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设想一下，经济赢得了90年代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接受了日本人的挑战，表现出正面应对困难的意愿，并从这种经历中学到了东西。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存在着因之而产生的“无限可能”的感觉，并伴随着一种相互联系的责任感。从长远来看，这是个好事情。
这是一个充满了企业家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世界，也是一个希望与无情并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像公开市场一样的纯粹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却是灵活的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的国际组织不是政府联盟，而是协会，这些组织制定国际准则、设置标准、解决冲突，以及进行系统管理，它们共同形成一个非正式的“全球共同体”。正像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团体来为全村的公共物品的使用制定规则一样，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也需要一些为公共资源的使用制定规则的方法，比如空气、水和广播电视频谱等资源。如果要使世界像一个大市场一样运行，这个新的全球共同体就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公共物品的滥用就会导致冲突和摩擦。仍然会有一些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则被甩在了后头，并且守财奴遭到了抢劫。市场就是这样。
经济环境的警觉性是组织规则。经历了90年代，大型企业已经懂得，一个充满官僚习气且行动迟缓的组织是不能生存的。大型公司划分为更小规模、更富创新精神、更具创造力的公司，并在世界各地兴旺起来。大量复杂的事物则通过一种围绕通信链路构建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来保：恃一致。
这个社会偏爱那些能够理解不可预测的贸易动态性的人，并鼓励合作、生产力、效率和组织学习。人们为了成就而工作，不是为了控制而工作；分权和多样性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不能阻止地区之间的思想交流。既定的利益仍然存在，但它们不是通过政府的管理者得到发现和转移的，而是通过充满渴望的竞争者和投资者得到发现和转移的。持久竞争的严峻现实为长期盈利和不断进步施加了压力，也增加了牟取暴利或裙带关系的风险。
经济学家仍在为完善一个理论而奋斗，他们希望这个理论能够解释目前复杂世界市场的显著的自组织和自纠正特性，以及解释这种复杂性走到一起的速度。这开始于90年代早期，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认识而席卷每个国家(甚至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国家也开始懂得)。在一个技术开放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合作、国际协作和政治自由，这个社会将是不能生存的。在80年代后期的“和平爆发”阶段之后，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转向了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不是去寻求控制市场，而是集中精力于帮助建立和巩固自由市场，而这导致了国际合作。
他们也关注教育，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把发展教育看做走向繁荣的途径。2005年的今天，每个人在学校里都学习到了日本战后成功的经验，美国对于前前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和亚洲“老虎”的崛起的反应，以及对大多数高效的公司，比如ABB、尼桑和英国石油公司等的反应，都是在有效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国家和公司都将其收入的一定比例投资于教育及其基础设施上，并且这一比例仍在不断增长。正如阿里·德格斯所指出的，在一个快速革新和变化的环境中，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将会被看做是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追求国家竞争力战略，政府正在提倡“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和致力于研究的学习，而这也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增长区域。计算机模拟“微观世界”的力量(在一个简单的计算机模型里描绘
商业及其环境的世界)，和在栩栩如生的“虚拟现实”里展示它们(因为计算机创建了实际经历这些“微观世界”的可能性)，已经成为处理现代复杂社会系统动态的普遍工具。
顺便提一句，美国在经历了因教育体系衰落而深具政治讽刺的痛苦的10年之后，正在努力追赶世界其他国家。一些美国的父母亲仍然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加拿大、新加坡或韩国去接受教育。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公立学校正在努力夺回被私立学校夺走的学生。
在这个“世界市场”里，公司不断地重构、兴旺、衰落并相互依存。小的跨国咨询公司由于它们的大胆革新和熟练使用交互式计算机仿真而成长起来。数百万的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而工作，并不断地变换着新的雇主。很多工作在家里就可以做了。亚洲软件公司可以投标欧洲联合企业的项目，反之亦然。来自企业外部的企划标书抢走了公司内部部门的饭碗，所以公司削减了它们越来越多的业务。在这些合伙公司里，会议一经通知就马上开始，而且这些会议是通过视频连接和计算机连线来进行的。说着几种不同的语言，来自于不同大洲的人们，在项目中一起合作。
“水涨船高”似乎是真的，但是表面上还会有很多风浪。
高速和波动的经济增长被技术上的大量投资所推动。繁荣与衰退的循环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人们所期盼的。整个一工业仅仅在几年时间里出现继而被淘汰，产业工人的再教育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能够创造新的市场；新的电子媒体的“瞬间动态”、新款服装、新型食品和
新型娱乐席卷了整个世界。例如，传真，这个80年代的产品到90年代末期就已经基本消失，因为它已经被集成的电子通讯设备和打印设备所取代。这是一个以持续不断的创新去学习生存的世界。
你可能把国际情境描绘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和乐观的，但同时又是囊中羞涩的。一些国家热切地盼望着市场没有得到满足，一些国家则感到变革的速度需要太高的代价，这些代价既来自于环境、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也来自在经济竞争中遭到失败的人的生活。很少再有按照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标准打造的由政府资助的福利事业。在一些城市，考虑到集团运营为所在社区带来的负担，一些公司通过合作去为困难人群资助建设“小型医院”和宿舍。但是很多城市都没有这样的服务，无家可归者挤满了大街。
如果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很多人会失去热情和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为了文化自豪感而举行的独立运动，一些人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根基，另一些人则带有残余部落或共产主义的情感，而这也符合对于价值和身份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全能的美元、日元和卢布所无法满足的。在这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里，有用于休息和沉思的修道院，但通常也只有那些75岁左右出现“中年危机”的人才会去那里。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目的的消亡，代表了他们构成其大部分生活的人生意义的真正丧失。
大部分世界仍然掌握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手中，对于这些人来说，获得成功的动力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如果社会结构由于富裕而变得更松散，家庭和社区则会受到影响。
环境也会受到影响，但不像人们担心的那么严重。每年都会有能源效率上的巨大提高，大多数公司都以“可持续增长”为原则来经营。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在很多产业中，环境净化水平已经沿着“管道”上升。，几乎每样东西部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这样将会花费更少的成本。作为其生物工艺学研究的一部分，一些大型公司和中型企业公会将支持大规模的“遗传多样性”的森林。
大规模并行、相互连接以及局部有效的计算机在各个地方兴起。纳米技术这一分子水平上的工程，和延长一工作寿命的技术研究正在达到高峰；许多公司已经分别推出了相应的产品。尽管与原教旨主义的主张相对立，但节育和：生殖技术仍然在进步。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可以旅行到某处并很容易找到翌晨避孕丸，或找到一种使她们怀孕的技术。在大多数国家，每年新生儿的数量已经开始下降，这不是因为政府的命令，而是因为繁荣和技术已经对其产生了影响。
欧洲正在经历繁荣。世界性的传统和多语言应用，使欧洲人很好地适应了这个新的全球文化。把欧共体统一在一起的精美的政治舞蹈，有助于培养商业骨干和灵活的官员，这些官员领导着这个多变的跨文化世界经济的管理者。日本人有钱但缺少外交手腕，而美国人对于合作则懂得太！少。
美元、日元、埃居(ECu，欧洲货币单位)、卢布和第纳尔都在全世界使用，由于彼此间汇率的不断变化，，投机交易也在不断进行着。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地方性和小规模的金融市场，与一个叫做“’WorldEX”的新的全球货币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个市场是由一个叫做国际金融管理委员会的团体掌管。追溯证券交易的历史，回到8年前，1997年发生了股灾，这是10年来的第三大股票市场危机，仅在一天的时间里，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就下降了l000多点。因此，一些幸存的银行家和管理者创建了国际金融管理委员会，目的是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他们使用全球电子市场去连接巨大的金融交易和投资管理机构。这仅仅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人的游戏，在世界交易市场上，一个席位就要花费lO亿美元。金融从业人员交易着基于股票、债券、货币和商品的基础及衍生金融产品，多种奇异的新证券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小的投资者则在国内市场上进行风险适中的证券交易。
到1999年，worJdEx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交易设施。
从价值的角度来看，“garadhi”现在(2005年)比其他任何货币都值钱。随着国际金融管理委员会开始发挥全球中央银行的一些功能，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的基础正在形成。
世界市场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情景，在这个情景中，革新和变化是真正的王者。但是，在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更加富裕的世界性竞赛里，会有很多人被甩在后面。比如，巴西里约热内卢处于绝望状态的贫民区就在富人别墅的旁边。在这个情景里，即使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摆脱贫[木]的可能，但贫富之间的
差距确实在加大。正如生物学家彼得·瓦谢尔在全球商业网络公司的会议上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荒野也会被看做是美丽而且被装在小罐中的日本盆景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