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乡村，吃农家饭长大，穿粗布衣成人。离开乡村，住进城市，已经多年，但根仍在那里，骨子里仍是一个乡巴佬，就不禁常常想起乡村。想到乡村，总思绪纷然。想得最多的是土地，就连梦中也常常出现故乡的黑土地，黑土地上的庄稼，和侍弄庄稼的父老乡亲。
故乡的黑土，粘人脚，也系人心。
想起土地，总首先想到父亲。
父亲是农民，父亲的父亲，也是农民。祖宗八代，都是农民。故乡在南阳盆地正中，好大的平原一直延展到天边，田畴相连，阡陌如网，但属于我家的土地只有一小块，自古以来，按四亩半交纳皇粮。地当中，却有二十四个排列有序的坟，占地将近一亩。拢起的黑土里，埋葬着列祖列宗的骨骸。老祖爷的坟前，有一通石碑，立碑的时间是“大清康熙六十年桂月谷旦”。那年，为公元一七二一年，也就是说，这片祖茔，传到父亲手里时，先辈爷爷起码已经耕种了二百年。二百年啊，二百次春种秋收，冬种夏收，远远多于二百次的犁耙耥耩，锄耖耠耪，运粪肥，打坷垃，扒墒沟，拉庄稼，先人的脚印应是重叠了厚厚的一层又一层，踩出一册无字的史书。先人的汗水应是把每一寸土壤都浸湿了一遍又一遍，使黑土分外黝黑，隐隐地透出咸味。地里的每一颗团粒中，都饱含祖宗的艰辛。
在那块仅有的土地上，父亲精耕细作，付出了全副心血和气力。
忘不了一个夏日的傍晚，无风，气闷，霞光似火，把天宇烧得通红，把地皮烤得炙人。父亲在酷热中犁地（刚收罢小麦，犁起来种红薯），为了尽量犁深，一手扶犁杖，一手狠压犁辕，腰弯如弓，头向前伸，胳膊上筋肉暴起，满脸汗珠往下掉，满背汗水往下流，汗都被日色涂上了血红。他身后翻起的土垡子，好似大风刮起的深水的波浪，反射着殷红的强光。那时，我是光屁股娃娃，正在祖坟前的石碑旁坐着，一边用采来的狗尾草编小狗，一边看父亲犁地。每看父亲，总被霞光刺得眼酸。只见父亲、犁、牛构成一组剪影，在展开的黑土地上缓缓移动，背景是天似穹庐，赤云峥嵘，空中充满带着无限热力的红光，仿佛充满希望，又充满无奈。时隔五十年，那情景好似仍在眼前，仍然鲜亮，仍然沉郁，而且更使我情感激荡，心灵震颤。如今回想，假若把那景象画成一幅油画，或拍下一帧摄影，一定会是一件经典作品，不仅能表现中国农民的坚毅、勤勉，对土地的深深依恋，对生活的孜孜追求，而且具有文化意义，足可为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神写照。
常想到，士农工商四类人中，惟农民人数众多，惟农民最为吃苦受累。西汉政治家晁错，在呈给汉文帝的奏折《论贵粟疏》中，描述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道：“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不得休息。”不仅是当时，历朝历代皆如此，直到现代，乃至当代，农民仍然那样讨生活。付出很多很多，得到很少很少；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国人中是最低的。他们似乎并不奢望吃珍馐美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他们只要求有土地可耕种，交罢赋税，还能填饱肚子就行；填不饱，能“瓜菜代”，能吃上糟糠榆皮也行。只要能活下去，决不扯旗造反，甚至，即使饿死沟壑，也不犯上作乱。正是亿万农民的默默劳作，才支撑起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农民用血汗养活了皇帝和官府，皇帝和官府却常常忽视农民的生存状态，乃至死活。虽如此，农民仍然沉默。
父亲从未抱怨过庄稼人太难，也从未表示过对“上头”的不满。
有一个名声很臭的外国人，在中国经见一些事情后，说过一句大致不差的话：“我发现，中国人出奇地好治理。”他说的，当然主要指农民。好治理，是长处还是短处？这样的农民，可敬还是可悲？
二
父亲老实本分，除了种庄稼，没别的能耐，除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没别的喜好。他最倾心的是土地，最难心的是自己土地太少。四亩五分祖茔地，即便拼上性命耕种，能有多少收成？更何况，土地给人的，并非只是衣食，还有心灵的慰藉，生命的依傍；后者，似乎更重要。有了土地，心里才踏实；只有在土地上，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只那么一小块土地，父亲实在不满足。他有的是力气，再多的土地也能种好。
父亲最羡慕东庄孙员外。孙家有十八顷地。父亲说过一个故事：那年秋后，人们在地里捉野兔，孙家少爷说，谁能把兔子赶到别人地里捉住，赏谁一壶烧酒。长工们就奋力把兔子往远处赶，直追得兔子耗尽了最后的体力，趴下不动，才捉到，但那块地仍是孙家的。父亲还说，孙家最大的一块地整整四顷，三里半长，扳茬子犁地，最快的牛一大晌也只能犁五个来回。父亲说着，脸上含笑，眼里放光，显出无限神往。孙家是地主。我敢肯定，父亲也想成为地主。在他心中，一定有一个终极目标，或者说有一个美丽的理想；他极欲拥有的土地，纵然不是十八顷，也决乎不是十亩八亩。
任何一个真正的农民，都想拥有更多的土地。不想成为地主的农民，不是地道的农民。不想拥有更多土地的农民，不是有出息的农民。
父亲一直想买地。他说，太老爷在世时，我家有九亩半地，因为输了一场官司，被人霸占去五亩。那五亩，在村东，紧靠小河，呈月牙形，地名“月牙池”，种小麦长得好，秋庄稼常受淹。太老爷临死，仍不忘那地，弥留之际，一再念叨：“月牙池啊，我那五亩沙土地呀……”咽了气，眼还不闭。父亲说，他父亲，他爷爷，都无能，干一辈子，还是那四亩半地，连一分一厘也没添；要不是先辈传下那块祖茔地，还不去讨饭？
父亲一直思谋着买地。他说，起码先买五亩，够上太老爷在世时的数，也一直为买地做准备。那年头，不能放钱，钱越放越不值钱，只能放粮食，粮食永远是粮食。除了大忙天，从不吃馍，入冬以后，一日两餐，省下粮食囤起来。母亲纺线织布，卖了布，也籴成粮食。全家人吃稀饭，穿旧衣，糠糠菜菜，缝缝补补，过寒俭日子，为的是买地。每多囤一斗粮食，就多了一分希望。我坚信，每天夜里，父亲都做着土地的梦，梦中的土地，已不是四亩半，而是九亩半，甚或更多更多……
当父亲站在自己的地边举目四望时，他一定会因自己地少而羞愧，一定会想到那么多好地都应当一块块归于自己，不是抢来霸来，而是用自己种出省出的粮食买来。
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欲，和老牌的资产者对金钱的占有欲似乎同样强烈。
三
买地的事，一波三折。
有一个绝了后的老奶奶要卖地，卖了地，去住闺女家。但是，价太高，买不起，父亲十分遗憾。于是，就更加节俭，从碗边牙缝积攒粮食。过年只买一斤肉，为了祭祖宗，只杀一只鸡，为了祭灶神。母亲夜间纺线，常常到五更鸡叫。纺车儿的嗡嗡声绵绵不绝，如一支满含苦味的长长的歌谣。
有一个赌鬼要卖地，卖了地，还赌债。价不高，但父亲不敢买，那人是村中一霸，曾一把火烧了老成爷的麦秸垛，因为老成爷没借给他钱。父亲最怕恶人，怕给了他粮食，他不给地。偏偏就有人买了，拉去粮食，当即立了契约。父亲非常后悔，一再埋怨自己，骂自己胆小。在很长时间里，一提起那事，父亲就叹气。一声声长叹，痛苦而深沉，好似那永久的悔恨将折磨他一辈子。
一九四八年春，本村一家地主要卖地，卖三十亩，说是儿子在开封念大学，急需一笔学费。地价很低，两石小麦一亩。父亲立即决定买五亩。就把家里陈了多年的小麦全部拉去，把玉米、高粱、谷子、豌豆、扁豆、芝麻都折成小麦拉去，一个粮食籽也不剩，只留半窖红薯，两筐芝麻叶；还不够，向亲戚、近族又借来两石五斗小麦。验了界石，写了文约，那地就是我家的了。父亲说，真便宜，像拾的一样。还说，如果能借来粮食，应当把那三十亩全都买下。那几天，父亲很兴奋。他的眼前仿佛已经铺开一条金光大道，走下去，一定能走出人生的辉煌，实现多年的梦想。我相信，在梦中，他已经是一个地主了，他的土地，决不是九亩半，也不是只买了三十亩，而是更多更多。我相信，即使父亲真的成了地主。他也不会好逸恶劳，坐享其成。他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出更大力，流更多汗；出力流汗种庄稼，是他生命的需要，闲一会儿，就难受。如果因为活儿干不完，雇了长工，他也不会苛待长工。种田人最有同情心，最能可怜种田人。当时，我们村有两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走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白面高粱面各半的花卷儿，给长工蒸白面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地主娘子去地里送饭，总先给长工盛稠稠一碗。父亲解释说，长工给你干活，对他不好他能给你出力？你是给自己干活，再累再苦也应该。父亲还说过，那两家的地，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都是三亩五亩积少成多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父亲一定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才发愤买地的。现在回想，那两户地主的模样，和我的父老乡亲没有丝毫不同，远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我认定，父亲如果成为地主，也不过和村里那两家一样，他决不会成为韩老六、黄世仁、周扒皮。
我不相信，勤劳善良的庄稼人会一下子变成残酷无情的剥削者。
四
新买那地，在村北，地名“桃花张氏坟”。农村的地，块块都有名，“老虎背”、“瓦刀把”、“鲶鱼沟”、“耷拉坡”、“独杆轿”、“举人冢”、“蛤蟆坑”、“马相公桥”、“赵铁匠岗”、“闯王杀人场”……有一块又窄又长的赖地，叫“李狗他妈的裹脚布”。不同的地名，展示着不同的地貌，不同的人文景观，往往，还牵扯着不同的地方掌故。曾想，如果每个村庄都编一本《地名志》，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很有地域文化价值。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大方田”，才破坏了旧日土地的格局。代代袭用的地名，辈辈传诵的掌故，大都被埋进黑土之下。
那“桃花张氏坟”，内中就有一个沉重而又悲惨的故事。
说是很久以前，本村有个娘家姓张的媳妇，十八岁嫁来，长得漂亮，脸如桃花瓣儿，为和其他姓张的媳妇区别，村人呼为桃花张氏（那时候，女人都没名字，从来就使不上名字）。婚后第二年，生一子。第三年，男人去汉口贩布匹，船沉汉江，人和货都没了。家里的地只能靠公公耕种。公公年老，拼上命干，终于累死；死前，对桃花张氏说，再难，也要守住孙子，孙子是一条根，再难，也要守住土地，没了地，根没处扎。紧接着，天大旱，庄稼颗粒不收。家中存粮已经不多，婆婆为了媳妇、孙子能活下去，喝猫眼棵水自尽（猫眼棵，一种有毒的野草）；死前，对媳妇说，再难，也得守住孙子，再难，也得守住土地。桃花张氏以柔弱之躯，顶立门户，扶犁放磙，其苦其难，可想而知。很多人劝她带上儿子改嫁，目的是想要她的地。阴阳先生说，那块地下，有个金蛤蟆，半夜子时，在地当中跺一脚，能听到咯哇咯哇叫声，确是风水宝地，最宜做阴宅，谁能占住，后代富贵无穷。桃花张氏决不改嫁。土地就是依靠，儿子就是希望。不料，儿子八岁那年，突发急病，顷刻死了。桃花张氏哭罢儿子，又去自己的地里哭，哭得天昏地暗，声嘶力竭，终于呕出一摊鲜血身亡。乡亲们就地挖坑埋葬了她。坟是扁长形，寡妇的坟不能拢成圆的。不久，坟上长出一棵苦楝树……
父亲买下那块地时，坟早已不存，地名还在用。乡亲们常常说起那刚强的媳妇，苦命的女人。
记得，父亲第一次领我去“桃花张氏坟”，是在一个早晨，满天瓦片云，都是柿红色。路边的草叶上，挑着露水珠儿，霞光把颗颗露珠儿都染成了金豆豆儿。父亲大步走，我在后边一路小跑。他的头顶、肩上，闪着耀眼的金光。到了，他引我在地四周转一圈，特意指明界石的位置，意思当然是让儿子把新买的地记住，将来接他的班，永远耕种。他走着，不时拾起地里的礓石、碎砖、瓦片，远远地扔向地边的沟岸，不时把地里的杂草拔掉，把根上带的土甩净，放进肩上背的粪筐。地里种的小麦，是连青苗一起卖的。麦苗黄瘦，稀稀拉拉。父亲说：“真是糟蹋了地哟。咋能这样种庄稼。”他抓把土，看看，闻闻，又放下，说：“这地薄哟。不上粪，咋能肥？地有良心，你不坑它，它就不坑你。你操心伺候它，它就尽力给你出粮食。人糊弄地皮，地糊弄肚皮，受亏的是人自己……”
我印象中，父亲说过很多关于土地的话。那些话，吐露了他对土地的深挚的爱，独到的理解，甚至还有不少形而上的思考。父亲如果识字，很有资格撰写一篇关于土地的论文。故乡的黑土地，不只出产五谷杂粮，也培育乡土的文化和哲学。我常诧异，古代的那些思想家，何以对虚无的天那么感兴趣，对实在的地却总是漠然。从老子、孔子、庄子、荀子以降，都对天说了那么多玄奥艰深的话，而对土地却很少道及。个中原因，怕不只是天的空远缥缈，宜于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还由于他们对脚下的土地缺乏了解，对农耕之事没有体验，在《论语》里，荷蓧丈人不是曾质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吗？
为了新买的地由贫瘠，变肥沃，父亲一有空暇，就拾粪。特别是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起床，到日头胡子伸出地面，就转遍了全村。他拾粪有经验，知道猪狗、没拴的牛犊、驴驹会把粪便留在什么地方。我家的粪坑总比别人满，粪堆总比别人大。那时候，家家拾粪，连地主家的老爷子也拾粪。赶集，看戏，走亲戚，都背着粪筐。从地里回村看见车路上有一坨牛粪，都要脱下鞋子用手插鞋里捧回家。在农民心目中，粪并不臭，并非脏物。特别是沤成的粪肥，实在含有醇厚的酒味，令人愿意亲近。直到“文革”时期，仍有人拾粪换工分。那时提倡村干部背粪筐。我曾在公社召开的大会上，看到数百个粪筐汇集一起的壮观景象。那年头，有很多荒唐事，这事却不错。如今，几乎无人拾粪，粪筐难得一见。村干部都西装笔挺，皮鞋明净，如果背上粪筐，就很不般配，似乎也很滑稽。村庄的空地上，就到处撒满牲畜的粪便，发出臭气，招引苍蝇，任屎壳郎团成圆圆的蛋儿，悠悠地推。而土地，则因为化肥过量，老是板结得死硬，鳖盖一般。
五
新添五亩地，父亲身上添了百倍力量。
看父亲的精神状态，我看出他有信心也有能耐实现多年的愿望。
殊不料，只过几个月，天下变了颜色。这时才知道，那家地主急急卖地，是由于上大学的儿子来信，说共产党马上就要成功，必须马上卖地。父亲只一心关注土地，哪能知道外面的消息。
不久，划分成分，开始土地改革。假若没有“桃花张氏坟”，我家应是贫农，至少能再分得五亩地。结果，我家是中农。父亲并不后悔。他说：“拿粮食买来的地，种着心里踏实。一个钱不花，人家的地就成了自己的，世上哪有这事。换一根针也得一把头发哩。”对那些贫农，父亲并不羡慕，反倒十分鄙视。地主有啥罪？地是祖上传下的，花钱置买的，撕开脸皮斗人家，平白无故分人家家业，那算啥本事？
父亲不知道也不认同关于阶级、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只认定，地主也罢，贫农也罢，都是靠种庄稼吃饭的人。
依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论述，父亲的思想及表现，确属中农；若定为贫农，就很不准确。我们村，大半是中农，大部分农民和父亲一样。积极参与斗地主的贫农不多，他们中勤恳老实的人更少。所以，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痞子运动”的说法。还是在这篇名文里，有一句名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农村的革命对象只能是地主，革命的目的只能是从地主手里夺得土地。无地或少地的贫农，所以积极革命，说到底是为了土地。共产党所以得到贫农的拥护，主要原因是承诺并实行土地改革。
贫农以革命的手段夺得土地。父亲只愿意用自己的劳动，积累财富，扩大土地。这是父亲和那些贫农的重大区别。
当时怎也想不到，所谓“中农”、“贫农”，并不只意味着能不能分得土地，而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政治定位。那个中农成分，就为父亲在村里固定了恒久不变的难堪的位置。贫农是依靠力量，中农是改造对象，改造是通过多种名目的斗争进行的。在后来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父亲就理所当然地不被信任，常常挨整。当时更想不到的是，那个中农出身，狠狠地影响了我大半辈子，从上学，到工作，都被视为落后分子。“文革”伊始，即被揪出，在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时，就不得不没完没了地深挖中农出身的阶级根源。我曾抱怨父亲：“你硬是用十石粮食买来个中农！”父亲并不辩解，只频频叹气，眼里闪着凄楚的泪光。那时候，我太不理解父亲，不知道他心里更难受。这些，都是后话，不提也罢。
六
土地改革刚刚过后那几年，农村安定。父亲最满意的是，新社会，没土匪，天下太平，可以专心种庄稼，没捐税，只交公粮，公粮并不多，交一匹土布也行。
父亲拥护共产党。堂屋里原来敬奉灶神的地方，贴上了毛泽东主席的画像。
家里的粮囤又大了。多余的粮食使父亲的土地梦死灰复燃。世道变了，父亲没变，对土地的占有欲并未消减。他或许认为，在新社会，更容易置得大量土地，实现多年的梦想。
碰巧，又有人卖地，卖四亩。那是个贫农，卖刚从地主那里分来的地，地名“百石仓”。那地土层厚，地力足，一脚榨出油，最能打粮食。卖地那人好吃懒做，成天趿拉着烂鞋到处游逛，每天都得喝半斤酒。地里草比庄稼旺，打的粮食不够换酒肉。因此，才卖地。那时，上级准许土地买卖。父亲拿出家中全部积蓄，又借一笔钱，买下了。买地的契约上还盖了区公所的鲜红大印。
那天黄昏，父亲领我去“百石仓”，进地惊起一群觅食的乌鸦，扑棱棱飞上高空，踅两圈，带着风声飞回村庄。父亲以主人的姿态，骄傲地站地当中，久久地端详脚下的沃土，一再说：“好地，好地……”我看出，他是那么强健有力，那么心高气壮，他的热切追求一如往昔。那些天，他一定十分舒心。他或许已经看见了前景的灿烂。他好像就不知道累，忙了一天，夜里还剥麻，拧牛套，绑扫帚，编筐编篓……到驴吃完一槽夜草才睡下。天将亮，就又起床喂牛。
劳累中，父亲的日子过得充实。他在心里，正一笔笔描绘着那幅憧憬多年的美丽的画。
一九五三年，作家老李准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其实，真正的农民，谁不想走那条路？那是当时惟一一条发家致富之路。父亲就是一个宋老定。不同的是，宋老定在作家的勉强安排下，最后转变了，不再买张栓的地，父亲则始终没有转变。
七
父亲是种地的行家里手，有一肚子庄稼经；对政治则全然无知，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还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顷刻间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使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在“百石仓”第一次种的玉米刚出棒儿，陡地，就来了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各家的地都要充公。父亲迷惑不解，惶悚不安，好似大祸临头。他想一千遍也难想通，明明是自己的地，竟然转眼间就不是自己的了。无论地多地少，地好地赖，不容分说，就统统合一起了。他实在琢磨不透其中的道理。
他迟迟不愿入社。不光是他，那么多贫农也不愿入社。只有那些缺劳力、没耕牛、少农具的人家才积极入社。
不入不行，不得不入。父亲是最后一个被强拽进社里的。那是一个暗淡无光的日子，撕心裂肺的日子。那是父亲一生中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交出了土地证，牵出了牛驴，拉去了铁轮车，连喂牛的木槽，盛料的水缸，拌草的枣木棍，也都立即成了公物。父亲一下子没了魂，也没了劲，怔怔地蹲院里的捶布石上，表情忧伤，两眼茫然，看着一下子空虚了的家，久久无语，好长时间不能站起。他无力抗拒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的眼泪正向肚里流。
父亲的土地梦彻底破碎、寂灭。
伴随父亲后半生的必然是沮丧、失望和有力无处使的郁闷、凄怆。
过了十年，又过十年，二十多个寒暑过去，父亲一直给生产队喂牛驴。在低矮简陋的牲口棚里，他度过壮年，进入老年。那么挚爱土地的人，一时一刻也不想离开土地的人，却不愿再去亲近土地。他不是不想去地里干活，实在是不忍看见人们把农活干得那么马虎潦草。他说：“那是欺负地哩，作践地哩！”他容不得对土地的丝毫怠慢。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和土地没有联系，也没有故事。他的心一定很凉。
就在生产队即将散伙时候，父亲病了。躺在病床上，听到了又要分田单干的消息。他说：“又有地了，干不动了……”说着，泪眼汪汪。
那一刻，他的土地梦或许又在心中一闪，随即黯然消逝。
正是在划分责任田的时候，父亲去世，带着终生的遗憾，带着早已破灭的土地梦，被埋在祖茔一角。下葬时，那块祖宗耕种过二百多年，父亲耕种过二十多年的土地，已经分给当年卖地的那家地主的后人。如果父亲生前预知这个结果，他将更加痛苦……
戊辰岁暮改定于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