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建军
李烈钧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亲自参加过九江起义、辛亥援鄂，追随孙中山、黄兴发动和领导过“二次革命”。此后，他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运动等等，素有“民党急先锋”之称。特别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率先宣布江西独立，打响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第一枪，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从而度过了他一生黄金般的时代，也为辛亥革命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探讨李烈钧与“二次革命“的关系，不仅是研究李烈钧个人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拟从李烈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二次革命前与袁世凯的矛盾和斗争，及二次革命中李烈钧领导江西战场上的反袁斗争，探讨李烈钧所以能够在江西首举义旗及革命失败的原因。
一、李烈钓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其勇敢反袁的思想原因
(一）家庭的熏陶是李烈钧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李烈钧，原名烈训，字协和，号侠黄，江西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0他曾历任九江都督府参谋部长、陆海军总司令、安徽都督、北伐援鄂第二军军长、江西都督、护国军第二军军长、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生于1882年2月23日，逝于1946年3月20日，终年64岁。原配盛氏，因病早殁。继室郑氏，逝于1917年11月，生子一，名赣鹏。三娶华氏世琦，生子六，名赣驹、赣熊、赣骥、赣骅、赣骑、赣骝，生女三，名赣橘、赣鹤、赣麟。李烈钧为李氏第50代传人。
据武宁《李氏家谱》载：李氏之祖原为唐太宗第五子吴王恪。南宋时，李氏11代祖先迁居武宁磨刀，第33代祖先福公最后定居武宁罗溪坪源。李烈钧祖父名杨茂，为李氏第48代祖先，生子三，名骏兴、骏财、骏贤，骏兴即李烈钧之父。李氏第49代祖先李骏兴，字民仁，号德庵，为杨茂长子，娶妻杨氏，生子女共四，其中子二：长名烈谟，次名烈训。烈谟早逝，烈训后改名为烈钧。
李氏是武宁罗溪大族，“业儒及农”。自古以来登仕途者不乏其人。但到其祖父杨茂一代时，家道中落。适值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激于民族大义及迫于生计，其父李骏兴和二位叔父俱参加了太平军，为忠王李秀成部下，转战于大江南北，多有建树。
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由于李骏兴兄弟脸上、手臂上均刺有“太平天国”字样，为逃避清廷追杀，他们潜回坪源故里。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与外界交通隔绝，尽管清廷搜捕甚紧，他们还是得以脱险，待风声渐息，面上印迹略褪后，兄弟三人才各自成家立业。
坪源故里虽然保护了他们的安全，却难以养家糊口。由于田地稀少，李骏兴一家只得迁往武宁县城，从事茶叶运输及为茶商作赔偿担保之业(相当于现时的保险业）。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李骏兴家境略有好转。
李骏兴虽脱下了太平军的战衣，但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在他心中并没有淡忘。家境好转后，他“尤乐施予，急人之急，忧人之忧，遇有善举及公益，尤努力提倡不懈”，“挥资济人无吝啬”。父亲急公好施的品格对青年时期的李烈钧影响极深。李骏兴还把自己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仅存的儿子李烈钧身上。李骏兴给李烈钧取字为“协和”，就是希望他今后能“协和四方”，化解革命队伍中内部矛盾，避免太平天国由于洪杨内讧而导致失败的悲剧重演。为李烈钧取号“侠黄”，则更希望他“富有民族意识和侠气豪情，长大后铲除人间的不平。稍长，他就有意识地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向李烈钧灌输民族大义。据李烈钧回忆，当他懂事后，常注意到父亲及叔叔们身上的“太平天国”印迹而询问其原因时，李骏兴便把当年他们同清政府的斗争经历讲述给李烈钧听，听得李烈钧“心评动，欲动焉”。从此，反抗压迫的种子就在年幼的李烈钧心灵深处牢牢地扎了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益加剧。1901年，李烈钧策划的武宁打王官事件就是其表现之一。
1900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伊始，就想在武宁以大刮地皮而饱私囊，酬其为官夙愿。于是他巧立名目，勒新捐，催旧税，强迫群众上缴因荒年而无力缴纳的旧赋，致使武宁地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李烈钧激于义愤，邀集一帮青年，在东门外观音阁及东林寺等地聚众密议驱王。由于害怕父母担心，有时夜深怕惊醒父母，便在街上卖肉的砧桌上露宿，故武宁有“李协和睡屠桌”的传说。经过长期策划联络，他们得到武宁各界的支持。一天，在王浚道回衙的路上，年青的李烈钧与群众一道拦住王浚道，高呼打倒王浚道”、“打倒活阎王”的口号，打伤护兵，砸烂官轿。王浚道在众多亲兵的死力保护下，才狠狈地逃回县衙。王浚道调兵准备捉拿李烈钧等人时，引起了全城人的愤怒。第二天，全城学生罢课，工商界罢市，四乡农民也群起声援，王浚道被迫自动弃官出走，一场自发的反暴政斗争在李烈钧的策划下取得了初步胜利。
李烈钧走上革命道路后，李骏兴全力支持儿子的所作所为。1913年夏“二次革命”前夕，李骏兴在上海李烈钧寓所养病当他听人说起时事后，便把在家中服侍他的被袁世凯革职的李烈钧叫到床前说现为民国，物阜民苏，袁世凯不度量力，安冀非分，阴谋称帝，此全国所不容，人神所共愤，愿吾儿働去之，毋以父病为念”。这使李烈钧得以专心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对袁世凯封建专制的斗争。
李烈钧的母亲杨太夫人，出身书香门第，“嗜诗书，淡荣华，安寒素”尽管李烈钧是独子，但对他的要求极严，“课子以大志，相期以尽忠报国，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来教育李烈钧，使李烈钧从小就“怀抱大志。尤值得指出的是，李烈钧投身革命后，她也是尽力支持儿子。她要求他“以身许国”，“造时势，挽乾坤，伸民权、产帝制，革命贯彻初衷，全力奠神州，休使成功亏一篑”。“二次革命”失败后，她随同李骏兴一道躲避于岩谷之间，尽管饥寒交迫而毫无怨言。
(二)腐败吏治的刺激是李烈钧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武宁居江西省西北，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土地肥美，资源丰富。盛产粮、棉、油、麻、茶、果、药、竹木等物。但在封建剥削下，“庖有肥肉，仓有余粮，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种严重的贫富不均使出身微寒的李烈钧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心，尤其是“潘田房产案”，更使李烈钧在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刺激。
李烈钧大姐长成后嫁与当地的潘爵予，李骏兴便让女婿同自己合伙干托运保险业。潘颇有经商头脑，很快便发了财，为表示感激，他造了幢房屋，准备落成后送给岳父母。可是潘爵予的侄女田潘氏也想要这幢房屋。1901年潘田二家打起官司来。双方互请证人，潘爵予就请了李家。在县衙门过堂时，田潘氏巧言令色，县令彭某也有意偏袒。血气方刚的李烈钧一看形势于己方不利，便挺身而出，参与辩论。由于言辞过激，田潘氏又在旁边恶意中伤，县令彭某便准备拘捕李骏兴。李烈钧认定彭某与田家串通，准备殴打彭某，于是，争夺房屋的诉讼变为大闹公堂，彭某当即下令将李烈钧扣押起来。乘此机会，县衙里过去曾因鱼肉乡里而受过李烈钧惩罚的马快们自然不肯放弃报复，李烈钧在狱中备受折磨。后来李家耗尽资财，加之，李家祠堂的管守李品章参加教堂里的一些活动，认识传教士，后由传教士出面保释，李烈钧才得以出狱。
这件事使李烈钧对封建吏治的黑暗有了切身体会。后来他在自传中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政治之黑暗，益使余愤不可遏”。他渴望将来有朝一日推翻这个腐朽的封建统治制度。
(三）留学日本促成了李烈钧民主革命思想的最后形成
1902年，江西设立武备学堂，江西巡抚饬知各县选派人员人学以培养军事人才。此时由于风气未开，信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观念的武宁人视当兵为畏途而不肯人选。孰知李烈钧自12岁起“闻父老讲述甲午战役，国军挫败”，激发了他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意识，“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而表示愿去学军事。于是，李烈钧便被武宁选拔经到南昌考试合格后，进人江西武备学堂。由于他勤奋学习，成绩优秀，深受总教官吴介璋的赏识，后由吴推荐，李烈钧于1904年被北京练兵处选派赴日本留学。这一年夏天，李烈钧带着一股“痛祖国之阽危，慕田横之死义”的精神，东渡扶桑。这次同去的还有胡谦、欧阳武、余鹤松等人。李烈钧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习炮科，从而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振武学校是士官生的预科，他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进人四国炮兵十二联队实习一年，第四年才进入士官学校。
那么，李烈钧民主革命思想是在何时最终形成的呢？
如果以李烈钧加入同盟会作为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最终形成标志的话，那么我们通过考察李烈钧入盟时间就能确定他民主革命思想形成时间。
关于李烈钧加人同盟会的时间，众说纷纭。曹亚伯忆及1905年7月间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时说：“到者有龚国煌、时功玖、田桐、居正、李烈钧、唐继尧、阎锡山、尹昌衡等四十人李根源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密邀南北陆军同学李协和（烈钧）、孙馨远(传芳）、尹硕权（昌衡)……三十余人见克强先生，加人同盟会。”还有的论着认为李烈钧是1907年加人同盟会的。我们认为，李烈钧是1906年加入伺盟会的，因为李根源和李烈钧是振武学校的同学，他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黄兴是1906年9月11日自上海抵达日本东京的而李烈钧本人又于1906年11月到1907年11月在四国炮兵十二联队实习，不在东京。因此，李烈钧入盟的时间当在1906年9月中、下旬到10月底以前这段时间内，具体时日待考。
李烈钧在日本留学期间，有机会阅读到西方一些社会学着作，从而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孙中山于1905年7月到日本以后，李烈钧多次亲聆孙中山的教诲，对孙中山及其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有了初步的了解，“佩服之念油然而生”。同盟会成立以后，同盟会员张继、张华飞、王侃等为发展同志而“被雨衣，着木屐，毋间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的精神更令李烈钧“感愤(奋)不已”。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后，李烈钧从《民报》与保皇党人康、梁创办的《新民丛报》的论战中，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在日留学期间，不仅使他学到了军事知识，而且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据他自己回忆：“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因此，李烈钧加人同盟会，标志着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从此，他便以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士的姿态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舞台。
二、李烈钧在“二次革命”前的反袁斗争
1909年春，李烈钧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立即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原江西武备学堂总教官吴介璋推举李烈钩为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后去云南，由李根源推荐，担任讲武堂教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回到江西，担任九江都督府参谋部长。接洽清政府海军主力舰只起义，随后又率兵平定安徽之乱。武昌危急时，他放弃安徽都督之职而摔师援鄂。1912年31月，他被江西省临时议会选为江西第四任都督。李烈钧在建设江西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着全国政局，注视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
李烈钧对袁世凯的本质是有某种程度的认识的。他清楚记得，还在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有个叫蒋观云的人写了篇《帝王思想论》的文章，登在《新民丛报》上，被袁世凯看中，袁便派人把蒋从上海强请到天津。会谈中，蒋观云劝袁世凯推翻清廷，做一个汉人皇帝。袁世凯踌躇颇久，才说“颇难领教”。通过这件事及袁世郑一贯所作所为，李烈钧意识到袁世凯尽管信誓旦旦地宣称将“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但他骨子里想的是独裁专制，称王称帝。为了维护民主共和，在“二次革命”爆发前，他就同袁世凯专制独裁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1、集权分权之争
袁世凯虽控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但革命党人亦控制了十数省的地盘，在地方势力颇大，想要用武力消灭革命党人，袁世凯一时还办不到。他就采用施展诡计的方法，力图削弱革命党人，以改变彼此间的实力对比。为达此目的，他大力推行集权措施，妄图把革命党人通过辛亥革命而取得的权力收归己有。
胡汉民、李烈钧等人渐渐地识破了袁世凯的阴谋。胡汉民于1912年5月25日发表通电，提出有限集权说的观点，引起全国范围的集权分权之争。主张今日中国“最宜用有限制的集权说”。
以立法司法两权集于中央，至行政则取其可集者集，其为时势所不许集者，则授请各省，仍留将来集权地步”。李烈钧非常赞同胡汉民的意见。1902年6月14日亦通电响应。在进一步论证中央集权制暂时行不通后，李烈钧点出了袁世凯主张集权的目的“若徒重内轻外，非政府运用失灵，即陷国家于专制”。胡汉民、李烈钧的观点得到了南方革命党都督的赞同和响应，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时又不敢公然撕下假共和的面具。最后经孙中山调停，被迫接受有限集权说。
2、军民分治之争
通过集权的方法来削弱革命党人势力的阴谋受挫以后，袁世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12年4月，他指使黎元洪带头抛出军民分治说，借口各省都督兼管军政、民政，恐形成唐时节度使流为藩镇之弊，将不利于共和。要求各省都督专司军政，民政则由中央任命的民政长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