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政全书》，古人传下的一部科学著作。书中的知识，早已普及，早已老化，失去了实际价值。今天，除了史学家，怕没几个人再去读。我倒是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虽然这不是文学作品，语言也缺少文采，我却读出了滋味。品咂这种滋味，有甜美，有辛酸，有历史感，有现实感，有一种复杂的不好言说的亲切和凄怆。
这书，为明代上海人徐光启所编纂。徐原是儒生，一步步考中进士，一步步升为宰相，却始终心系农桑。这就比儒家的鼻祖孔夫子强多了。孔子只关心礼乐，只注意当朝执政的君王，不关心稼穑，农业生产知识几近于无。他做梦，只能梦见周公，决乎梦不见匍匐垄亩的农夫。“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看来，他老人家还有自知之明。然而，樊迟一离开，却骂道：“小人哉，樊须也！”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在乡间的土路上，背着除草工具的老农曾对孔子的弟子子路斥责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话，并不冤枉圣人师徒。书的前几卷，辑录诸子百家有关“农本”的论述，惟独没有儒家的。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并不在孔子的思考范围之内，虽然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缁衣，羔裘；素衣，麑裘”，十分讲究吃穿。儒家不管农业。千百年来以儒术治国，千百年来以农业立国，岂不别扭？并不别扭，礼乐并不关乎庶民，仁政并不惠及苍生。“农本”并不是以农民为本，而是让农民提供赋税徭役，支撑封建王朝的大厦。徐光启关注农业，也并不只为百姓，主要是为了朝廷。无农不稳，主要是万岁爷的江山不稳啊。
先秦诸子百家中，曾有农家。农家的著作已经失传。西汉以后，儒家定于一尊，儒学成为显学，成为做官仕进的敲门砖。沉溺于孔孟之道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留意于农业科技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真正的农学家几近于无。农民一直沿用祖传古法种庄稼，养牛驴。因此，农业生产就一直停滞不前，收获多寡，只听凭老天爷安排。其实，徐光启从事的工作，算不上科学研究。《农政全书》只是一部资料汇编，只是一部粗浅的科普读物而已。
读《农政全书》，我常常想起我百里外的老家，祖宗的埋骨地。那里仍然贫穷。我时时觉得，我的父老乡亲如今似乎仍生活在《农政全书》的时代。
二
先论农本，言其农业重要。继论田制，言其土地重要，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尤其重要。书中特别推崇往古的井田制，考证甚详，图文并茂。读书看画，启人遐想，仿佛一步步走进了历史深处。
西周以前，实行井田制。一大片土地，中间以二纵二横路径相隔，路径如井字，土地就被分成九块，每块百亩。中间为公田，属国家，其余为私田，属农户。公田大家种，私田各自种。《诗经·小雅·大田》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可见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公田收获，归周天子；私田收获，自己享用。也就是说，农民可得到土地的九分之八出产。那时，地多人少，广种薄收，光景还是不错的。所以，十五国风中就有了那么多谈情说爱唱歌跳舞的诗篇。井是田亩制度，也是社会组织。导师卡尔·马克思毕竟实事求是，并没有把这种生产关系归入现成的奴隶制或封建制，而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老的东方毕竟有自己的独特处。春秋以后，井田制式微，农夫不再种公田，而以自己的出产交皇粮，为国家作贡献。自耕农一直是农民的主体。一家家农户在一块块土地上朝耕暮耘，春种秋收，自给自足，自甘自苦，实在是乡野间千古不变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流风余韵久久绵延不绝。只把农村人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且二者势同水火，显然并不精确。我的父亲以及众多乡邻，就从未剥削过他人，也从未被他人剥削过，世代和睦相处，一块儿打发年复一年平淡如水的日子。
几千年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农民。在小块土地上讨生活，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只注意脚下，不关心外界，一年年，一代代，造就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坚强和保守狭隘。他们的性格特征在井田制时代就已形成，他们的悲剧命运在井田制时代就已开始。历史进步很慢，农民进步更慢。
三
到底是哪位老前辈最先意识到，播种前应当翻地，使其松软，才宜于禾苗生长，史籍无载。但翻土工具的发明者却有说法，《易·系辞》说：“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耜就是掘土的木橛子，耒是上端手握的横木。王祯说：“佃作之具虽多，皆以耒耜为祖。”耒耜是中国农耕史上的第一件工具，虽简陋，也是一大进步。据说，炎帝神农氏生活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初叶。先民用耒耜翻土，翻了两千年，才有了犁。犁是牛拉的。先民养牛甚早，只是用于运输，服务战争。所以，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天下太平，偃武修文，就“放牛于桃林之野”，并不是把牛送回乡村，服务农事。用牛拉犁耕地，又是一大进步。这个伟大变革，发生在春秋时。《论语》中第一次出现“犁牛”一词，杨伯峻先生注释犁牛为耕牛。孔子的学生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可见当时已经实行牛耕，可能当时尚属新生事物，为赶时髦，才做名字，如后世人叫“抗美”、“文革”一样。
老牛拉动木犁，喘着粗气，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华夏的原野上迟迟行进，拉着中国的农耕史缓缓向前，一路风尘，一路艰辛，从公元前五六世纪，一直拉到公元二十世纪，把岁月拉得苍老，岁月塑造了赶牛扶犁的农民，使他们固定了牛的性格，犁的精神。《农政全书》中附有犁图，并一一介绍组成犁的十一个部件。我细审视，发现这犁和我父亲用过的犁一模一样，丝毫不差。写到这里，想起两幅《牛耕图》，就找出来看，一幅是陕西绥德出土的西汉墓画像石拓本，一幅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墓画像石拓本，画中的犁也都如我父亲用过的犁。那两位耕地的农夫，虽面目模糊，却神情生动，前汉那位显得急迫，正挥鞭打牛，后汉那位显得沉稳，正躬身狠压犁把；从两人身上都依稀可以看出积蓄已久的悲苦艰辛。再看，隐隐觉得两位都像我的土里刨食的家乡父老。
牛作动力，犁作工具，一次次翻土成垡，翻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一仍其旧，毫无变化。
早已经有了拖拉机。大马力的拖拉机带动成排钢铁的犁铧，犁得又深又快，确能把古老的土地犁出新生。但在我的故乡，只有少数人家有手扶拖拉机。用它耕地，拉的仍是前朝古代的犁；那情景，看似滑稽，也是进步。没人用大拖拉机。一家家侍弄一片片小块土地，用不上大物件。多数人家仍是牛耕，一个好把式，一犋壮牛，从五更，到黄昏，可犁地一亩半。看来，老祖宗驯化的牛，拉着老祖宗发明的犁，还要在二十一世纪再拉若干年。
四
书中以四卷篇幅，记载农器百余种，除了喂牛用的拌草棍，縻驴用的枣木橛，凡农家必备之物，无一遗漏。每件器具的构成、用法，都一一详尽说明。内容早已陈旧，文字却堪玩味，读起来颇似质朴的咏物诗，古拙的小品文。如关于锄的一节：
《释名》：“锄，助也，去秽助苗也。”锄法有四：一次曰镞，二次曰布，三次曰拥，四次曰复。锄则苗随兹茂。其刃如半月，比禾垄稍狭，上有短銎（銎即铁器中的孔——引者注），以受锄钩。钩如鹅项，下带深裤，以受木柄……
锄这种农具，大概自铁器时代开始，就出现在田间（我查阅几种青铜器图录，皆不见铜锄），除草松土，功莫大焉。我记起，在楚辞《卜居》一文中，屈大夫曾想到，既不见容于朝廷，就锄草茅以力耕。诗人陶潜归园田居后，曾晨起赶往南山下，收拾豆田的荒草，直到日落，才带月荷锄回村。在唐诗宋词里，也一再写到锄；得意或失意的文人，看见一把锄头，一再勾起对农民之苦的同情，对田园之乐的向往。但庄稼汉握锄锄地，却是毫无诗意的，有的只是疲累、闷热、顺头下滴的点点汗水。我父亲是锄地的好手，不惜力气，肯下工夫。他说，旱天锄地，锄头有水，涝后锄地，锄头有火。无论小麦或高粱，他总要锄四遍。他不知古书上说的镞、布、拥、复，但他的锄法绝对符合古制。锄地必须低头俯身，若直腰挺胸，锄决不能插进土里。所以，父亲早早地驼了背。驼了背的父亲，背负着沉重的生活，沉重的命运，终生没得轻松，终生都在沉重的压力下默默劳作……
书中附有农器图谱，般般件件，琳琅满目。细端详，像观赏画自吾乡的静物写生。那些物件，我都熟悉，用过，摸过，见过，几乎每一件都联系着远方的故土，远去的童年，每一件都引我回想，般般往事次第浮上心头。比如那把镰刀，弯弯的，好似初二三的月儿。我曾用它割草，喂那头养了十年的老驴。那天午后，村里唱戏，戏里那个小丑忒逗人，为了早早回去看戏，割得急，不小心，镰刀下一个圆圆的礓石一滚，刀刃割了手指，鲜血把勾勾秧扇形的叶片染红。疼得想哭，却没哭。那刀痕，留在左手食指上，长了五十年，至今仍清晰可见。比如那把竹筢，我曾用它搂树叶，搂成堆，弄回家当柴烧。筢齿断了三根，搂得太慢。西邻二蛋，刚买把新筢，几下子就把那么多树叶搂光了。我气得在心里骂，真想把他的筢子踹个稀巴烂。那二蛋，长我三岁。我升入初中那年，他就娶了媳妇。我的儿子没出世时，他就当了爷爷，发白齿落，满脸皱纹似桃核，确像一位爷爷。四十六岁，他就死了，死在村南古路沟里，死时铁筢还在身边，他在那儿刨茅根，为了当柴烧。村人说，他是累死的。他一辈子没坐过汽车。
农器中，有一件叫镵，古色古香的名字。《说文》中就有它。杜甫逃难到同谷，饥寒交迫中，曾用它挖黄独（一种根茎可食的野草）充饥，把命托给了它，同时如泣如诉地把它写进诗里。再看图，似曾相识，猛想起，我儿时的朋友柱儿家就有一把，土名叫挖镢。谁家挖树根，挖粪池，挖红薯窖，甚至挖墓坑，都去借。柱儿曾约我，去东坡挖田鼠洞，不是要捉田鼠，而是想把洞里藏的黄豆挖出来炒吃。洞又深又长，还没挖到黄豆，就把余老五家的祖坟挖了个豁子。余老五正好去犁豆地，一看，气极，扇柱儿一耳光，在我屁股上拍下五条鲜红的指头印儿。他那把镵，祖上传下的，背面镌有“罗记”二字，乃铁匠罗麻子的作品。罗家世代打铁，锻造的一直是名牌货。我小时候的罗铁匠，据说是罗麻子的六世传人。如今，那件可算文物的工具还在，可能已经磨损了许多。柱儿的儿子就用它翻土种庄稼。他家没牛，雇人犁，没钱。他有四个儿女，都傻……
农业，农民，农具，仿佛互有关联。
五
不只讲述生产工具，还要论说生活用具。凡庄户人家过日子离不了的物件儿，书中都一一介绍，不厌其周到，不嫌其琐碎，而且引经据典，表明古已有之。筐、篮、篓、箩、畚、囤、箪、瓮、盆、罐、碓、臼、笸箩、簸箕、扫帚、筛子、蓑衣、斗笠、水桶、扁担、石磨、石碾……一一读来，像参观一座民俗博物馆，像又回到养育我长大成人的荒村，种种都在眼前，不禁乡思绵绵，几多温馨，几多辛酸。那些器物，竹制的，木制的，草制的，石制的，陶制的，泥制的，都来于自然，常常是就地取材制成，和农村的自然经济，农民的自给自足，十分合榫；使用了千百年，千百年模样未变，用途未变，农家生活延续着悠远的平常与平淡。我故乡有一首童谣说道：
瓦盆瓦罐，
盛米盛面。
爹担水，
妈做饭。
小孩没事干，
搬来石臼捣蒜。
质朴的农民，用质朴的器皿，过质朴的日子。质朴的米面做出了质朴的农家饭，农家饭一直散发着古典的味道，既醇厚，又清苦，吃了千百年，千百年滋味依旧。我故乡还有一首民歌唱道：
高粱一升谷一合（读ɡē，量器，十合为一升），再兑半筐荞麦壳。
爷推磨，奶筛罗，
筛了面，熬汤喝，
剩下麸皮烙饼馍，
——孙娃饿得没法活。
这是令人心酸的一幕。我似乎听到了沉沉的石磨声，缓缓的筛面声，老人的叹息，孩子的哭闹。就这么一点点可吃的东西，能熬几次汤？能烙几次饼？简陋的器具，总经久耐用，粗糙的饭食，常难以为继，知足的庄稼人老是得不到起码的满足。
簸箕，原本寻常之物，想不到那么古老，内中还有那么多学问。书上说：
《说文》云：簸，扬米去糠也。《庄子》云：“箕之为物，去粗留精。”然北人用柳，南人用竹，制虽不同，用则一也。《诗》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箕四星：二星为踵，二星为舌。哆侈，谓踵已大而舌又广也。又“维南有箕，载翕其舌。”故箕皆有舌，易簸物也。谚云：“箕星好风”，谓主簸扬。农家所以资其用也。
应当是先有簸箕，而后才为那四颗星命名。箕星属苍龙座，为二十八宿之一，好高贵的，却有一个土里巴唧的名字，可见古人对这件普通农器的重视。在我故乡，管簸箕两边被手握的部分仍叫踵儿，前边镶的宽短的薄板仍叫舌头，几千年后，古意犹在。并不是家家都有簸箕，买个簸箕得卖几升粮食呢。村头狗剩家，有一个簸箕，是他爹妈的几乎惟一的遗产，用了多年，原来洁白的柳条已成灰褐色，舌头也磨薄了。村人磨面前簸粮食，碾了米簸谷糠，都去借；鸡蹬破了盛盐的瓦罐，盐撒一地，猪拱翻了盛豆的笸箩，豆沾了土，需要簸，也去借。狗剩一家在村里的地位就高了许多，邻里见了狗剩或他媳妇，都主动笑着打招呼。狗剩会劁猪，常去外村串，挣钱不少，可娶亲八年，女人仍空怀。村人就说，劁猪伤害生灵，该绝后。一日，从外村来了魏家哥儿俩，给财主做佃户。哥儿俩都是光棍儿，住场房里，老二下地，老大做饭。老大常去狗剩家借簸箕，场房和狗剩家，只隔一条长满苦苦菜的泥沟。不多久，就和那女人混上了，没事也去借簸箕。终于，那女人生了。狗剩看儿子，越看越像魏老大，那眉眼，特别那塌塌的鼻子，简直是活脱壳。他并不声张，半晌里突然从外村折回家，进屋见魏老大正躺在床上，蹿上去硬用劁猪刀割掉了他的鸡巴。魏老大一直疼死。魏老二越想越气，半夜溜进狗剩家，用切菜刀宰了狗剩。魏老二也去借簸箕，头一次去，就上了床。后来，干脆和那女人合户了。自那以后，再没人去借簸箕，怕借出麻烦。如今，魏老大留下的塌鼻儿子仍然健在。他或许不知道当初一切。村人一直传说，成了民间故事。据说，那簸箕还在，早破朽，却没扔。一个寒碜的簸箕，竟牵扯出那么多恩怨情仇。每件普通的器物，都参与生活，也参与历史。
在时下的城市家庭，那些古老的器物几乎都已绝迹，偶有一只筐或篮，也做成了工艺品。在我的故乡，那些祖传的东西仍是生活必需品，少了一件，都不方便。东邻大贵二贵弟兄俩，请来老舅分家，就把那些盆罐锅碗、草编的篓、竹编的筐、荆条编的篮、高粱莛编的笸箩、紫穗槐条编的撮箕，分别掂成大体相等两份；只一个麦秸和泥糊成的盛粮食的缸没法分，给了二贵，大贵就说老舅偏心。三年前，我去伏牛山采访，暮投三家村。见三家共用一个石碓，一盘石磨，共有一座石板搭成的山神庙。在三家各吃一顿饭，待我都热情，都是栗木火熬的山玉米糊汤，粗瓷大碗盛了，喝得身心俱受用。三家用的器具，除了一只竹壳热水瓶，竟都能在《农政全书》中找到。只有一件，书中未载，就是挎在背后背柴的柴架。用这东西一次能背一百斤柴，翻四道岭，过三条河，走五十里路，背到街上卖，能卖五元钱。
只要过苦日子，就离不了那么多古老的器具。
六
书中以好大篇幅介绍农作物栽培方法。原以为，应当首先说到小麦，却不料，把黍、稷、稻、粱、秫、稗及豆类一一介绍后，才轮到麦，说罢大麦，才说小麦。《周礼》中列九谷，小麦居其末。如今，小麦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主粮，白面是北方大部分农民的主食。在古代，却不是。“苏颂曰：小麦，秋种，冬长，春秀，夏熟，具四时之气，为五谷之贵。”既然贵，就不是普通草民所能享受了的。所以，卫八处士款待久别的朋友杜甫，饭食只是黄粱，韩愈造访寺庙，和尚供奉给他的只是疏粝，都不能以白面馍飨客。《晋书》记载，当时的富豪何曾，吃的正是白面馒头，而且蒸出的馒头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只吃发酵得很暄，暄得开裂成了十字的。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小麦因为产量低，价值昂，白面就一直是奢侈品，在卑贱者的生活中不占位置。所以，庄稼里不能让它领头。
我父亲年年种小麦，上粪多，活儿做得周详，每亩只收一百多斤。只在麦收后，高粱登场前那一段时间，蒸白馍吃，白面里往往掺了麸皮。平时，只吃高粱面窝头。高粱面粗，涩，拉嗓子，不是很饿，很难下咽。我家是中农，贫农们连窝头也不能经常吃。不多的小麦，一部分交皇粮，一部分卖钱，剩下的贮藏瓦缸里，为防老鼠偷吃，盖得十分严实。磨二升三升白面，只为了待客，为了病人，年节时，为了敬神。那时候，谁家老爷子每天早晨能喝一碗白面汤，别人都羡慕呢。白面是稀罕物儿，走亲戚吃了一次白面烙的饼馍卷小葱，老是久久回味不尽。长坑岸住的八奶奶一病不起，到奄奄一息时，儿子问她想吃啥，她说，想喝白面条儿。儿子跑半个村子，才借来半瓢白面，面条儿还没擀好，老人就死了，死时大张着嘴。我奶奶在世时常说，穷人本来就是吃黑窝头的命；想吃白馍，你托生到财主家，当老太爷去。我们村那财主，两顷地，收小麦一定不少，可只有老太爷一人吃白馍，教家馆的先生吃黑白相间的花卷，其他人都吃高粱面窝头，黑面中仅有一成白面。
合作化后，每人每年只分七十斤小麦，白面就更稀罕了，连敬神、祭祖的馍里，也兑了玉米面。高粱也越来越少，高粱面窝头也难吃上。那年月，主要指望红薯充饥。徐光启编书时，红薯刚刚传入中国，仅在闽、粤一带种植，还没传到中原。编书人绝对不会想到，三百多年后，老祖宗从未种过的一种作物竟成了中原农民的主食。红薯、红薯干、红薯面，是三顿饭的永恒内容。当时曾有民谣道：“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顿顿红薯，天天红薯，人人吐酸水，个个肚里胀。红薯救了农民的命，也坏了农民的身体。我正是吃那种饭食长大的，当时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上中学时，吃大食堂。食堂的红薯面汤常有苦味霉味，红薯面窝头倒十分周正，比墨水瓶稍大，一个个溜儿圆，黑光瓷亮，同学们呼为“黑桃A”，且坚硬似铁，又名“砸死狗”。有一阵儿，时兴“吃饭不要钱”，有同学能吃十个……如今，红薯面倒成了稀罕物儿，价格贵于白面；偶尔买来蒸馍，儿女都说好吃。我只能感慨，抚今追昔，恍若隔世。
书中说到胡麻。胡麻即芝麻，因是张骞自西域带回，故名胡麻。“榨之得油，可燃点，可煎烹。”可见，自古以来，农民种芝麻首先为了点灯，其次才是食用。在我故乡，家家都种芝麻，却不多种，够点灯就行。只财主家种十多亩，为了每天中午给老太爷和教书先生炒菜。我家芝麻换了油，主要为点灯，再是为了给牛车车轴膏油，给奶奶纺线的铁锭子膏油。我记得最清的是，奶奶夜里纺线，油灯里只点一根灯草，灯焰没苍蝇翅膀大，只铁锭子上的线穗儿罩在昏黄的光晕里。我总在纺车缓缓的嗡嗡声中入睡。夜半醒来，纺车声仍如一阕绵绵的单调的歌，无休无歇。一灯油能点两夜，两夜里奶奶纺四两棉线。人很少吃油。做面条儿，只把筷子插油罐蘸一蘸，再插锅里搅一搅，算放了油。炒南瓜，调萝卜丝，只要不来客，几乎不放油。
庄稼人吃饭，只为楦饱肚子，营养如何，味道如何，从来不讲究。真正吃饱饭，是近二十年的事。这，应当归功于分田单干，还应当归功于良种、化肥，如今，小麦每亩地收五六百斤是很容易的。
七
《农政全书》三厚册，竟有一册专说“荒政”。所谓荒政，就是如何度过灾荒。度荒竟有这么重的分量。一部农业史，也是一部灾荒史。或者说，一部中国通史，就是一部灾荒史。古籍中说到的最早的灾荒，是“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后世的灾荒更普遍，简直是无年不灾，无处不荒。邓拓先生在所著《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出，自商汤十八年至民国二十六年，3703年间，共发生水、旱、蝗、雹等灾害5258次，平均六个多月就有一次。汉代以前的记载，可靠性不够，他又统计出，自汉立国，到1936年，其间2142年，灾害总计5150次，平均四个多月就有一次。灾害造成的饥荒连年不断，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一页都有“大饥”、“人相食”、“饿殍载道”的记述。饥荒时，皇帝和各级官员当然不会挨饿，挨饿的是民。士、农、工、商“四民”中，惟有种粮食的农民常常挨饿，不得不饿死。农民养活了国人，却不能养活自己。这是几千年的现实，也是亘古以来的不公。
历来的史家，总把灾害的责任归于天，岂不知人为的灾害也厉害，有时更甚于天灾。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同样导致生灵涂炭。“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唐诗中早就透漏了个中信息。
怎样救荒，别无良策，只能让老百姓吃野生植物而已。这册书中差不多以全部篇幅编入《救荒本草》，并有不少补充。《救荒本草》是一部特殊的书，著作者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肃。这个皇子，颇有古仁人之心，自己衣食无忧，却不忘百姓死活。“因念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荑稗而已也。”他从田夫野老那里，买来可食的野菜种苗，“植于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疏其花、实、根、干、皮、叶可食者，汇次为书一帙”，让人按图寻觅，聊以果腹。这是一本救命的书。但我想，这厚厚的书，当时能否在闾里村巷流传？能否每家都有一部？饿到头晕眼黑时候，再拿着书去野外，对照着采挖，还能来得及？其实，哪些野菜可以下肚，先辈早已告知后人，不必等到这位皇子教导。农民的命，原本就是吃糠咽菜的命；吃糠咽菜的菜，原本就是野菜，面有菜色，原本就是只吃野菜造成的面黄肌瘦。如今，农民不再靠野菜充饥，野菜倒上了高档筵席的菜单，食客们饫甘餍肥之后，夹一箸马齿菜、扫帚苗、野茼蒿尝尝，便作滋味无穷之态，返璞归真之状。这情景，若被农民看到，不知会有啥话。
《救荒本草》收野生植物凡414种，有文有图。文虽简约，却很精到，图用线描，形象逼真。我读文看图，发现大部分我都见过，一部分我曾吃过。一时间，像又回到我的故乡，像又走在故乡的黑土地上，走在沟岸，坟场，荒滩，庄稼的垄苗间。一棵棵野菜野草，争相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勾起我不绝如缕的思绪，依稀又尝到了岁月深处的苦味涩味。其实，我吃野菜并不多，我童年没有碰上大饥荒，只是在春天缺粮时，才剜来毛妮菜、面条菜、荠荠菜下锅。
四百余种野菜，最先介绍的是刺蓟菜：“出冀州，生平泽中，今处处有之。苗高尺余。茎叶俱有刺。性凉。无毒。”在我故乡，管刺蓟菜叫刺角芽，民谚说：“刺角芽的根，八尺深，犁地使死牛，锄地使死人。”野地里随处疯长，是很难根除的。我割草时候，从不割刺角芽，一来太扎手，二来牛驴不爱吃。我奶奶说，民国十八年大旱，庄稼旱死，野菜也都干枯。只有刺角芽，因为根深，还有绿色。只能吃刺角芽。每天都剜两大筐，煮熟当饭。她夜里纺线，把煮熟的刺角芽搦一疙瘩，揣在怀里，到半夜，饿了，也暖热了，就吃下，继续纺。那尖刺，煮熟后，仍很利，吃时扎嘴，咽下扎嗓子，进肚里，像吞了一个刺猬。正是靠刺角芽，奶奶维持着顽强的生命。那时奶奶年轻，一切苦难都能忍受。奶奶苦了一辈子，想不到晚年又遭逢一场饥荒，终于在饥荒中去世。去世前，连煮熟的刺角芽也吃不到，因为“人民公社”不许社员家里有锅。
又看见了车轮菜，图画得十分传神，好一似正在生长。它又叫车前子，我故乡的牛车路上最多。人踩车轧，牲畜践踏，它仍然活得茂盛。偎依大地，装点春色，是它生命的全部意义。它生来，不是让人当饭吃的。在《诗经》里，它的名字叫芣苢，一群妇人边采撷，边歌唱，采了满怀满抱，唱出了一首明快优美的诗篇。显然，她们采来并非为了救饥，而是相信能够多生娃娃。齐白石画过车前子，写意的笔墨，画出了剪不断的悠悠乡情。活在诗里画里的车前子，真不该在毫无诗情画意的饥馑中被吃掉。然而，书中明明写道：“采嫩苗叶焯熟，水浸去涎沫，可救饥。”灾荒时，确有大量车轮菜被吃掉。我奶奶说，民国三十一年蝗灾，庄稼绝收，野草也被蝗虫咬光。人人饿得要死。烂眼二爷在坟场的一堆干草下，找到一片车轮菜，连忙剜回煮吃，不仅救了饥，还医好了眼疾。我查阅李时珍《本草纲目》，发现车前子确能治疗“毒风冲眼，赤痛障翳”。
《救荒本草》后面，编入《野菜谱》一卷。作者王磐因鉴于野菜繁多，形类相似，美恶不同，如果吃错，难免中毒，感于误注本草之害，甚于误注《周易》，于是，“田居朝夕，历览详询，得六十余种，取其象而图之，俾人人能识，不致误食而伤生。且因其名而为咏，庶几因是以流传。”用心可谓良苦。图像可赏，题咏更可赏。比如地踏菜：
地踏菜，生雨中，
晴日一照郊原空。
庄前阿婆呼阿翁，
相携儿女去匆匆，
须臾采得青满笼，
还家饱食忘岁凶。
这诗，清新自然，有土滋味，泥气息，有画面感，动态感，寥寥几笔，画出了老两口带着儿女，踏着雨后的泥泞，迎者扑面的水汽，急急去野地捡拾踏地菜，而后回家饱餐的全过程，为凄惨的凶年添几许亮色。我不禁为这家庆幸，今天总算没有挨饿。又不禁为他们担忧，明天、后天怎办？太阳一晒，地踏菜就没了，吃什么？地踏菜，我故乡叫地曲连儿，一种低等孢子植物。下雨三五日，村里村外地上，就长出黛青色的一片又一片。那东西，像木耳，很好吃，算得上味道最美的野菜。但是不能多吃，特别是久饿之后。母亲曾告诉我，三十年前那场饥荒中，村人饿死近半，就在上级将要调来粮食的前三天，下了雨。三天细雨，淋出了满地地曲连儿。白胡子老三爷饿得慌，忙捡拾了两碗，清水一淘，狼吞虎咽，边吃，边感激老天爷不让他饿死。谁知，吃下就泻肚，半天就死了。死时，停伙多日的食堂又有了烟火。
《农政全书》以论述农本始，以介绍野菜终。这样编排，很有意思。农本是说给皇帝和官府听的，让他们重视农业；野菜是要老百姓吃的，使他们不致饿死。农本思想落实到农民头上，就是吃糠咽菜。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受苦最大，吃食最差，是农民的宿命。几千年里，传统的农民总在演出传统的悲剧，他们自己倒并不知道。
2000年4月23日于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