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方面：谭延闾扩充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上任伊始，便对在此次光复中立过功出过力的官兵论功行赏，由军务部颁给勋章和年金以示酬劳，稳定军心。同时注重教育，创办军官养成所等团体，禁绝军士嫖赌。
湖南光复后，焦、陈把军队扩编成四个师，谭继任又发展为五个师。各师官佐多为革命有功之人，恃功索饷索械，安置私人，稍不遂意辄露拔剑击柱之态，纪律荡然，骄兵悍将，殊难控制。且各师兵多械少，有名无实，虚糜国帑，谭以“长此罗掘以养兵，终恐财穷而召乱”，乃视裁兵节饷为要务。他派员赴沪请教黄兴，黄兴建议留二个或三个师，以应缓急，谭认为所有官兵均为起义有功之人，不便遣谁留谁，不如尽数遣散，才好办理，遂决定五师全裁。在此之前，谭政权对裁兵持渐进态度，无论何营军士出缺一律不补。谭这次裁兵借助于客军陆军第八师赵恒惕旅以资镇慑。赵旅原为广西部队，武昌起义时随王芝祥援鄂，后转战南京，编人陆军第八师。1912年8月，赵率部返桂，道经长沙，对正虑无可恃之军的谭氏来说，不啻一场及时雨。谭征得黄兴和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首肯，对外以赵旅假长沙以事休养为名将赵留湘调用，倚之为干城，开始裁兵运动。到10月底，已将原有五个师四万数千人全部遣散，剩下的巡防各营改编为省守备队四十一营，更易旧制之五路为六区，视区域不同斟酌支配，每区设司令官一名。同时，谭把赵旅正式扩编为湖南陆军第一师，大加培植，这支部队对巩固谭氏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至此，谭延闾心宽体胖，似要做个文治都督，把各师师长和高级军官送赴北京，由袁世凯政府授官给禄。此次湖南裁兵大获成功，退伍条件也特别从优。“兵士可借此以谋生，国家仍可临时召集”，谭氏认为“实于国家前途，个人生计两有裨益”。我们认为各省在辛亥革命初期，临时广招军队，以打击满清顽固势力，这是非常必要的。而随着战火逐渐熄灭，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继续维持战时庞大的军队似无必要，故而裁军为当时各界人士所接受。而如前所述，湖南当时的情况已是难乎为继，裁军势在必行。同时，裁军还被认为是维护中央、保全和平的正义之举。1912年5月，黄兴在南京大裁兵，使谭“景慕不置”，遂决定厉行裁兵。裁兵前，程潜也认为：“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此外，裁兵在当肘不仅可以轻民负而裕财政还可有效地控制局势，安定地方。谭曾说吾湘裁军队以求和平。”虽然这中间包含着对袁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自己裁军便可感动袁世凯，以为法律足以制袁，但总的来说，裁军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其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
文化教育方面：谭延闾一如既往地注重教育事业。他对成效显着的学校无论公立或私立，都大加奖掖，使私立学校大为景气。“长沙有名的四个私立学校：周南、明德、楚怡、修业，受到官方常年津贴，是谭第一次督湘时批准的”。谭对高等学校的创办也是不遗余力的。光复后，美国雅礼会原在湖南开办的雅礼大学向湖南当政者商谈设立湘雅医学院及湘雅医院，由于开办费用过巨，政学各界人士大多反对，惟谭主张成立湘雅最力。1912年谭将湖南实业学堂改名为高等工业学校（即湖南大学的前身），曾一次拨款五十万元，为该校向外国购买教学科研用品，这在当时国内各工业学校中是罕见的。光复后湖南各处私塾仍有读经书穷章句者，谭视改良私塾为教育要图，下令取缔私塾并说明改良办法。在全省以教育司为总部，各府厅州县还设立教育分会共同促进教育。为提高教学质量，1912年7月，对所有小学教员考核，合格者方能执教，同时组成教员养成所，培养手工、艺术等方面的师资。另外，谭政权还注重军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教育贫民使皆有文明国人程度，还决定实行强迫教育，将各族祠宇及地方庙宇公款充作此项教育经费。政府还特别注重女子教育，“反正以来，湘省女学日益发达，学校十余所，学生数千人，可谓极一时之盛”。对于开湘省女子教育先声的周氏女学，谭延阊在前清学务公所津贴的基础上又加一千两，俾免竭蹶。鉴于教育之方与其重虚事无宁崇实利，要使女子养成独立性格，须使女子有职业，谭政权还通令各属从事女子实业教育。此外，谭政权还注重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力求五族共和，苗瑶同化。湘省边界，苗、瑶杂处，语言风俗与汉族歧异，谭派人分赴各地进行调查，促其开化，专拨经费，设4、学数区，使苗瑶子弟受初等教育由于谭延闾这种重视教育的政策，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全省学校由2191所增为2909所，在校学生由8.6496万名增为12.3901万名，经费由170，0069万元增为194.3160万元。谭氏还明确认识到培养高等人材的重要性，广送人员往东西洋官费留学；每岁学费13万两有奇，派送之人或从事革命着有劳绩者，或先烈子孙热心向学者，或留学高材及各校学子力求深造程度相当者。当受到讥镑时，谭以不敢“靳一日之资，隳百年之计”为由坚持自己的意见，对留学人员爱护有加。
谭政权还大力提倡舆论自由，新办了《国民日报》、《湖南公报》、《大汉民报》等十多种报纸，报界日趋活跃，“春皋净丽，百卉怒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外交方面：谭延闾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侵略和力争主权的立场上的。英国驻长沙领事抱怨湖南的官吏“把条约的规定视同障碍，竭尽可能地回避它”，并指责《长沙日报》上的反帝言论。谭政权规定不许外人在省内营业，购地建筑房屋，并通饬居民不得租赁房屋与外人。由于外人游历中国，常常声东击西，醉翁之意不在酒。谭政权规定凡来游历之外人，游历范围限于其护照所注明，不得旁及，且需同时具有中西文以便稽查。谭政权还力保矿权，严禁奸商私自与外人订约出卖国家权益，从中渔利。在外交纠纷中，谭氏同样针锋相对。1912年曾发生荷官虐待华工草菅人命一案，谭通电为“海外同胞哀号请命”，义正辞严提出交涉条件，并指出“此事于民国前途、华侨生命关系非浅”，应毫不退让严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谭延闾在政权建设方面是有所作为的。谭政权坚持反清共和，无疑是一个革命性质的政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呈现出勃勃生机。当然它也不乏封建因素，但这是当时大多数军政府中普遍存在的现像，并不影响其整个政权的性质。总之，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闾政权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谭延闾临危受命，处乱不惊，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胆略和才识。他的视线并不拘泥于本省，也不局限于眼前，而是放眼全国，洞悉大局，高瞻远瞩，从容肆应。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湘军援鄂。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陈便以援鄂为主要任务，10月28日，即派出独立第一协王隆中部幵赴武汉。谭氏上任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湖北战事却日益吃紧，黎元洪不断来电请援，谭决定在军事、财政和物质方面大力援鄂。他着手整编湘军之二协一标，在黄兴寡不敌众、汉阳前线苦战失利、清军着着进逼的危急时刻，谭敦促因事逗留在途的第一批援鄂湘军王隆中部火速开进，于十一月二日到达武昌；又派出湘军第二师第三协甘兴典部四个营星夜驰援，十一月八日抵达汉阳，马上投入激烈的战斗，这两批湘军是黄兴赖以防守汉阳的主力。紧接着，谭又派出第三、四批湘军刘玉堂的第一师第二协四个营和刘耀武的独立第九标三个营赶赴武汉前线，他“以新募之兵留守省垣”，精锐之旅，悉数北上，“以便早歼清兵，戡定大局”为免去上前线士兵的后顾之忧，还每人“发给安家银一百两，以资赡养”。同时，努力改善应援部队装备，第三批援鄂部队已经有了山炮数门。此外，谭还令军务部挑选精锐新军，编成敢死队一营，直赴武汉前线。敢死队员们无不以一当十，击毙清军达三千人，自身也死伤惨重，死三百余人，完全无恙者仅六人。这六人回湘后，誓扫腥氛，又组成敢死军一队，以巡防营队长徐鸿斌为队长，谭令仍赴鄂作战。后徐在前线英勇捐躯。
谭延阖还调送大批物质及粮款支援湖北战事，共计子弹数十万发，机关枪一批，大米一万三千石，面粉五百袋，油三百八十篓汇款五十万元。除尽本省力量外，谭还电约其它各省增援武汉，他对首义之区的援助是全力以赴的，甚至连对谭怀有敌意的王隆中也说：“谭都督对湖北，如同对湖南事情一样，不分彼此。”
当时湖北方面重兵压境，苦苦支撑，湘军来援对之真乃一针强心剂，大大安定了武汉人心，使民军精神为之一振，激起“区区清军，何难扑灭”的万丈豪情，黄兴更是“喜形于色，以为恢复汉口，击灭汉奸，可以犁庭扫穴，立功竟志”。事实上，“阳夏之战，将近月余，民军中之援鄂者，以湘军最得力，九月初旬，非湘军冒死力御，汉阳即已不守”。虽然汉阳最终饮恨失守，但这次汉阳之战能在黄兴指挥下坚持一个月之久，对促进各省革命党人响应，保全民国，起了重大作用。而三湘志士奋勇当先，浴血苦战，对稳定武汉战局，巩固首义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二，策动邻省反正。谭延阖不仅竭力援助首义之区，而且意识到仅凭两湖力量与清廷对抗定难持久，便把眼光转向其它尚未行动的省份，来了一个大策反。他凭借各种关系，或“飞书知旧”，函电交驰；或派员运动，晓之大势，喻以大义，敦促其它地区“乘时响应”，反正独立。首先派庞光志率领一标军队援蜀，助其早日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坤是湖南善化人，新军协统赵恒惕是衡山人，谭即派罗松涛前往联络，说服其同意响应。掌握巡防营的藩司王芝祥是湖南民政司长刘人熙的妻弟，且有师生情谊，关系非同一般，谭则利用刘把王也争取过来，广西于是光复，沈王二人分任正副都督。福建新军协统孙道仁胆小怕事，正在观望，因其祖籍湖南，其部下也多为湖南人，谭送电促之。“湘人以公若再不回首，当庐尔居，墟尔祖墓。”孙道仁旋领导福建独立。广东钦廉道郭人漳、安徽寿州龚子沛，都是湖南人，“皆为谭延闾响应也”。云南蔡锷的响应也曾受谭函电催促的影响革命党人在甘肃秦州反正的成功，尤其得到谭延阖的有力支持和声援。1912年初，谭迭接陕电告急，除投兵赴戎机外，认为只有甘肃反正，方能解陕危，他与黄兴商议，委派江楚树、黄锡斌等八人为湖南专员，赴甘肃秦州，与甘肃清军临时都督、同盟会会员、湖南宁乡人黄钺共襄反正事宜。又拟以实力相助，致书陕西都督张凤翔，请他“接济秦州饷械，当由湘军解还”。秦州反正成功，黄钺任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谭致电祝贺。当临时军政府被兰州官绅中伤且拟对之兵戎相见时，谭又劝黄宽容大度，引退回湘，同时通电力保黄钺，称赞其“苦心毅力，百折不回”，而使“全陇大定”的功缋，指出“秦是兰非”。后来谭又与黄兴联名致电北京中央政府，为黄请功。黄钺返湘后，把有关秦州反正的一切文字资料汇编成《陇右光复记》一书，谭为其题写了书名。上述一些地区的反正，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如广西响应，使清廷与西南完全隔绝，革命形势更为有利，遂使反清力量由点而线而面，清廷疲于应付，终于寿终正寝。谭延闾的游说对各省反正固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也不无影响。把谭氏此时的活动比做博弈，这不失为他出色的一着好棋。
其三，运筹帷幄，经略各地。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湖南乃中流砥柱。谭延闾坐镇长沙，力挽狂澜，他放眼全国，对革命几乎厘订了全盘战略方案。这从他致湖北军政府的一份电报中可以看出：“鄂湘一家，安危同系”，“敝处已电请广州胡都督、福州孙都督，整顿海军，连合吴淞军舰，直攻天津，以击敌兵之尾，并请孙都督特派精兵，由海道来援；又电请贵州杨都督，出兵铜仁，与我军会合，取荆襄，出沙洋，以击敌兵之腰，更电请桂林沈、王都督、南京陆都督，加派老练之兵，与敝省会师，克期赴援，尚望坚守武昌，以图合剿，决不稍存畛域，贻误中华大局。”
在实际行动上，他除了派湘军援鄂外，还另遣一支革命军从湖南进入江西，趋南昌，袭九江，断绝清军长江水师和萨镇冰的后路，又派王正雅军合攻荆襄，同时筹组湘桂联军北伐援鄂。荆州居高驭下，夙称重镇，时汉口失败，武汉大局为之一变，谭敏锐地意识到荆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荆襄据武汉上游，为湘蜀门户，军事计划，在所必争”，故派统领王正雅“率队往取，十月初六日与满兵战于沙市附近之草市，阵毙敌军官一员，兵卒数十名，伤百数十名，夺获枪械数十件，绣龙黄绫铁甲一具”，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胜仗。同时，鄂军也一鼓作气光复襄阳，之后王正雅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之一举攻克荆州，“从此克复蜀、湘、鄂，联络一气北伐，无左顾之忧矣”。荆襄之战以往很少被论及，实则是辛亥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起了打通东川，腰击北军，为北伐军开一通道的作用，与江西一路遥相呼应，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压力。谭氏一手谋划，功不可没。在这次战斗中，“湘军实当其难”，正雅裹伤督战，孙中山曾电称其“奋勇能战”。荆襄光复后，谭延闾又乘时指出：“荆襄既为我有，敌注意窥伺南京，扰我腹心，我军自应猛力进据河南，西进陕西，南扼汉口一带，抄出贼兵后路，则汉口不攻自破；再用支队游击山东，尔后会师北进，则南京可以无虞，贼亦有瓜熟蒂落之势，天下可定也。”谭氏文人治兵，居然能纵横捭阖，决胜千里，似颇谙兵法，然一1沙场老将。
此外，谭延闾在广西光复后，即筹备组织湘桂联军，推广西都督沈秉坤为联军总司令，力促广西出兵北上抗战，直捣幽燕。出发前一天，谭为沈饯行，二人“均戎服莅位演说”，“观者如堵”，次曰，谭又亲自送沈至“大西门外”，一路上居民鸣鞭致敬，盼其痛饮黄龙。湖南相继又派出向瑞琮率领的北伐第一军和张其镗领的南武军北伐。是时，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福建等西南各省均先后光复，独立各省北伐，义声所播，寰宇震动。故在《大汉民国各省会师北伐檄文》中有“云南一呼而六省应，广西举而半壁倾”的冲天壮语，此檄雄文劲采，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