧张而急促。要救月亮，只有敲铜盆，古来就是这办法。铜盆一响，天狗会害怕，吃了月亮会再屙出来。在乡村，能敲出响亮声音而又敲不破的东西只有铜盆。铜盆竟还有这么个用处。眼看着月亮的豁子越来越大，发光的部分越来越小，终于全部成了灰的，几乎消失在夜空，村里顿时昏暗，人们面对面再也看不见鼻子、眼。狗乱叫，小孩吓得哭，天上地下弥漫一种恐怖气氛，像大难即将临头。敲击声更加紧急，哐哐嘡嘡混成一片。人人心都提老高，踮起脚硬着脖颈定定地看着月亮。直到看见最先被吃的那边露出一弯亮白，像俊女子的娥眉，渐渐变宽，像使了半辈子的镰刀，像新买的桃木木梳，像不沾尘土的犁面，终于，又恢复圆满，像集镇上卖的硬面锅盔，大家才长出一口气，仿佛过了一劫。这时候，拴娃才发现他的铜盆底部敲出一个洞，那是他奶奶的陪嫁物，早就不结实了；二榔头才看见他的铜盆敲掉扇面形一块，那是因为前天他的叫驴咬断缰绳跑堂屋偷吃刚摘回的绿豆角，他女人掂烧火棍打驴，驴一惊，蹄子踩在铜盆上，踩出两道口子。铜盆破了，都不后悔，因为月亮完好如故。那时的农民，对天地万物都系以眷眷真情，月亮也是自己的，月亮有难，理应相助。
我最后一次见到铜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在一个叫狼洞沟的村庄“驻队”。那里不仅穷，熬一锅不放红薯叶的玉米糁就算改善生活，更因为水土不好，家家都有傻子，人人都是黄牙，男娃都矬，找不来媳妇，女娃都丑，说不来婆家。那天傍晚，我正看两个傻子在泥沟里摸黄鳝，忽见一个外号叫麻大脚的老婆子（她脸上的白麻子像天河里的星星，一双大脚好似锄板），一手拿铜盆，一手拿一截栗木棍，边敲边喊：“革命群众都听着，上级发下来救济款啦，是救济贫下中农哩。他把钱给他野女人啦。他那样儿，比烧火棍黑，没烧火棍长；要不送钱，人家不叫他睡……”她说的“他”，是指大队支书，此人又黑又矮；野女人是一个外号叫“野菊花”（意即任何人都可以采）的媳妇，在村里还算有眉眼。她男人没识够十个数，个子只到她胸前。其实，几个男人都和她有关系，支书只是其中一个。麻大脚的铜盆，显然是几十年前旧物，早破了，敲起来像敲破锣，破声破气的，而且很脏，粘满半干的鸡食，显然不再洗脸用，只仄歪着喂鸡。那村庄是扁担形，五十多户人家在山沟里撒二里长。到天黑，她在村里敲了俩来回，而后停了。夜里听说，支书给她送去了十元钱。这不是第一次敲铜盆，已经敲过几次，每次都能得到十元钱。她是老贫农，苦大仇深，根正心红，支书拿她没办法，要是别人，早整到死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敲铜盆，麻大脚的铜盆或许是乡村的最后一个铜盆，最后一个铜盆仍用于当锣敲。
那时候，除了铜盆还有铜茶壶。铜茶壶不多，只少数人家有。总是用木板做个圆柱形外壳，有耳有盖，内衬棉褥，将壶放入，只壶嘴伸出。那叫包壶，早晨倒进茶水，到中午还不凉。狗剩婶家的包壶最漂亮，外壳漆成大红，还画了黄花绿叶蓝蝴蝶。谁家来客都去借，包壶摆在堂屋，增加几分排场。狗剩婶在村中就很有地位，大家都抬举，女人们见她老远就笑。此外，铜制品就只有铜锁、铜顶针和牛戴的铜铃铛了。
农民家中有色金属很少，最多的是铁器。生活用品有铁锅、菜刀、锅铲和头发换来的针，生产工具中的犁面、犁铧、耧铧、耙齿、锄、镰、铲、锨、耙、铡等等都是铁铸的或铁打的。我读过明朝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那里边有农具图谱。我发现乡亲们使用的工具在图谱里都能找到。那些物件都是铁木结合，简单而又古老，怕是自铁器时代开始以来就是那个样子。生产工具没有变化，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也没有变化，农家的生活也就一直重复着列祖列宗，古色古香，平静平和，贫寒而又满足，封闭而又稳定。一辈辈先人都是这样过日子，虽单调，也有味，虽辛酸，也快乐，习惯化为基因，代代相传，并不想改变，也想不到改变。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下子一切都改变了，农民特别别扭，特别不适应，却也没办法。那时，生产工具已归集体，铁锅、饭勺之类也已上交，紧接着来个“大炼钢铁”，所有铁制品都扔进了炼铁炉，炼成黑不溜秋的废物。经过“大炼钢铁”，农家已无铁制品，仿佛回到了铁器时代以前的远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