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军事力量，主张军事救国，实力兴国，是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军事力量强大是国家自立的基础，当今世界皆以实力为支撑，外交之胜败，视乎武力强弱；国家之地位取决于军事这根筋骨。他分析说今之世界，武装平和之时代也。昔则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语，今日干戈即玉帛矣。”而中国面对“毒蛇、猛兽、大盗、小窃环而伺之”的危险境地，“筋骨窳弱，膂力不支，虽欲慷慨激昂，以与毒蛇、猛兽、大盗、小窃争一日之存亡，岂可得哉？”因此，他认为改革军制，加强军备，势在必行。他提出效法欧、美、日的“铁血主义”，增加现役军人的数量，扩充军事力量。蔡锷在比较了各国的陆军现役兵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之后，认为“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得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才足以从容应付。而且，他提出“寓兵于民”之设想，认为实行国民皆兵之军制，既可应付战时之需，又可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他说吾不欲中国之竞言军备，而欲其速培养中国国民能成军之资格，资格既备，即国家不置一卒，而外虏无越境之虞。偶有外衅，举国皆干城之选矣。”改革教育，发展军事教育，使军国民教育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培养“军国民”，是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家之安危系于全体国民，必须通过教育，养成国人之军国民意识，使人人成为“军国民”，国家就能独立、自强于世界舞台。他视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认为“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也。人种之强弱，世界风潮之变迁流动，皆于是生焉。”)他比较了中西教育的异同，抨击了中国腐朽僵化的教育体制，指出：东西各强国，其教育“皆足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通过“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而中国实行愚民教育，对青年“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章词，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面对中西对比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蔡锷强烈呼吁改革教育，主张将“军国民主义”灌输于国人，使全民皆兵，全民皆以当兵为终身莫大之义务，群起救亡图存，建立一崭新的国家。
铸造“国民新灵魂”，立国家主义，是蔡锷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蔡锷认为“国魂”乃军国民之基本要素，“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他将国魂视为国家之根本，是“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的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他指出：世界各强盗之国，无一不是有一种“国魂”支撑之，如日本的“武士道”、德国的“祖国颂”、美国的“孟鲁主义”、俄国的“斯拉夫人种族统一主义”。蔡锷将“国魂”视为民族精神之精髓，视为国家命脉的根本所系，认为如果国人“知生存之惟艰，发畏惧心，扞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奋勇救国，“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陶铸国魂”，救亡图强，这无疑是蔡锷“军国民主义”之精义所在。
可以断言，在日本留学后期，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已经完全趋于成熟。时人认为他是主张“从事学问，期握统御并训练国民之实权，而后于国事有济”的军事救国派代表人物。总体而言，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仍是一种从军事入手进行改革的社会改良思想。然而，蔡锷的军国民思想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在20世纪初年，爱国有志青年面对清政府腐败、国力孱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现实，提出了各种救国救民的方案，如革命救国、军事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等。革命救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最响亮的救国主张。但是，军国民教育思想的鼓吹者，力主从军事入手，改革封建腐朽政治，并用暴力反对列强霸道强权，振兴国家，这种武装改良思想是对依靠皇帝走和平改良道路的变法维新思想的一种超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军国民主义”为改革的良方、救国的良药，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一定的进步性的。“军事救国”可以被视为向“革命救国”过渡的一种思想主张，许多军事救国论者先后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绝非偶然。而蔡锷是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始作俑者，有人评价其《军国民篇》说我国军国民主义之输人，实以此为嚆矢。”毋庸否认，蔡锷对于“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形成以及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勃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含有浓郁的民主色彩。“军国民主义”作为一种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思想主张，除了具有反抗外侮的时代内涵外，还体现了变革封建专制制度，以使民众由中世纪的臣民进化为近代国民，并相应实行民主政治的强烈要求。他反对封建的、僵化的、奴化的教育，提倡民主、开放的近代国民教育。蔡锷提出的“全民皆兵主义”，也充满着民主的气息，目的是使全体国民变为军国民式的主人翁，彻底改变百姓孱弱屈从，统治者蛮横霸道、昏庸无能的状况。蔡锷认为只有以尚武加民主，使民众从奴隶变成人，从臣民变为国民，从羔羊变为斗士，才能外抗强权，内拒专制，使国家臻于强盛。这对于中华民族无疑具有抗击侵略、奋发图强的激励作用，而对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则是一种抵抗和瓦解的因素，是颇中中国近代社会时弊的，具有鲜明的民主爱国气息。
值得指出的是，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蔡锷耻空谈，重实行，矢志不渝地探求救国道路。他千方百计谋得学习陆军，迈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种进步的秘密结社、军事团体，实践其军事救国之梦想。1902年，他与湖南、湖北、浙江之部分留日学生如范源濂等30余人，“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东京留学生之秘密结社，即由斯发轫。”翌年，蔡锷与黄兴、蓝天蔚等人组织拒俄义勇队，积极组织学生军操练。后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陶铸国人“军国民”意识为宗旨，蔡锷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蔡锷对单纯的和平改良不抱太多幻想，试图从军事手段改造国家，并开始将目光投向新军训练、军事教育等方面，这为其最终脱离改良思想的樊篱，在新军中培植进步的革命力量，并一举发动辛亥云南起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11月一1913年5月）
在当时留日学生界民主革命思潮勃兴的时代氛围中，蔡锷的政治思想逐渐转向反淸民主革命。20世纪初叶，中国留学生涌聚的曰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兴起，并开始成为一股时代潮流，这极大地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有感于国家衰败、清廷不思振作的悲惨现实，有许多爱国志士最终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取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而成为时代主流、并迅速高涨的时代大背景下，沐浴于欧风美雨中的蔡锷，其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主革命思想开始萌芽。
而且，蔡锷政治思想的转变是其认真审视中国国情、深刻反思救国实践和努力探索救国道路的必然产物。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实践已经证明，变法维新之救国梦巳成泡影，军事改良救国也是此路不通。中国的出路何在？只有革命救国才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即要救国就要革命，革命方可救国，“革命”已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蔡锷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直在寻找国家的出路，在现实斗争的感召下，他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并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
留日期间，蔡锷孜孜不倦以求救亡图存之真理。他在怀抱“非军国主义，不足以救积弱之中国”这一救国信念的同时，又与留日学生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交游，产生了革命倾向。1902年4月，蔡锷与秦力山等人组织成城学校校友会，并于同年秋发起成立留学生会馆，以联络情谊、交换学识、共谋救国良方为主旨。是年冬，又与樊锥、黄兴、杨笃生等在东京创办《游学译编》和“湖南编译社”，翻译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名着。而且，据冯自由回忆：在1902年间，蔡锷得沈云翔引见，谒孙中山，“共商天下事，总理探得其助”。1903年，蔡锷还参与邹容《革命军》的起草工作，刘成禺回忆说当吾等入成城学校习陆军预备时，幼丹(即郞容)每日必来谈。予携新会腊肠数斤，课毕围炉，大谈排满。每人每谈一条，幼丹书之，书毕，幼丹则烘腊肠为寿。月余，所书寸余，腊肠亦尽。胡景伊、蔡锷、蒋百里皆当时围炉立谈人也。松坡签其稿面，曰腊肠书。”与此同时，蔡锷参加反清秘密结社、拒俄义勇队等倾向革命的组织。据时人回忆：蔡锷颇富民族思想，入日本士官学校后，“即与梁党少往返，所与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最契者。”在实际斗争中，蔡锷的政治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04年11月，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途中，在上海参加了由黄兴、杨笃生、章士钊等人组织的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据章士钊记载：蔡锷“戎装莅盟，佩剑锵然，其持态严肃，为吾六十年来永矢勿谖之印象”。这可视为蔡锷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蔡锷不同于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职业军官，他希望在军事上施展报负，实现革命救国的目标。从日本返国后，他决定想办法打进清政府的军事机构，攫取兵权，在清军内部积蓄革命力量，以便有朝一日，登高一呼，利用新军的枪杆子为清廷挖掘坟墓。正如黄兴所说：“陆军学生必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的确，蔡锷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深自韬略，用心极深。他一直“志存颠覆，而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辞，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杈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良弼等嫉妒陷害，故行动尤其矜(谨)慎。
1904年12月，蔡锷任江西材官学校监督，其时，黄兴在上海因密谋革命之事被捕，蔡锷亲赴泰兴向知县龙璋求救，使黄兴等人获释。翌年2月，蔡锷被湖南巡抚端方聘为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时黄兴、周震鳞等革命人士在长沙明德中学借教书为掩护，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蔡锷经常前往访问，与黄兴、周震鳞等人过从甚密。据周震鳞回忆广这时他已放弃康梁改良主张，积极赞成排满革命。我在岳麓山高等学堂任教务长，他经常来访，革命情绪异常激昂，跃跃欲试。我每劝他韬晦蓄势，目前应该注意培养革命青年，等到掌握了实力再动。”1905年6月，蔡锷经广西巡抚李经羲奏调入桂，在广西从事新军编练和军事教育工作，时间长达六年。在桂期间，蔡锷与革命党人联系日益频繁，对革命工作多有支持、掩护。他曾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李燮和等前去工作，委任他们为学堂的秘书和教员，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扶植革命势力。谭人凤在回忆录中写道广间悉教员（注：随营学堂教员）学生多同志，心甚喜。偶夜深与松坡、叔式、梅霓生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颇幸遇合非偶。”同年12月，蔡修密谋乘藩司余诚格母寿日起事，因势格未果行，遂将所购武器密送宝庆党人藏用。1907年，革命党人拟在镇南关起义，黄兴曾更名张愚诚，偕同赵声赴广西秘密会晤蔡锷，有所谋划，蔡锷曾秘密运送一批武器支持起义。当时，黄兴就在桂林发起成立同盟会支部事征询其意见，蔡锷允之，并择学生中意志坚定者加入。蔡锷励精图治，以爱国的血性和良心行事，希望把广西变成中国的“普鲁士”，他曾经说：“扪心自问，兄之对于西省毫未吃半点冤枉饭，可以质诸鬼神也。”1911年，蔡锷应李经羲电召赴滇，主持新军编练工作，并由李根源、罗佩金等同盟会会员推荐，被任命为新军第19镇37协协统，黄兴、胡汉民在《致加拿大同志书》中称广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
完全可以说，蔡锷作为一名新式军官，为争取兵权，发展革命势力，如履薄冰。一方面，他为了应付旧派官僚，必须不露声色，谨慎从事；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取得革命党人的理解和信任。李经羲认为“蔡松坡稳重干练，非轻举妄动者比。”但部分广西同盟会会员认为蔡锷一副官老爷样，不像革命同志，对他很不理解，竟伙同不满蔡锷的旧派分子借机掀起“驱蔡风潮”。蔡锷在离桂前对同盟会广西支部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蔡锷之稳重，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