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
1.国外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
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可视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在国家安全中所处的地位和内涵是不同的。例如，在重商主义时代，多卖少买以获取贵金属对国家经济有利，反之则对国家经济不利；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即是一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一般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国家金融安全、国家经济信息安全和国家产业安全。其中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经济信息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环节，而产业安全则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严格地说，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系统、科学的研究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
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延伸与发展。一般认为，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能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使国家不受来自国内外诸种威胁，或虽受威胁但能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既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能经受住自然灾害、通货膨胀以及周期性经济起伏的影响，使经济利益免受重大损失，使经济发展大局不被打乱，在国际竞争中能争取到有利的地位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它包括对国家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的竞争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和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说法：（1）经济安全是军事、政治安全的附属品，是军事力量和权力的支撑。（2）经济安全是经济本身的安全。强调经济本身的安全实际上是将经济安全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认为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3）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非军事的国家安全问题。
2.我国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
我国学者张幼文等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参见张幼文、周建明：《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7页，第121～136页。出版了一套《经济全球化论丛》丛书，在国内影响较大。他们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处于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冲击，或即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的能力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取的政治、军事安全。并且他们将经济安全分三个层次加以理解。第一，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国家经济体系本身的安全和维护这种安全的能力，这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层次。第二，是经济因素对军事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力量和经济能力对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撑。第三，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是非军事政治因素的威胁。
我国学者雷家骕等人以板块的形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各个方面结合我国实际研讨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国家经济安全的表象问题而进行研究是其基本特色所在，但对经济安全各种问题的本质及相互交织、相应的对策探讨略嫌不够深入细致，令人多少感到有点遗憾。参见雷家骕主编：《国家经济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我国学者郑通汉博士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参见郑通汉：《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他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经济安全内涵、经济安全的根源即制度非均衡、经济不安全实证分析以及我国经济安全态势及安全战略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制度分析方面有一定创见，在较为具体的安全问题如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方面探讨不够深入，尤其是在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方面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我国学者俞可平等也对经济全球化的多种问题包括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以专题或短文的形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丛书《全球化论丛》，在国内也引起较大反响，但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参见俞可平、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4页。
我国学者陈必达、许月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参加国际竞争的能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利益是国家民族赖以生存、发展、昌盛的最根本利益，在诸种国家利益中居于最主要地位，其他方面的利益则附属于经济利益，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国家安全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具体体现，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利益，一旦抽去经济利益，国家利益也就成为空洞。经济安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他安全因素则是手段，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其他一切安全的基础。参见陈必达、许月梅：《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29页。此外，他还就经济安全的特点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逸舟、丁志刚等学者则倾向于认同国外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第二种定义。裘元伦虽未能给国家经济安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他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产生国家经济安全的五个方面的原因。参见裘元伦：《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7页。
（二）关于金融危机的研究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的研究应该说非常庞杂，许多经济领域的文献都涉及，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经济周期运动发展的角度研究金融的不稳定性和内在的脆弱性。早在1929～1933年大危机后，西方学者即对金融危机进行了理论研究，早期有关金融危机的理论主要从经济周期运动发展的角度研究金融的不稳定性和内在的脆弱性，解释金融危机。费雪（Irving Fisher）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明斯基、斯蒂格利茨等也各有一些研究。（2）从金融危机史学角度研究金融危机。系统地对金融危机的专门研究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他著有《过热、恐慌及崩溃——金融危机史》。该书从多个角度对历史上的各次金融危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从史学的角度提供了研究金融危机的机构框架，利用历史展示他重要的理论思想，正如他在书中概括的，“历史是个别的堆积，经济学是共性的总结”。将历史与经济学有机结合，并使其充满生机是金德尔伯格对这两个领域独有的贡献。（3）从国际货币危机的角度研究现代金融危机形成的三代模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突出表现为区域发生和全球性的货币危机，因此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础是国际货币危机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解释力较强的是克鲁格曼（1979）、弗拉德和伽伯（Flood and Garbor，1984，1988）为代表的第一代理论模型、奥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86，1995）的第二代模型和正在发展的道德风险等危机模型为主的第三代理论模型。他们以理性预期为基础，通过数理分析，建立金融危机的模型。（4）从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角度研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传染效应。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特征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金融危机经发生国很快传递到周边、区域内甚至向全球辐射，导致单个国家的危机演变成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成为国际上非常前沿的课题，研究成果表现为大量的经验文献，理论文献较少。
国内对金融危机研究更多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在这些研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关注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的著作，如郑振龙的《大警示》，成思危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思考》，李克穆等的《世纪末的冲击》等；其次是关于金融危机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石俊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刘圆等《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徐滇庆《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等；再次即国外文献的介绍，而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金融危机的传导和传染问题，基本是研究论文，如范恒森和李连山（2001）、金洪飞（2001）、方文（2000）、安刚（1999）、范爱军（2001）、陈学彬（2001）、秦朵（2000）、安辉（2003）等，其中李小牧《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是目前较少看到的、专门探讨金融危机传导的公开出版的著作。
综上所述，现有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对一般危机成因解释或某个成因的研究比较集中，更加注重某些区域性危机研究，而对金融危机的前沿的传导问题和对金融危机的时代特征关注不够，对现代金融危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也相对缺乏。另外，概念术语繁多，很容易造成混乱。
（三）关于金融安全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金融动荡往往超出金融自身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因此，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危机和安全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高级阶段，它一方面是适应生产全球化的发展而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金融全球化是与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金融一体化紧密相连。如白钦先教授提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金融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产业性的、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局部问题，而已成为影响全球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具有战略重要性、全局性、全球性的问题，金融安全与主权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与主权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开始研究在金融全球化中来维持国家的金融安全。
2.加入WTO给金融安全带来新挑战的研究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中国新世纪面临的新阶段、新议题。虽然参与金融自由化有着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促进金融发展等好处，但在竞争中影响中国金融安全。因此，我国专家学者已对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安全等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些有效地研究，研究成果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3.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及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
（1）国外关于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及预警系统的研究。国外关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难以实施，且没有实时的预测性功能。根据IMF的高级经济学家Daniel C。Hardy的研究，他认为到目前尚没有哪套监测指标能够作为完全可靠的预测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提出的宏观审慎性指标由两类综合指标组成：一类是有关单个金融机构健康状况的微观审慎性指标；另一类是与金融体系稳健性有关的宏观经济变量。“两类指标均在监督及公开披露方面的可用性受到了以下因素的限制，难以实施：缺乏国际标准，各国之间没有可比性；各国标准差异很大；标准赶不上金融市场的快速创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局高级经济学家Russell Krueger提出。国外用来预测金融危机的方法基本上可分为四类：一是Kaminsky， Lizond和Reinhart（1998）的“信号法”（signal approach）；二是Frankel和Rose（1996）利用的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或多元Logit模型；三是Sachs， Tornell和Velasco（1996）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四是刘遵义的主观概率法。通过10个预警指标数据分析，能预测其中部分国家的金融危机。以上方法是目前流行的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预测金融危机的模型，但现有的基于线性范式基础上的预测理论与方法陷入了困惑，预测结果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可以说目前金融危机预警理论和方法都还只是处于探索阶段。
（2）国内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及预警系统的研究。中国金融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的研究仍不深入，停留在机构监控和一些指标设计的探讨上，也提出过若干个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经济金融指标，如何秉孟1998年提出过信用风险等19项指标；顾海兵在“宏观经济预警研究”中提出了值得借鉴的思路；还有财政部研究员姜洪，对国际上通用的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有关经济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陈秀英提出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在内的20个指标，但金融安全预警智能化不能简单地用金融风险来判断预测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但其中金融安全部分列的三类指标不能覆盖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主要方面，有些指标还不具备操作性。关于国内区域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已有一些初步的探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金融重点研究课题（陈松林，1997），提供了分析的思路、量化模型的雏形等。在《金融研究》1999年第2期上，周新辉提出了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构建，并提出了相关指标，但没有明确地判断和预测金融安全状态的具体化的可运用工具。
近年的研究主要有：王维安（2000）对经济发展中影响金融安全的环境因素、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臧景范（2000）从金融风险生成机理的角度探讨了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国际、国内因素；陈松林（2001）结合神经网络原理提出了金融安全实时监测预警的想法；王元龙（2003）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研究了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刘锡良（2004）从理论、国内、对外及对策等四个方面侧重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点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董小君（2004）从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角度提出了金融风险预警的三个层次的指标；高鸿桢（2005）从统计学的角度对国家金融安全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中，分层次构建金融安全预警体系的研究仍较少。
此外，国内专家、学者还有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对构建中国金融安全与控制系统的研究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未能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