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军政府在和战大计、与敌交涉等方面，常与各省军政府互商对策，湖南军政府也经常为其出谋划策。如南北和谈刚开始时，关于武汉三镇不再作战场的条件，湖北军政府拟定的条件是：（1)敌兵须令全数退出武胜阁以北；(2)该军队退出财，我军不得追袭；(3)敌军各种辎重，准其撤回；（4)两方面如有背约时，担保国须负责任。电商湖南军政府，谭等首先分析了清军求和的原因，随即对症下药，也拟定了四项退兵条件：第一，北军退出武胜阁。所有地点，经由民国以兵占领，不得视为中立土地；第二，武胜阁外铁道，不得毁坏；第三，汉阳兵工厂、铁厂所有兵械机件，全交民国管理，不得毁坏掷去。不难看出，后者比前者显然要高出一筹。
其四，拥护共和，力推全国统一。辛亥革命，各省纷纷独立，各自为政，不相联系。谭延闾深恐造成分裂割据局面，招致外强侵凌之祸，因而大声疾呼：“此次各省起义，宣布独立，系对清廷而言，非各自为谋也”，指出民国宗旨，同主共和，则独立二字，尤乖名实”，表示不但应由各省联合进行军事行动，而且还赞成召开全国联合会议和胡汉民的统一财政之说盼望全国统一，实行民主共和之心跃然纸上，情见乎词。当临时中央政府尚未成立时，谭氏极力赞成筹组临时中央政府，他在戎马倥偬之际最先发起在临时中央所在地，设立参谋本部，借资统一，电请各省赞成，未见异议。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委任黄兴为总参谋，并于元年2月6日正式在总统府内设立参谋部。1911年12月，谭延闾参加各省联合会议，商议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湖北方面与上海方面有矛盾，临时政府难产。年底，众人翘首以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欧抵沪，闻此喜讯，谭立即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和拥戴闻公到沪，飞电传来，距跃三百，请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恭祝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谭电发表后，不旋踵，各省都督、军政府及省议会等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德望之髙，自无与伦比，但立即得到各省拥有实力的都督大员的一致拥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而谭氏以敏锐的眼光率先表达对孙的真诚向往，对形成新总统人选的一致呼声是有一定影响的。
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谭除了派代表驻宁沟通湖南与中央消息外，还选派革命党人刘搂一、彭允彝、欧阳振声等为参议员，努力贯彻南京政府的方针政策。袁世凯窃取总统之职后，谭通电发表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认为应“举纲领于政府成立之时”，确定国务卿，“以国会为监督机关以符民国政体，不然南北虽一致仍不统一”。他十分重视各省的协同动作，警告再也不能像前清各省自为风气，被“议者讥为十八国”了。基于“化除畛域，共谋统一，保护国权，当务为急”的思想，谭还与黄兴、刘揆一、黎元洪等发起成立中华民族大同会以促进统一共和。
谭延闾还尽己之物力维护统一，巩固共和。他认为，“今曰谋国利民福，当先建设强有力之政府；欲建设强有力之踩府，当自各省实行拥护中央始。”在中央财政奇绌的情况下，谭立即电解中央“三十万两”，以为各省倡。同时，他还对一些需饷急切的省份如甘肃、新疆、贵州、直隶等省倾囊相助，以救燃眉。总之，“民军起义以来，各行省之拥护中央，救济邻省，未有如湖南者”。
在辛亥革命中，湖南处于中心地带。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谓兵家必争处长江南岸各省之中枢，洞庭控其北，五岭障其南，东接豫章，西通川黔，与鄂、赣如辅车相依，与粤、黔则如咽喉相扼”，特别是湘鄂抵背相依，生死与共，谭延闾督湘，使湖南成为首义之区最坚强的后盾和独立各省的中流砥柱。《民国报》曾高度赞扬湖南对缔造中华民国的重大贡献，谓武昌首义后湘省“誓师东讨，转战汉上，流血成毁，满清创巨，各省从风”，民国成立，“中央财源枯竭，湘省协款百万为各省倡，顾瞻大局，不竞私权。临时政府之成立，不啻我湖南缔造之也”。这虽为溢美之词，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可以说湖南在中华国开国史上是占有突出地位的，而湘督谭延闾克承新命，忝膺重任，内修政治，外御清敌，其积极进步的举动无疑大有功于全国革命。
四
革命取得胜利，真诚的人们无不沉浸在自由、民主、共和的喜悦之中，但稍作思考便会发现，在那派热烈景像的后面弥漫着浓浓的阴霾，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给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被残酷现实震醒的革命党人终于再度奋起，发动了二次革命。
早在南北和谈刚兴起时，谭延阊就两次专电强调南北议和必须以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为前提。他认为袁请停战议和，“为缓南攻北之诡谋”，并积极进行军事筹备壮民军声威，“俟战书发表，四面进攻”严当和议呼声在革命党人中还占上风时，谭严词以告：“倘使袁使不承认颠覆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即请毋庸开议。盖民国不成，第二次革命即当继起，此刻断不容稍有君主政治余毒，以作第二次革命之资料”，“诸公为种族政治革命运动，而数十年以有今日，万不可稍事迁就”，表现了其思想的深远。他意识到“以袁贼阴险虏性刁玩，必须决胜疆场乃可以登同胞于共和幸福之中”，因此坚主“直切宣战，一扫膻腥”产反对议和。为削弱清方实力，打击反动气焰，谭还派革命党人周岐等北上“谋杀袁世凯”，并“分途狙击满清要人”。
袁就任大总统后，对于其中央专制集权措施，谭延闾是予以抵制的。首先他反对举借外债，认为“国基甫定”，借债犹“饮鸩止渴”。袁议借第一批外债时，谭指出：“与其殉债而亡，何如毁家纾难”，主张“急起图维”“自救”。1912年12月8日，谭又与黄兴通电反对袁向英、美、法等国举债，并规划了具体的“财政人手办法”，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响，当袁议借“善后大借款”时，谭领衔与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通电反对，号召全国上下“协力抗争，毋使民国因借债而亡”。而与此同时，却有“十七省都督反对推翻借款”之事。其次，反对盐政收归中央。盐政为各省收入大宗，袁政府将盐政收归中央的政策将大大影响各省的财政收入，削弱其养军能力。谭对此坚决反对，曾派刘人熙赴京交涉，“暂请免提”。他还致电财政部“请俟国家税、地方税划定，国税厅成立，一切军需政费概归国家担任时，再行实行”，声称“中央如能承认湘省每年津贴银四百万两，则盐政惟中央命令是从，否则无论如何，暂不承认”。态度相当强硬。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作抵押，也是谭反对的另一重要原因。再次，当袁政府提出废省改道，军民分治意在釜底抽薪，削弱各省都督实权时，在很多都督心里反对，“不便明言”的情况下，谭延闾继李烈钧之后通电反对。最后，谭还抵制袁政府的人事任命，“1913年湖南拒绝接受北京任命的盐务专员”，“袁任命的海关道也遭到拒绝，直至任命了一个湖南人为止”。在英国驻长领事眼里，谭延闾是不甘心拱手让权于袁的，他虽然愿意“接受从属形式”，但“保存了实际权力”。这个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另一方面，潭氏也像当时一般革命者一样，企望和平，幻想通过议会政治足以钳制袁世凯，因而于1912年8月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革命党人寄希望于《临时约法》和议会，以此为巩固共和的惟一手段，故宋教仁等致力于建立大党以出组内阁，国民党便应运而生。虽然议会政治最终破产，但国民党的成立及其活动确实曾对袁世凯的统治造成直接的威胁。在仇鳌等回湘筹组国民党湘支部的过程中，谭延闾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912年9月28日，国民党湘支部正式成立，谭氏当选为国民党湖南支部长。谭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国民党寄于无穷之希望，憧憬其“达完备美满之目的，组织政党内阁而施展其政治能力以放大光彩于世界”。宋教仁回湘后，谭对其备极称颂，说宋“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并提出将湖南都督的位置让给宋。谭的积极反应得到了宋的好感和信任。因谭与袁有世谊关系，宋想利用之调协府院，“邀请谭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对于这个计划，谭当即表示同意。
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谭延闾仍为都督，负责军务，而副支部长仇鳌任民政司长，负责政治和社会事务。这时，湖南国民党支部似乎与湖南都督府二位一体，国民党在湖南颇能左右局势，控制了全省的舆论宣传，湘支部机关刊物《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对袁、黎的不法行为直言不讳地抨击和揭露，持论非常激烈。因谭的影响，湖南其它各党派人士纷纷加人国民党。黄兴、宋教仁又联袂回湘，更是大增湖南国民党的声势。故黄兴等视湖南为“民国的保姆”，可见其影响之大。谭氏则抱着“持以恬静，勿扬其波”的宗旨，在各种势力间苦心调停，力求和解。
国民党声势日益增长，袁世凯不由大为恐慌，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宋案”。1913年3月20日，他派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当夜，黄兴便将这一噩耗电告谭延闾和国民党湘支部，两天后又电知钝初兄痛于今晨四时四十分绝命，请转电其家属，遗命切勿告知老母。在此，黄兴将谭视为可亲可信的同仁。国民党湘支部定于4月2日到5日召幵宗教仁追悼大会，颂扬宋“悲深林肯，誉埒屈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