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退守吴城后，令方声涛负责吴城的防务，令炮兵团长刘棱扼守该镇北端三面环水的战略要地望夫亭，以防袁军进犯。此时赣军经长期作战，巳疲惫不堪、急待休整。李烈钧速发数电，日盼广东、湖南援军来到，但杳无音信。8月9日，袁军马继增部敢死队一连，利用赣军不打百姓的心理，伪装成难民。跪在船头，要求登陆，刘棱疏于防范，未向袁军开炮，袁军俟船接近望夫亭一跃登岸，开枪射击。后续部队则利用此时刮起的大风，疾速增援，方声涛虽极力抵抗，但士兵已无斗志。李烈钧急派蔡锐霆团增援，而蔡团只有二连新兵，战斗力差，只得弃守吴城。
吴城失守后，李烈钧仍没屈服，率领残部退往南昌山下渡至樵舍一带布防。正当工事将竣，被迫参加革命的江西都督欧阳武乘军队看守不严，竟弃职潜逃，南昌的卫戍司令廖伯琅及警察总监阎荣恩有叛变企图。李烈钧由于兵力不够，只得放弃山下渡，令第三团长伍毓瑞在樵舍至乐化一带布防，自己则亲率一营部队赶回南昌去稳定后方。当李烈钧8月10日深夜抵达南昌时，廖伯琅下令紧闭城门。李烈钧遂令士兵爬城幵门。人城后，李烈钧一面整顿南昌秩序，撤去廖伯琅等人职务，任命革命党人伍毓瑞担任南昌卫戍司令，一面抓紧时间整编在昌军队，并在顺化门大校场举行誓师大会，勉励士兵为国奋勇杀贼。部队士气复振后，他将军队开赴牛行附近布置第二道防线，自己则移驻城北德胜门外铜元厂进行指挥。
8月16日，袁军马继增一部进攻樵舍，守军弹尽后退守牛行，18曰上午，张敬尧部进攻乐化，守军奋勇抵抗后退往蚊桥，18日下午张敬尧部从左右两翼猛攻蚊桥。讨袁军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后退回入南昌。
8月18日下午，张敬尧一面令该团一部在牛行隔江向南昌城内开炮，一面命令该团第二营强封民船，渡过赣江。下午6时张部攻入德胜门，守城司令伍毓瑞率部奋力抵抗，至18日晚，南昌为张敬尧部占领。李烈钧在苦待援军不至，安徽、湖南相继取消独立，黄兴出走南京，“二次革命”在江西已成败局的情况下，只得离开南昌，乘轮船西驶樟树，经袁州转赴湖南。
南昌被占，标志着“二次革命”在江西巳经失败，袁世凯任命李纯担任江西护军使。从此，北洋军开始了对江西的统治。但李烈钧并没有为袁世凯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到湖南时他仍然充满豪情地对谭延闾、程潜说袁贼称帝殆梦耳！吾党同志此次虽失败，仍当共同努力，将袁等歼灭之也”。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后，他又不畏艰险，潜回云南，与蔡愕、唐继尧一道率先举起护国讨袁大旗，说他是袁世凯的克星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四、李烈钓在“二次革命”中的功过
“二次革命”是一次“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的正义战争。在这场波及东南七省的革命斗争中，李烈钧功劳尤多，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敏锐、警惕性高
辛亥革命后，李烈钧既没有受全国流行的“非袁不可”的社会舆论所左右，也没有为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的就任仪式上的旦旦誓言所蒙骗，而是警惕地注视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这种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极为少见的。为防微杜渐，袁世凯稍有集权专制行为，李烈钧就立即起来抗争，维护了《临时约法》的尊严，为扞卫共和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在江西取得了“江西民政长事件”的全胜，为民党赢得了民初政争中惟一的一次胜利。他又是革命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以实际行动来打破民众对袁世凯崇拜心理的有识之士。通过大力宣传，热情欢迎孙中山，重树了革命领袖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宋案”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号召，并将赣军开往前线，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对革命党人从迷蒙中清醒过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勇挑重担，充当民党反袁“急先锋”
李烈钧在“二次革命”斗争中，一直是以民党反袁“急先锋”的姿态活跃于闰初政治舞台的。“军民分治之争”中，他第一个起来反对袁世凯的阴谋。集权分权之争中，他率先响应胡汉民“有限集权说”的主张。袁世凯硬塞民政长，李烈钧又是全国惟一坚决抗争的都督。孙中山提出“武力讨袁”的号召后，他首先将军队调出内地，与袁军在长江沿岸夹江而峙。李烈钧由是而成为袁世凯首先欲除之而后快的革命党都督。他还勇挑重担，有人劝李烈钧攻击袁世凯莫过份激烈，李烈钧反答到：“国民党常有人来说现在许多人都不肯讲硬话，只有希望我李某人来讲话，所以我不能不说话”。宁肯因之而丢弃都督职位，也要代表革命党向袁世凯讲出那反对封建帝制的“硬话”。“二次革命”爆发前，李烈钧尽管已卸去江西都督职务，但当各省都督就首义问题存在畏难情绪时，他又慨然而起，自告奋勇地把这一艰巨任务揽在自己身上，并在江西成功地打响了“二次革命”第一枪，使“二次革命”之火因江西首义成功而熊熊燃烧起来。“二次革命”尽管最终失败了，但李烈钧却是革命党高级领导人中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一个，并在江西“有步骤地指挥了撤退”，为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李烈钧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而不惜献身的高尚情操。
但是，在肯定李烈钧革命功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的不足。“二次革命”的失败，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李烈钧个人的不足，也不能不说是失败的因素之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只有单纯的军事观点，不注意发动群众参战
李烈钧自任都督以来，虽也认识到反袁必须有江西民众的支持，但他并没有在群众中发展党员，得不到广大下层群众的主动配合。不可否认，《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中确有“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的号召，但李烈钧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必然要打上时代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烙印。因而这种号召只是一句空话。《江西都督欧阳武布告》中要求“幸我父老兄弟仍各自安守旧业”。李烈钧退守南昌后的告示，“尔民等各安分营业，慎勿惊扰就是他这种“打一场有秩序的战争”观念的注脚。
第二，是在任用干部上带有任人唯亲的倾向
首先应该肯定，在李烈钧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革命志士，如俞应麓、彭程万、林虎、李明扬、方声涛、卓仁机、徐秀钧、杨赓笙、汪寿祺等等，他们都受到了李烈钧的信任和器重，正因为如此，李烈钧才能在江西进行相对有力的反袁斗争，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胜利。但又应看到李烈钧任用的干部中，也有一些不是凭对革命的忠诚和才华而是凭着与李烈钧的私人感情爬到高位的。如对戈克安，为维护彼此间的私人感情，李烈钧明知戈克安革命意志不坚定，但还是保举他为九江镇守使；刘世钧曾涉嫌参与余鹤松的倒李活动，但李烈钧碍于情面，仍让他担任第二师师长；欧阳武与北京往来信件颇多，李烈钧碍于同学之情，对其“未加处置，以冀其省悟”，不知欧阳武是不可能单凭与自己的交情就能同自己一样坚定地同袁世凯进行斗争的。对陈廷训这种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大文盲，李烈钧仅因他支持过自己担任都督、为保住自己职位而附和李烈钧驱逐过汪瑞闾，李烈钧就对他大加赞赏，在自己即将离任时竟提拔他担任长江沿岸炮台指挥官。这些人要么为袁世凯收买而叛变，要么被软化而首鼠两端，无不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三是指挥发生失误
首先表现在兵力分散上。直到战争发动时，讨袁军分驻在九江(含德安、瑞昌）、湖口（含姑塘）、南昌、赣州四处，战线过长，首尾不能相顾。特别是驻赣州第八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未起到作用如果能缩短防线，把兵力布置在瑞昌、九江、湖口，以南昌为后备，随寸支援前方，局面可能会比较好些。其次是没有发挥总司令的作用，听任各军孤军奋战。如林虎是在右翼部队尚未到达，缺乏配合时，就突然发起攻势。右翼方声涛又是在左翼林虎部被袁军打败后才投人战斗的。“你唱罢我上场”，以致为袁军各个击破。再次是对敌人丧失警惕，表现为袁军海军偷过马当、湖口炮台时，李烈钧皆因汤芗铭与自己有旧谊而未令炮兵拦阻，以致湖口战役很快就失败。
结束语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它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物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进步和富强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同盟会等几个政党合并为国民党之后所作的值得称道的第一件革命大事。首举“二次革命”大旗的李烈钧将军，当年只有30岁，可谓年富力强，他率领一大批年轻军人和政界人士，面对强大的敌人，敢于高举反袁大旗，在“二次革命”中以无与伦比的大无畏精神，率先发难，充当先锋，打响了反袁斗争的第一枪，在江西这个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威武雄壮、震惊中外的历史活剧，为辛亥革命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永远值得人们敬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