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这一削弱革命党人势力的阴谋被李烈钧慧眼识破，他第一个起来反对。他于1912年4月11日发出通电，提出四点反对军民分治理由：第一，武汉起义六个月以来，统一政府虽然成立，但外则中华民国未被各国承认，内则军士交讧时耸听闻。国本未固，乱机四伏，而被军政、民政划然分立，一有缓急之事，倚恃何人？如果双方互相掣肘，互相推倭，国家大政废坠于冥冥之中，小则有水深火热之忧，大则有瓜分豆剖之祸；第二，民国初定，政府虽成，各省军制未尽划一，旧募新招，粮饱装备都赖本省自筹，中央政府兼顾不了。假如都督于军政之外号令不行，财政计划势难过问。一有问题，饷无所出，兵何能戢？第三，历代开国常以大将都督诸州。因为定乱时期，乱种尚多，非资以兵权不能确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第四，革命方法原分军政、约法、宪法三期，今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入约法时期，而地方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不可骤废。都督应统揽一省之治纲，另设军务、财政、内务、外交、教育、司法、实业、交通各司，分理庶政。各司对都督负主管范围之责任，都督对于中央负全省治安之责任。“待大局底定，再规定全国统一官制，废都督，设民政长，不但军务归于中央，即财政、司法无不当受成于政府，以收中央集权之效而成统一民国之功”。1912年5月7日，他再次就军民分治事发表通电，“若仍用省制而使军民对立，托分治之名，成牵制之实。小则废事，大则内讧，如何统筹全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袁世凯推行军民分治的意图。
李烈钧的观点正确，论证充分，通电发表后，立即得到南方其他各省的响应。袁世凯只得又收回自己的计划，于8月30日发电给黎元洪，同意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七省暂缓实行军民分治。李烈钧开始以“民党急先锋”而崭露头角。
3、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尽管阴谋一再受挫，但削弱革命党人势力之心却不死。军民分治之争中李烈钧强硬态度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李烈钧于是年在江西热烈欢迎孙中山，更使袁世凯将李看作心头之患。
1912年8月15日，袁、黎勾结枪杀了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李烈钧透过这件事，敏锐地意识到袁世凯开始向革命派开刀。但自武昌起义以来，“非袁不可”的幽灵仍在中国上空游荡。为打破江西公民对袁世凯的崇拜心理，1912年10月，李烈钧以十分隆重的仪式欢迎孙中山来赣，重树革命领袖在民众中的威望。
袁世凯觉得，只有先使江西都督李烈钧屈服，才能清除他复辟帝制的障碍。为此，袁世凯采用内外两手来逼迫李烈钧接受军民分治。
在江西内部，通过收买李烈钧留日同学余鹤松，许其以都督之位，让他回省进行破坏。外则利用李烈钧重情义的心理，指使李烈钧的老师汪瑞闾向李烈钧谋求民政长职务。袁氏起初还想通过收买的方式使李烈钧顺从。他让余鹤松传话李烈钧，“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勋一位”。李烈钧却不为所诱，大义凛然地说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余鹤松只得讪讪而退。
余鹤松见收买不成，便用兵变的方式来谋害李烈钧。他利用其原来所属部队对李烈钧在江西镇压会党的不满情绪，先后三次举行兵变，但都为李烈钧及时戡定。余鹤松见谋害又不成，便乘李烈钧还未发觉自己阴谋之前以江西多次兵变说明江西民政急待整理为由劝李烈钧实行分治。李烈钧一时上当，为“惠我乡邦”，尽管他反对军民分治，还是电袁请简民政长，并电保革命党人吴介璋、贺国昌及老师汪瑞阖等请袁圈委。
汪瑞闾，安徽人，在前清时因仇视革命被袁世凯视作心腹。但汪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李关系颇深。袁世凯以为用汪瑞闾长赣，以师生情谊，必可以联络指臂，达到削弱李烈钧的目的。故李烈钧呈请军民分治的文电达京，袁世凯即授汪瑞阊为赣民政长，前后仅四个小时。
汪瑞闾早已到达九江，但他在接到袁世凯的任命后即动身前往南昌，暴露他惟袁命是从的政治态度。时余鹤松运动兵变之事已被查觉，李烈钧立即意识到自己上当，马上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他先下令取消欢迎仪式，表示不欢迎汪瑞闾，然后暗示广饶协会、国民党赣支部等团体通电拒汪。秉承都督意思，军警两界也自动发起拒汪运动。他们于1912年12月28日召开军警两界拒汪大会，以汪曾在前清拿办革命党，为官龌龊为由拒不承认汪为民政长，并推水巡总监蔡锐霆、警察总监陈廷训为代表前往警告汪瑞阊，限其二日内离境，否则性命难保。
配合各界拒汪风潮，李烈钧亦致电袁世凯，表示在正式议会成立之前，愿“于军民要政担负完全责任”，江西没有必要增添民政长。袁世凯电令李烈钧惩办蔡、陈二人，李烈钧则称“蔡、陈等深明大义”，为蔡、陈开脱。
汪瑞闾在李烈钧与江西各界的反对、驱逐下，于1912年底仓惶离赣。李烈钧赢得了江西民政长事件中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汪瑞闾离赣，但袁世凯压迫江西实行分治的计划没变。就在汪离赣不久，李烈钧由上海购买的七千枝步枪、三百万发子弹运抵九江。袁世凯通过收买九江镇守使戈克安而彳，知后，下令将军械扣在九江，以此作为江西迎回汪瑞闾的要挟件。为防止赣军强行起械，袁氏派军舰前往九江，武装保护。
李烈钧采取兵来将挡的方法，一面发表通电，表示自己“不敢过拂舆情”而迎汪，一面以冬防名义将赣军开往九江。袁氏下令将枪械子弹划归海军，李烈钧即派蔡锐霆率兵阻止军舰起械。袁世凯由此气得大骂，声言对不逞之徒，当竭力铲除。李烈钧亦反唇相讥，责袁滥施淫威双方大有兵戎相见之势。
由于李烈钧态度强硬，布置又极严密，背后又有江西民众的支持，狡猾的袁世凯见自己胜算不大，只得暂时退让，派陆军上将王芝祥前往调停，结果以汪不回赣、改派江西人赵从蕃为民政长为条件，发还被扣枪弹。李烈钧赢得江西民政长事件中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然而，斗争还未结束，由于扣枪事件，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依附袁世凯之事败露，李烈钧又在取消九江镇守使事上同袁展开了较量。
戈克安，安徽人，原为九江炮台一士兵，因辛亥九江起义及拥李为都督有功而受到李烈钧器重，并保举为九江镇守使，负责九江范围的军政事务，但戈却由于李烈钧保举他为安徽都督事不成而对李生恨心并投靠袁世凯。为清除这一肘腋巨患，李烈钧以军民分治不日实行、军政亟宜统一，九江镇守机关已成骈枝为由，下令取消九江镇守使。为剥夺戈克安兵权，李烈钧下令戈克安所辖长江沿岸炮台改由都督直辖，驻九江步兵第九团归第一师长欧阳武直接指挥。为保住这个有用走狗，袁世凯急电李烈钧“勿得擅行遣撤”。戈克安亦仗着主子的支持，拒不交卸。李烈钧遂令欧阳武率兵将九江城包围起来，派陈廷训等强行接管长江沿岸炮台，从而迫使戈克安离职。同时致电袁世凯，以撤销戈克安九江镇守使职务作为迎赵从蕃长赣的条件产以袁世凯之道还治袁世凯之身。袁世凯无计可施，只得接受李烈钧的条件，调戈到京，九江镇守使由王芝祥代理。王后来离赣，此职便由革命党人耿毅代理。李烈钧赢得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由于李烈钧在江西大力扩张民权，江西民众的民权意识日趋高涨。对袁世凯破坏约法的专制独裁行径，江西民众非常气愤。1913年3月15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江西省议会裁定袁世凯擅行任命民政长属于违法行为，表示“誓死不能承认”。赵从蕃离赣，赣省在京议员亦面劝赵从蕃勿回赣履任。李烈钧尽管已答应袁世凯让赵为赣民政长，但却并不制止赣省议员的拒赵行为。赵从蕃胆小怕事，果不敢回江西，李烈钧遂一面假意去电表示欢迎赵从蕃，一面任命彭完代理民政长自己则专主军事，准备对抗袁世凯的武力镇压。袁世凯以任命民政长来削弱江西的阴谋至此彻底破产。李烈钧为革命党赢得了民初政争中惟一的一次胜利。李、袁关系彻底破系，双方纷纷调兵遣将，准备武力相向。
三、李烈钓在“二次革命”中的反袁斗争
1.“二次革命”的爆发；
①袁世凯准备镇压革命党
对袁世凯来说，要实现专制独裁的目标，除要排除像李烈钧这样的革命党地方实力派的阻碍外，还需要跨越以宋教仁为首的内阁会议派的障碍。宋教仁一贯反对专制而为袁世凯所忌。特别是1913年2月，随着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呼声日高，责任内阁呼之欲出时，宋教仁更为袁世凯所仇视。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在上海将宋教仁刺本。
“宋案”的爆发，更加暴露出袁世凯反民主的真面目。“逮桃源之狙击兮，见司马之隐衷，念祸至之无日兮，急戒豫吾骏雄”。李烈钧立即在江西发动声讨袁世凯罪行的运动，毅然通电全国，“如有神奸运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械单兵缺，亦谨当以昔日推翻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拥护也。”并响应猛醒过来的孙中山提出的“武力讨袁”的号召，将赣军尽数调往九江。
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并没有完全从宋教仁血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尽管孙中山一再宣传武力讨袁，但除李烈钧等少数清醒之士外，不少人迷恋于法律解决，广东、湖南、江苏等省亦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起兵。因此，在1913年5月初的上海第一次讨袁会议上，孙中山武力讨袁计划没有获得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同意。
与革命党人妥协退让相反，袁世凯则磨刀霍霍，准备对革命党人实施武力讨伐。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一面下令裁编南方革命党人军队，一方面大力扩充北洋军队。“宋案”爆发后，袁于4月7日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及驻兖州武卫军头子张勋作好战争准备。4月16日，袁又不顾国会南方各省议员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条约，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镇压革命党及收买叛徒的经费。5月11日，驻信阳的李纯部北洋第六师，应黎元洪的命令，挥师人鄂，进驻兴国、田家镇、武穴一带，与九江隔江相望，并根据黎元洪的命令，准备“相机直捣九江或南昌”。在作好战争准备的基础上，袁世凯开始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5月15日，袁下令撤去黄兴陆军上将军衔。5月21日，袁又传语国民党人，攻击孙、黄“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除捣乱之外无本领”，凶相毕露地扬言，“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对最让他头痛的李烈钧，则于1913年6月9日明令免职，以黎元洪兼领赣督，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兼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代理民政长，陈廷训为九江警备司令。不久，又罢免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的职务。
②确立武装反袁方针
尽管江西各界反对袁氏乱命，但由于没有得到国民党本部及南方各省的支持，为保存实力及便于四处联络，李烈钧在召集高级官员作好战争准备后，于6月15日离赣赴沪。袁世觊咄咄逼人的攻势及国民党人消极退让，使孙中山对革命前途感到忧心忡忡。6月29日，孙中山由香港1返沪，即同黄兴等一道到李烈钧寓所商谈时局。会谈中，李烈钧“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李烈钧豪迈的气概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坚定了他发动“二次革命”的决心。谭人凤后来作词以叙当时情景腐心丧气巳颓唐，胡为一天忽发狂？两督一撤来沪商，犹思提戈挥日返斜阳。二三同志问短长，矜人意气讲担当。喜煞孙和黄。”
孙中山反袁决心由于李烈钧的支持而更加坚定，严峻的现实也使黄兴等大部分革命党人抛弃对合法斗争的幻想。1913年7月初，革命党人在上海再次召开会议，就武装反袁终于达成了共识。但当问及谁来领先发难时，全场复自沉寂，各省都督面面相觑。为使革命不因之而流产，已经卸职的李烈钧自告奋勇，表示愿潜回江西首先发难。李烈钧这种勇于赴难的精神，赢得了各省都督的钦佩。
③湖口起义
李烈钧回江西前，江西形势对发动起义十分不利。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已为袁世凯收买，并请袁军进驻九江，江西护军使欧阳武也被袁世凯软化而破坏了李烈钧离赣前的军事部署，如取消由革命党控制的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将赣军调离九江前线等，九江根据地由是轻易丧失。李烈钧只得潜往湖口。
湖口地处长江与鄱阳湖交汇之处，为江西水上进出口咽喉，据有湖口，进可控制长江，退可扼控江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烈钧卸职前，曾派革命党人、省议会议员杨赓笙预为布置。1913年7月8日夜，李烈钧回到湖口后，立即召集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员举行军事会议，与会者有赣军旅长方声涛，水巡总监何子奇，团长周壁阶、吴安伯、李明扬，机关炮队长卓仁机及杨赓笙等，众人一致支持李烈钧起兵讨袁的主张，决定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设司令部于石钟山下，并推举杨赓笙撰写《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等文件。《檄文》内称民国肇造以来，吾国民莫不欲速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养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瓜牙之把持。近夏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檄文》历数了袁世凯的滔天罪行，击中了袁氏梦想复辟帝制的要害，公布之后，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接着，李烈钧进行讨袁军事行动的部署。李烈钧担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杨赓笙任司令部秘书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任右翼军司令，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当时林虎在德安县，由函电任命），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第十团团长李明扬为湖口炮台司令官。
布置确定，李烈钧即会同在湖口的第九、十两团长周壁阶、李明扬调去辎重、工程二营，勒令归陈廷训指挥的湖口炮台交出。7月10号，李烈钧率领湖口全体官兵举行誓师大会，公开亮出讨袁大旗。李烈钧实现了湖口首义的目标。
④重夺江西
夺取湖口后，李烈钧又把目光投向南昌。李烈钧深知，光凭湖口一隅是对袁世凯威胁不大的，必须取得江西全省的支持，才能最终完成首义任务。7月11日，李烈钧致电江西各界，要求他们支持他同袁世凯的斗争欧阳武起先持反对态度，并派人劝李烈钧取消独立，说愿以三万元作为李烈钧渡西洋的游费，否则将兵戎相见。李烈钧不为所动，对来人说广请为南雷（欧阳武—作者注)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迫使欧阳武同意起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