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信生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他以领导辛亥革命重九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的显赫事功而彪炳青史。然而，我们审视蔡锷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便不难发现，蔡锷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他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他的政治思想复杂多变，被打上了深刻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而且，蔡锷身膺军职，更多地是以军事家、革命实干家的面貌活跃于清末民初这一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思想颇具特色。因此，蔡锷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有其特殊的心路历程。而人们对蔡锷的政治思想的评价亦颇多争议。本文在深入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分阶段对蔡锷的政治思想作一全面、系统的探讨，剖析其变法维新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反复辟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脉络，凸现其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以期对蔡锷其人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一、变法维新思想(1897年9月一1900年8月）
蔡锷，1882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蔡锷村）。在蔡锷少年时代，古城邵阳封闭依旧、风气未开，封建传统思想牢牢占据统治地位。蔡锷身居偏僻闭塞的山区，思想天地极为狭窄。而且，蔡锷家境贫寒，为谋生计曾被迫几度搬迁。乃至后来，蔡锷在云南讲武堂训话时，“述幼年贫苦之状有动于中，以致泪盈于眶。”0这的确也影响到蔡锷一生的思想发展。在大社会和小家庭共同营造的氛围中，蔡锷和其他农家少年一样，自懂事之日起，便依从父母之命，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成就一番伟业成为蔡锷幼年时代的理想。他6岁入私塾，“首先是读《三字经》、《论语》，然后《孟子》、《大学》、《中庸》顺序读上去，在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中长大。由于资质聪颖，沉静刻苦，蔡锷10岁时便习完“四书”、“五经”，并写得一手流畅的文章，素有“宝庆神童”之美称。然而，“神童”所对的联语却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如“公侯伯一品当朝”、“父愿子成龙”等等。为博取功名，13岁那年，蔡锷通过县试、府试之后随父入宝庆应院试，因文才横溢，而深得湖南督学、主考官江标的赏识，被补为县生员，俗称秀才。15岁，蔡锷又随樊锥赴省城应乡试。在科举道路上寻求人生的成功，这在蔡锷的思想深处打下了较深的封建守旧思想的烙印。尔后，他在时务学堂所写的一些札记里，仍可见蔡锷思想中存有某些守旧的因子，梁启超曾据此而批评他说汝谓改制度为可罪者，是犹有极守旧之见存耳”。
此一时期，封建儒家正统思想仍在蔡锷思想中据主导地位。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羁绊。但他在江标、樊锥等人的直接感召下，开始接受部分维新思想的启蒙。1895年，湖南维新派官员江标接见邵阳新进秀才蔡锷等人，勉励他们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届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这段话引起了蔡锷的深思，使他看到了科举之外还有别的道路。此后，蔡锷被邵阳着名维新人士樊锥免费收为弟子，得以继续深造。他从樊锥研习孟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学说，学业大有长进。而樊锥的民权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尤其使蔡锷深受启迪，在其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897年9月，蔡锷怀着渴求新知的愿望，经徐仁铸推荐，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以此为契机，蔡锷的政治思想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即由封建守旧思想向变法维新思想的转变。
我们认为，在分析蔡锷早期思想转变的过程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致用传统是蔡锷政治思想转变的思想底蕴。儒家倡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救世精神，其中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是一种积极的传统意识，对后世影响甚大。时局之艰危，对蔡锷无疑有所触动。他逐渐意识到埋头八股科考，追逐功名，无补于当世，必须致力于研究实际斗争，方能对国家前途有益。可以说，蔡锷思想的转变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中求实精神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得益于良师的栽培。樊锥和梁启超对其政治思想影响甚巨，樊锥是蔡锷早期思想转变中起过关键作用的启蒙老师，时人称：蔡锷对樊锥“十数年未尝不事君犹父也”。1897年9月24日，年仅15岁的蔡锷投考时务学堂，他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大的抉择，主要原因是樊锥的直接影响和帮助；在时务学堂求学期间，蔡锷又受到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用心栽培，其中以梁对蔡的影响为最深。时务学堂是为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以熊希龄为学堂总理，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梁大力宣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因此，“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蔡锷乃时务学堂的高材生，英气蓬勃，言论见解颇有独到之处，考试皆居前列，从而深得梁启超的赏识，梁对他多有耳提面命，指导尤力。梁启超对蔡锷所写札记，批评动辄数百上千言。或赞曰“若能每条以此为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鼓励蔡锷求学上进；有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思想之病：“不责历代奉行之不善，而为流弊无穷，何其谬也！”并与蔡锷平等地进行讨论，循循善诱，用心极深。蔡锷不理解孔子托古改制之微言大义，为此，梁启超写了一篇一千余字的长批，并言：“汝试熟思之，如尚不谓然，下次可详辨（辩）”。在时务学堂学习期间，蔡锷实现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而且，直到1900年8月，蔡锷自日本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而再度赴日留学时，变法维新思想一直是其政治思想的主流。其间经历时务学堂被解散、求学两湖学院又被拒绝，最终进人梁启超主持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等变故，其变法维新思想臻于成熟。
蔡锷的变法维新思想首先体现在批判封建专制弊政，提倡民权上。他沉痛指出：历代“民贼”出死力盘剥百姓，使得中国“今则有无面无祸，无地无祸，无日无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他对于封建统治者剥削百姓、压制民力、钳制民气之举，深恶痛绝，并大声疾呼：“一心侠，一气侠，至今其种无一存也，以致外人欺伺。其患皆成于诸臣昏庸残暴者鞭笞之，束缚之也。请论学时，此条万不可不先及之。不然，再阅百年，则黄种成豸马，成木石，听人舞弄而不知矣。他认为民权乃君权之基础，“民权不伸，君权不伸也”，“不伸，君则为木儡，民则为奴隶也。故君之令不可及民，民之愿不可闻上，上下相锢，终无巳日。故此风愈甚，其君民愈蹙，此风愈久，其患愈深”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始皇之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这就击中了封建专制制度之弊，表达了“伸民权”的强烈要求。唐才质回忆说：蔡锷“幼年受到樊锥的教导，故早已蕴藏了改革弊政的思想”，而进入时务学堂后更抱定“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颇见其见解和志气；而在“谈到当前政治败坏”时，蔡锷“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赴日初期，蔡锷先后加入了以改良为宗旨的“励志会”和以“勤王”为宗旨的“自立会”，并以“击椎生”、“孟博”、“奋翮生”等笔名，投稿于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立志发扬奋勇搏击的精神，反对封建专制弊政，改良政治，改造国家。
与批判旧政治相对照，蔡锷极力鼓吹西法，学习西方，倡扬变法维新，建立新政治。他有感于民权不张、吏治腐败、国人“心不相属”等弊病，提出采用西法，维新救国。他认为“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身公其身，心公其心”，视采用西法为救国之良方。而且，随着对西方社会、西法了解的加深，蔡锷效法西方、振兴国家的愿望更加迫切。他对西方政党制颇为神往，指出美之制于英也，华盛顿党出，而大阱出矣。德之灭于法也，俾思麦党出，而仇复矣。法之覆于德也，爹亚党出，而国势张矣。日本之劫于于俄、英、美也，萨长浪士党出，而维新成矣。”他希望中国效法美、德、法、日等国，激发国人士气，生出中国的华盛顿党、俾思麦党、爹亚党、萨长浪士党，奋发图强，振国济民。他赴留学后，深受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的启示，对于如何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蔡锷的变法维新思想蕴含着保种、保教、保国的时代内容。在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在中国面临“种灭”、“教亡”、“国破”的危急关头，蔡锷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极力呼吁国人起而维新救亡。他面对中国“初挫于英，不知振；再挫于法，不知振；三挫于日，不知振，以致君无党君，卿无党卿，士无党士，农无党农、工无党工，商无党商，妇无党妇，无气之气，无心之心”之危局产沉痛指出国之破，不足虑，种之危，不足虑，惟教之亡，足虑，心之死，气之销，足为大虑”吁请国人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振作起来。他强调指出：只要“心不死，气不销，则可望俾思麦生，爹亚生，萨长浪徒生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此保教之道也。”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
毫无疑问，蔡锷的变法维新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性。19世纪末，许多仁人志士认为，要救国必须变法自强，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变法维新”成为爱国、进步的思想潮流。正如毛泽东所言“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蔡锷从一个沉潜于中国旧文化传统中的农家少年，追随樊锥、梁启超等维新志士，逐步摆脱了封建守旧思想的束缚，迅速成长为一个紧跟时代步伐，投身于时代潮流的爱国维新志士，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第一次飞跃，并因此而奠定了他革命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从此，蔡锷怀着对旧时代、旧思想的批判精神，开始了对救国道路的新探索。
二、军国民教育思想(1900年8月-1904年11月）
1900年8月，年仅18岁的蔡锷怀着满腔热忱，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汉口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旋即失败，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殉难。蔡锷因赴湘联络黄忠浩，仅以身免，由于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再赴东瀛。唐才常起事的失败给蔡锷以新的刺激。从此，他决心投笔从戎，学习军事，他甚至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立志“流血救民”，这表明蔡锷的政治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自立军起义及其失败实际上为爱国志士指明了一条“以暴抗恶”的救国道路。蔡锷认为：“今日而言救国，拿枪杆子比拿笔杆子更重要。”他决心以湖湘人杰谭嗣同、唐才常为榜样，“流血救民在其《杂感十营》一1诗中，他一抒胸意：“则后潭唐掏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沈(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负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为学习军事，尽忠国事，蔡锷屡请于梁启超，并信誓旦旦地对梁表示：“只须先生为我想办法，得学军事，将来不做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之门生”，投笔从戎，舍身报国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现实的惨痛教训使蔡锷坚定了军事救国的信念。
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还与湖湘学风中的尚武传统密切相关。湖湘文化中长期积淀的知行合一、践履笃实、尚武任侠、勇于任事、卓励敢死的历史传统深深影响了他。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论学则讲知行合一，论政则尚民权”，学风刚劲朴实。受其影响，蔡锷在时务学堂便“喜读兵书，而参以泰西战事上智识。同学因嗤其习非所用，先生毅然曰吾将学万人敌，不仅断于时髦派中讨生活也可见，其尚武精神在湖湘文化的氛围中已开始萌芽。至东京以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他在清华学校(大同高等学校改组而成)时，组织东京九段体育会，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即领同学到操场操练，从不间断。
必须指出，古希腊斯巴达之“尚武精神”、德国之“铁血精神”以及日本之“大和魂”等等，对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尤以日本之“大和魂”对其思想影响最大。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盛倡“全民皆兵起义”，培养“军国民”而使国家由弱变强，崛起于亚洲，这深深触动了蔡锷。他说：日本其面积与人口不及我四川一省，而竟能“出精兵五千万，拥舰队二十五万吨，得以睥睨东洋者，就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的天性，有一种大和魂，一种尚武精神。因此，他认为在今日中国，只有学习日本，提倡尚武精神，才是救亡图强最有效的现实途径。
为了实现其军事救国之梦，蔡锷于1900年再度投考成城高等军事科，次年春得以入校学习，1902年毕业。随后，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1902年12月，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旋补为官费。1904年11月，蔡锷从士官学校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其间，蔡锷于1902年2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军国民篇》，这是他留日时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特征，标志着蔡传军爵民教育思想的最终确立。在《军国民篇》中，蔡锷从爱国救亡的愿望出发，以忧世愤俗的笔调，深刻指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而病因在于腐朽的教育、保守的学派、颓废的文学、陈腐的习俗、羸弱的体魄、落后的武器、乏力的音乐、江河日下的国势等八个方面。他借日本人尾崎行雄的话说：“如斯民族，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而欲保全其独立也能乎不能？”他提出广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军国民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