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带儿女还乡。扫墓毕，在远房侄儿家吃饭。饭后，儿女要回自己家看看。过一条新修的路，绕两座院落，一片疏林，就到了我们自己的家。家已空，算不上家，只能说是旧居。原有的盆盆罐罐，筐筐篓篓，父亲用过的农具，母亲用过的纺车儿、枣木的织布机，都没了。黑土和草根打成的院墙，早被二十年风雨侵蚀倾圮，只看见礓石砌就的墙基，上面积了蚯蚓拱出的土粒，蜗牛爬过留下的白印。老屋犹在，门落锁，锁已锈。十三格的木窗，木质已成铁灰色，蜘蛛密密结网，织成一层纱。门口的地上，无人的足迹，有干了的绿苔，枯了的野草。
儿女年轻，却也感伤。他们生在城里，满周岁，次第回来跟着爷爷奶奶，待上学，才返城。在这里，有他们早已消逝的童年。那时是娃娃妞妞，如今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没说话，只默默满院察看，似要寻觅当初的遗留。好像找不到，一切都被岁月消解遮掩。他们的爷爷奶奶，已先后魂归村外的黑土地；人去了，昔日的生活也去了。家只剩下外壳，凭回忆怎能把它填满？愈是回忆，家愈虚空，旧时的景象愈是遥远。一番回忆，只引出长长的叹惋。
我也无言，久久在老屋前后彳亍，步履蹒跚。儿女们或许不知道我心里更苍凉。我在这里落生，胞衣就埋在院里的石榴树下——石榴树早已不存。在这里，我度过虽贫寒却快乐的童年，步入虽苦涩却亢奋的青春。这旧屋，这小院，一直是我精神的归宿。多少次在文章里，描绘过儿时的生活，笔端流下亲切的情感，倾吐对家的思念，那思念剪不断理还乱。到如今真正到家一看，却原来，那些都是想象，都是虚幻；万千思念并没有最终的着落，像漂泊的船，缆绳已无桩可拴。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失去的不仅仅是飘入高空的炊烟、放了豇豆的小米饭的香味、鸡和狗、母亲的纺车声、父亲饲养的牛驴，是整个儿农家生活的温馨和艰辛，还是一种文化，还是我得以安心立命作人作文的原初依据。
最早，我家只三间草屋，茅檐低而豁，土坯墙挡不住钻进的北风。打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父亲就准备盖瓦房，一次又一次省下钱买砖买瓦，一次又一次碰上“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大饥荒，砖瓦被拉去充公。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终于建成三间苫了蓝瓦的新房（为了省钱，仍是土坯垒墙，只用青砖包了墙皮，乡下人管那叫“里生外熟”）。那过程，艰难而漫长，一如李顺大造屋。如今，瓦垄已凌乱，墙也裂了缝，檐下有明显的雨漏痕。老屋真的老了，在周围一座座钢筋水泥建成的楼房的对比中，越发显得寒碜。
我家的宅基地超过半亩，原有杂树大大小小百余棵，组成一片林子，枝叶扶疏，绿荫如翠盖。我小时候，曾在林中摘构桃，捋榆钱，扫树叶。儿女小时候，曾在林中捉知了，扑蝴蝶，藏猫猫。每棵树都和我们两辈人的童年有关。如今，那么多的树大都不知去向，我数数，还剩九棵，南一棵北一棵，孤零零的不成林。树下拴着别人家的牛，跑着别人家的鸡鸭。可能是羊，啃掉了榆树的皮，可能是猪，拱出了楝树的根。没了主人，树也活得不自在。那棵构树，干更加弯曲，枝大半干枯，身上被虫子蛀出窟窿，浸殷红的津液，酷似行将死去的驼背老翁。那棵桑树，已经中空，而且皲裂，木缝里长了野生的木耳，还有一坨坨蕈类植物。屋角那棵椿树，女儿在家时，只有茶杯粗，曾猴儿似的爬上爬下玩；而今，已长成水桶粗，结一树带翅膀的椿谷谷。猛看见另一棵椿树上有鸟巢，像是斑鸠的窝。忽想起我小时候树上就有斑鸠窝，不知道这斑鸠是那斑鸠的几代子孙。主人离去，鸟儿还守着故园，替我看家。忙去那树下看，见有蚂蚁排着长队沿主干蜿蜒行进。它们一定是我儿时的蚂蚁的后裔。这卑微的小生灵永远不离故土。
我家世代务农，自列祖列宗到我父亲母亲，辈辈都是庄稼人。从我这一代起，居然离土离乡了。虽然住进城市，我总自认为仍是乡下人，常以草民百姓的视角，看茫茫尘世间的事事物物。其实，在乡下，我没一寸可耕的田地，也毋须拼尽力气土里刨食，早已不是地道的乡下人。我和土地、庄稼、农事活动，已无任何联系。我和故乡的牵连，只剩下一座老屋，九棵老树，还有一颗老迈的心。进而想到，我的儿女对老家或许还会留些印象，那印象将渐渐淡去；我儿女的儿女就不可能再承认这里曾是家了。
有乡亲劝我重新修葺老屋，我说，不必了。有乡亲劝我索性卖掉，我说，更不成。就让它这样存在下去，衰败下去，起码可以作为家的象征，作为早已破碎的旧梦的见证，总能为我的余生留下一个想头。
临别，起一阵风，枝头残留的黄叶纷纷飘落，簌簌有声，像是叹息，像是叮咛，像是切切嘱咐我，这里毕竟是根，是人生旅程的起点站，即便走到天涯，也不要断了一丝记挂。
2004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