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或者说不幸——赶上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
一九五八年，读高中。学校在古镇上。古镇离家三十里。吃饭就在学校的大伙房。每星期回家一次，用小扁担挑面、米、红薯、芝麻叶、红薯叶、柴火，挑来交给伙房。白面换白面票。高粱面、玉米面、红薯面换杂面票。芝麻叶、红薯叶换菜票。柴火也换菜票，五十斤高粱秆换五角钱，五十斤玉米秆换三角钱。凭票买饭。买一个杂面馍，要二两杂面票加一分菜票。买一碗面条，要一两白面票加二分菜票。买菜只要菜票，半碗素菜三分菜票，荤菜一角。菜票可用钱买。面票只能用面换。我父母在农业社干活，每年秋后分红，最多时只分六元钱。我从没吃过荤菜。也没吃过白面馍，家里分的小麦磨的白面仅够我每天喝一次面条。常常不敢吃饱，肚里老是饿。
突然间，来了个“人民公社”运动（同时来的还有“大跃进”运动。这两个运动加上“总路线”，在当时和以后的颇长时间里被称为“三面红旗”），十几个村子组成一个公社。同时，各村都办食堂，全村人一口大锅搅稀稠。各家的粮食、米面都上缴，锅灶都扒掉，铁锅、锅铲、火钳一律收走送去炼钢（“大跃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大炼钢铁”）。不几天，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又把许多公社合成大公社。大公社有多大，不知道，我表姑奶家离我家三十八里，在一次全社群众大会上，我父亲曾碰上表姑奶的儿子。我就读的中学所在的古镇，和我家所在的村庄，也就属于一个大公社了。
大公社一成立，学生也是社员，当即宣布面票菜票都取消，统统吃饭不要钱了。同学们都兴奋不已，嗷嗷大叫，又跳又蹿，一再欢呼“三面红旗万岁”。开饭铃一响，各班的学生都带上碗筷（规定左手拿碗右手拿筷），排着队（班长吹着哨子，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的），唱着歌（最常唱的是“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喜气洋洋去学校的食堂。班长说声“解散”，才去拿馍，舀饭，打菜。馍是各种面粉混杂一起蒸的，个儿大，如榔头，高粱面多了发红，玉米面多了发黄，红薯面多了发灰，偶尔也泛白色——显然白面不少。饭往往是玉米糁糊糊，不稠，吃足了馍，喝一碗为了“灌缝”。菜是萝卜、白菜、萝卜缨、红薯叶，几乎没油，盐倒很足（农村人吃菜讲究咸香，只要咸，就有味道）。有一次，公社副食品加工厂送来几筐臭豆腐，每人分火柴盒那么大一块，吃着臭极了又香极了，嘴里心里都受用。可惜太少，班长说：“等几天进入共产主义，想吃几块吃几块。”馍、饭、菜都可以敞开肚皮吃。头一顿，那个结了婚、有了孩子、长了胡髭的同学（那时上学，婚否不限，学生年龄也悬殊），一下子吃三个馍；过去只敢吃一个二两面票的馍，他家里粮食更紧。第三天中午就改善生活（那时说的生活主要是指吃饭，改善生活就是吃顿好饭）。吃的是肉面条。面条少，一碗仅有十几根，还很短。肉更少，一碗仅有两三片，小而薄。满碗都是白菜帮子和面糊糊。却很稠，插上筷子不会倒。据说炊事员擀面条擀不及，只有多和（huó）面。饭舀进碗里不能立即吃，得放地上，等千余名学生都舀毕，管伙食的老师吹一声哨子，一齐端起碗，呼噜噜喝，来不及嚼，伙房前顿时一片呼呼声，气势宏壮，像刮大风。吃着好香，一定是放了很多猪油。都吃了两三碗，动作快的能吃五碗，肚子鼓起像瓮。
吃着不要钱的饭，心中充满共产主义生活的幸福感。
每天都组织学生拿着公社开的条子，下乡拉粮食，拉菜，拉柴。用架子车、牛车拉。架子车两个学生拉一把，牛车十个学生拉一辆。几乎拉遍大公社的各个村庄。我和同学去我家的邻村拉粮食，拉一辆铁轱辘牛车。铁轱辘的边沿已磨损得豁豁牙牙，辐上突起的字是“大清光绪××年铸”。拉回了一袋没有脱粒的谷，十几嘟噜没有剥掉包皮的玉米棒，拢共不到二百斤。土路凸凸凹凹，轱辘磕磕碰碰，像拉千斤重。都不说累，“大跃进”中没有苦和累。都像牛一样伸长脖子使劲拽，十个人不如一犋牛。我和一个同学去丘陵上的一个小村拉柴，没有好柴，正碰上扒房，说是扒下木料去炼钢工地搭工棚（那时候，男男女女都集体住宿，村里空房很多），就让我们拉了一架子车房上扒下的山草，已经朽成了灰色，长些伞状的蕈类植物。
去农村拉东西，我们理直气壮。不独因为手里有公社开的条子，更因为“人民公社是一家”（这句话是当时的口头禅），一家人嘛，不分彼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毛泽东语），大公社的每粒粮食、每根柴草都是共有的。
渐渐地，拉回的粮食减少，最多的是红薯。就每天早晚吃红薯，只中午吃馍。馍是高粱面掺红薯面蒸的，要么捏成盔状的窝头（乡下人管那叫“将军帽儿”），要么团成秤砣样，上有炊事员的没有变形的指印，都死硬，可以砸死狗。但仍不要钱，仍能可着肚子吃，幸福感依旧，常满怀豪情念诵当时的著名诗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以为正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如果不在学校吃饭，可以找管伙食的老师领饭票，凭票在全公社任何食堂都能吃来饭。那饭票，是大公社发的，草纸石印，一分钱纸币那么大，上有“顿票”二字（意即一张票可吃一顿饭），盖有公社的朱红大印（印章大，票上的印迹不到二分之一）。我和一个同学去公社办的“大跃进”展览馆画占满一面墙壁的《钢铁元帅升帐》宣传画，就在公社的机关食堂吃饭。顿票一交，就随便吃。我发现，那里有白面馍，萝卜菜里还有一些肉。可惜，两晌一夜就画完了，只在那里吃四顿饭。“大跃进”高潮中，干什么都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从没磨蹭偷懒的。
常常不在学校吃饭，当然也不再正常上课。学生都被公社派去淘铁沙（就是河里的黑沙，据说可以炼钢），深翻土地（十几个学生拽一把本应由两头牛拽的木犁，一直翻出生土），用黄胶泥脱坯（据说那是修建炼钢炉的耐火材料），推石碾把旧砖头碾成灰做水泥（据说兑进一种化学药品凝结后比水泥还硬），参加消灭麻雀会战（数万人在古镇的街巷院落同时鸣鞭放炮，敲锣打鼓，拿着绑了红布的长竹竿边挥舞边叫喊，一时间麻雀吓得满天飞，直到耗尽气力而坠地。声势之磅礴，场面之壮观，前所未见。据说那一次战役打死麻雀八万多只），去炼钢工地宣传鼓动（我曾在一座麦秸垛状的炼钢炉前一口气写出十首诗，当场朗诵，内有“高炉万丈英雄多，炼出钢水赛黄河”之句，一个正向炉里扔铁打的锄、镰、耙齿、鏊子、门钌铞儿、纺线锭子的老农笑道：“咦，这个学生娃口气还怪大哩。”）……成天忙得热火朝天，兴致勃勃，心情一直激动，一直满怀投身伟大事业的崇高感。反正到处都能吃来饭，又不必为几何、代数伤脑筋（我一直讨厌数学），那一段日子过得快活。劳动之余，我写了几百首“大跃进”民歌（那时候，人人都作诗，诗都是以七字句为主的顺口溜，诗坛上我素来敬重的老诗人、名诗人也写顺口溜。诗歌也要跃进，每个地方每天作出几万首诗和炼出多少吨钢一样要报告上级）。还参加过一次全公社的赛诗会。在那个会上，一个自称“日产千首”的农民诗人（我怀疑他原来是念顺口溜卖老鼠药的），以一首“公社粮囤比天高，一下子撞断玉皇爷的腰”获得头奖，奖品是一朵大红花，连接红花的红布条儿上画一个卫星（当时，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不久，“放卫星”表示最先进）……
鏖战月余，放两天假，说是稍作休整，要掀起更大跃进高潮。我和本村的两个同学结伴回家。那两个同学，年龄和我相仿，按辈分，一个该叫爷，一个该叫姑。离校时已经半晌，走十多里，日头正南，肚子就饿了。看见前边那个村庄，村头高地上一片瓦屋，屋后丈余高的烟囱正冒黑而粗的炊烟。那个爷说，咱们去吃饭吧。
那是一座古庙，上翘的檐角挂有铃铛。院里长棵老树，一半枝杈干枯，另一半只有几簇苍黄的针叶。梢头架高音喇叭，正播放《社员都是向阳花》那首当时到处都唱的歌。庙门的高屋脊上，直竖一根木杆，飘一面红旗，日晒雨淋，色已浅淡，旗上写有字，颜料脱落，笔道模糊，细辨认，为“三面红旗万岁”。院里两座大殿。前殿敬奉的是玉皇大帝。此时，它的头颅肢体已碎成几十块，露出黄泥，扔在殿前的地上，彩绘的黄袍青带依然鲜艳。殿内，老天爷原来坐的地方，后墙上画了巨幅毛主席像。画得不像，远没有我画得好，只下巴上那个瘊儿能表明他是毛主席。画像两旁，还是原来的壁画，画的是八仙，每位仙人脚下都踩着云彩，衣袂飘拂，神采悠然。只不过何仙姑已被领袖的画像盖住，近靠画像的是倒骑驴的张果老和背酒葫芦的李铁拐。这里，大概是社员集会的地方。
食堂在后殿。后殿是阎罗殿。阎王爷的泥胎也被推倒，打烂，片片断断，撂在迎门的树下，头脸还完整，依然狰狞可怕。殿里垒了锅灶。灶口屋门大，一个长着男人相的女人正把成捆的玉米秆往锅下塞，火焰像个簸箕形的巨舌，早把灶台舔成黑黢黢的，浓烟直冲大梁，火星子满屋飞，熄灭后变作羽状的柴灰纷纷落下。锅的直径总有五尺，锅沿向上用红砖砌三尺高。一个赤膊大汉正拿一根枣木棍在锅里搅，可以听到水沸腾的咕咕嘟嘟的响声。旁边还有一口锅，三块石头支着，锅底的地上挖道烧火的沟，一个络腮胡子的矬个子男人正炒菜，掂的锅铲是一把平时用来铲土铲粪的铁锨，翻动时，嚓嚓响，和在干地上铲土铲粪的声音一样。原本属于阎王的神案上，几个荆条编的箩筐里，堆满蒸熟的红薯，热腾腾的冒水汽。
已经有人来等吃饭。三三两两，在地上或坐或躺，表情木然，都不说话，只晒太阳。
食堂里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气氛，只高音喇叭唱着亢奋的歌。
炊事员把红薯抬到当院，像打水一样把菜汤打进木桶提到树下，把炒好的菜铲进两口瓦盆端到廊前。而后，赤膊汉子取下了挂在墙上的一面铜锣，当当当一敲，大群的社员都进了庙。有的端碗，有的拿瓢，有的提瓦罐。我发现，大多是老人、娃娃和带娃娃的女人。一个老头，面色黧黑，脖子青筋暴起，拿一只竹编的笸箩，一个粗瓷大碗，走着嘟囔着，像是骂谁。一个瞎眼老奶奶，一手拄拐杖，一手提一个带襻的锯掉了把的葫芦，扭着一双小脚，蹒蹒跚跚朝前挪，被阎王的半条胳臂绊了一跤。一个女人一手抱着婴儿，一手端一摞大碗小碗（有两个木碗），后跟一个娃，一个妞；女人蓬头垢面，孩子脸上倒白净。除了这娘儿四个，别人都是单个的，看不出谁和谁是一家。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起睡觉，也就没有家庭了。
红薯随意吃，菜汤随意喝，菜则由炊事员用两根细木棍儿只给每人夹一点点。那个黑脸老头边往笸箩里放红薯，边说：“顿顿红薯，放屁都是酸的。”炊事员抢白道：“想吃馍，你上工地跃进去。杠子馍，想吃几个吃几个，吃饱得连明彻夜干活——‘眼熬烂，腿跑断，出大力，流大汗，活着拼命死了算’，你能干？”老人又嘟囔一句，倔倔地拗着头去了，抓一个滚圆的红薯，狠狠咬一口，凹陷的腮帮子立即鼓起。瞎眼老奶奶把菜汤舀进葫芦里（舀汤的工具是给牛驴拌草时舀料水的马勺），让把菜也放进葫芦，用拐杖探着路凑到盛红薯的箩筐前，摸一个细长的，就近坐下吃。那红薯又干又面，老人无牙的嘴拙笨地咀嚼许久，抱起葫芦喝口汤才仰面直脖艰难咽下。那女人把裹着尿布的婴儿放地上去舀汤，婴儿立即大哭，哥哥姐姐忙趴下，边轻拍，边大人似的哄：“喔，乖，别哭，别哭。”
近百人吃饭，却没有原来农村饭场的说笑声，好像大家都哑了，只树梢的喇叭高唱着“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歌声激昂，音律悠扬。喇叭声停息的片刻，我听到树上有一只知了叫，时令已是晚秋，叫声无力，带着凉意。那应是村中惟一一只知了，因为再没别的树，知了无枝可依。
我们三个各掏出一张顿票，交给一个好似干部模样的人。他吩咐炊事员找碗、舀汤、铲菜，还说了句农村人待客时常说的话：“没菜啊，随便吃吧。”给我们每人一大一小两个碗，都是灰黑的没釉的陶器，粗糙，也不圆，沾满污渍。大的盛汤，小的盛菜。我们碗里的菜比别人稍多。让我们坐灶前吃，那里有几块土坯。汤里和（huò）红薯面，很稀，下红薯叶，熬成了黑水，放盐少，不咸。菜是红薯梗（即红薯的叶柄），没切断，倒放了足够的棉籽油，炒得有滋味。红薯蒸裂了口，皮上带没洗掉的泥，也许因为太饿，觉得比学校的红薯好吃。正吃时，那位干部或许意识到我们是中学生，不能和本村的老弱病残一样待遇，就从盖着的蒸笼里抓出三个窝头，给我们每人一个，同时看看外面，对我们挤挤眼，意思是“别吭声，吃吧”。那是红薯面窝头，可能兑有十分之一白面，捏得小巧玲珑，闪闪发光，恰似扑克牌里的黑桃AA。吃罢饭，殿里的柴烟、蒸汽已经消散，我看清了墙上原有的线描涂色的画，画的是地狱，青面红眼、尖头竖耳的鬼怪正折磨赤条条的人：爬狼牙树，扔滚油锅里炸，头朝下用锯在裆里拉……阴森森的，看着瘮人。我问那位干部：“这墙咋不用石灰水刷刷，把画盖住？”他说：“都大跃进去了，忙得头不是头，脚不是脚，累得正走路都睡着了，谁有时间干这。”
饭后，打个饱嗝儿，我们继续赶路。那个爷说：“真是进共产主义了，各取所需，到哪儿都有饭吃。”那个姑说：“还没进，真到了共产主义，一天还要吃一个苹果哩。”
……过不多久，不要钱的饭食难以为继。又不多久，农村的食堂断炊，大饥荒开始，饿死很多人。这是后话，不提也罢。
2004年9月29日初稿
2005年3月21日改定
附：致王剑冰信
《那些天，吃饭不要钱》在《散文选刊》选载后，该刊主编王剑冰先生转我一封河北读者的来信，指出吃食堂时唱《社员都是向阳花》于事实不符。我的复信如下：
剑冰兄如晤：
所转读者来信收到。他说的是对的。我也知道《社员都是向阳花》确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传唱。其实，吃食堂时唱的是《社会主义好》。那时，到处都是歌声，唱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写那篇东西时，曾反复掂量，若说唱《社会主义好》，怕发表出来有点“那个”。社会主义确实好（当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谁也不能否定，而“人民公社”早已被否定。个中衷曲，读者不察，提出批评，良有以也。文学不是史学，在大的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尚且可有一些虚构，把一支歌提早唱一唱，总是无伤大局吧？不知我说的对否。
来信说，食堂只存在“一、二年左右时间”，不确，起码在河南南阳，它一直苟延到1961年初才散伙。记得那年春节，还乡过年，每人从食堂领到20个饺子。食堂的历史，前后近四年。
我将给这位读者去信，向他说明情况，并致谢意。
专此布达，顺祝
大安
同宾
2005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