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活动为中心
王艳玲
谭延阊（1879-1930)，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他虽出身官宦之家，且为末科会元，翰苑清才，但素以开明博学着称，为地方上极得人心之绅士。曾荣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是着名的湖南立宪派领袖。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抛幵了温和的君主立宪主张，先后担任湖南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罹难后，他继任都督。谭氏在其一生中，曾三度督湘（即：第一次1911年11月至1913年10月，第二次1916年8月至1917年9月，第三次1920年6月至1920年11月），历任国民党中枢要职。本文仅就他在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活动作一论述。关于谭延闾第一次督湘及其评价，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且贬多于褒，而对他在此期间的活动缺乏系统的论述，对其所起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有感于斯，在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以他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活动为中心进行考察，希冀对这一时期的谭延阊作一客观、公允的评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登高一呼，四方景从。10月22日，湖南率先响应，省城很快光复。焦达峰、陈作新分别出任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这时，湖南政局颇为动荡不安。谭延闾以一介书生，出任都督，“志切抚绥，持以钺定，潜消反侧。以和御变”，得到了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他上任伊始，即电告湖北军政府：“湖南都督另举谭延闾，援军即发。不久，他将鄂军逃将宋锡全捕获正法后，致电黄兴说：“焦、陈被杀，实深痛惜。群龙无首，被迫承乏，延闾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他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诚恳的。由于湖北方面因援军不至，战事吃紧，而湖南又是湖北不可或缺的后盾，其政局安危直接影响武汉前沿，为稳定湖南政局，以免他省生观望徘徊之心，黄兴作出了拥谭固湘的决定。他先后派刘揆一、谭人凤等南旋维持湘局。刘到湘后，即劝解焦部众曰诸君如欲竟达峰之功，则拥护谭以抗满政府。”黄兴还指示在湘的谭人凤、周震麟维护谭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这样，有了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支持，谭延闾才很快稳住了阵脚。他在稳定湖南政局方面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安定革命党人及会党群众的不满或复仇情绪。谭接任都督，旋“即颁示将焦、陈二人以都督礼从优殓葬”，并各给恤银一万两以慰英魂，还准备择地各立铜像一具永久纪念。当梅馨部将书有“焦、陈二都，逆迹昭彰，把持省政，妄作主张。今日授首，与民无关。并非暴动，毋得惊慌”的高脚牌于街头巷尾大肆传扬时，谭立予制止，并“命令部员向焦之党羽婉言相劝，冀为调停”，且令“公署税关一律下半旗”致哀，赞扬焦、陈“厥功甚伟”，只是“办事殊欠手续，刑政不明，致有昨天之事”，谭把焦、陈的后事办得可谓备极哀荣。此外，他还敦请有声望的革命党人“出维大局”，“奔走各首领处，涕泪陈词，谓武汉濒危，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弃，非所以慰焦、陈也众大感悟”，以致于汹谋复仇”等事“遂寝。
第二，对焦、陈生前所安排的人员变动很小。谭延闾为了化解焦、陈部属的怨愤，本着“大难方兴，以静制动”的原则，对“地方知事，非已去不委补，非数辞不更替，各属行政亦不遽于改组”，并且通告各属“凡焦所委任之人，一律照常办公”。谭严戒滥杀，遇难的“焦党”人数很少，仅有巡警总监俞兆龙、张先正、西路招讨使杨任。另外，部永成、谢介僧一度被拘，后脱险。同时，谭对军政府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取消了专为挟制都督而设的参议院，不再设副都督，大大加强了都督的权柄以便左右局势。但是调整的幅度并不大，政府机关首脑仅财政司长、军务部长、参谋部长有所更改。至于军职人员的变动同样很小。完全可以说，军政府大体承袭了焦、陈时的政权机构和人员安排，并无牵动全局的变化，而且仍有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供职于军政府，如洪荣圻任司法司长，新设的筹饷局局长由着名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周震麟担任，参与筹划全省大政方针，拥有很大的权力。参谋部长后来也由程潜接任。所以革命党人仇鏊认为焦、陈事变后，“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总之，谭延闾“所用之人，不拘党派及籍贯，大率效忠革命，或夙着声望者，受命之人，亦以清廉忠勤为主旨，努力从事。虽其中或有叫嚣粗暴之习，然仍力求进步，相与团结”。谭氏的这种用人方略，对于稳定湖南政局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谭延闾以敏捷的行动，光复全省。当时湖南省除长沙附近各地外，湘中、湘南及湘西大片地区，均未光复或稳定，革命敌对势力活动猖獗，全省局势危殆不安。谭氏为光复全省，因派遣得人，迅速平定了湘中和湘南，又采取有力措施镇住负隅顽抗的辰永靖道朱益窨，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使其降服。他又与周震麟商议，派遣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龙璋为湘西巡按使，带兵西进，戡平常德陈斌升叛乱，摧垮湘西各府、县封建地方政权，并颁饷抚慰各营，湘西始定。谭还任命同盟会员谭心休为宝靖安抚使，后者艰苦经营，捕杀土匪恶徒，使宝靖一带秩序迅速好转，确保了全省的稳定。此外，由于谭心休声望素高，他的上任对各属旧官吏影响较大，他们往往是“望风而至”。
由于政权初立，各地股匪肆意招兵募饷，为害地方。为维持治安起见，谭延闾下令严禁私自招兵索饷，违者格杀勿论。同时“以汉族光复，兵事倥偬，内治亦极应整理”，特委龙璋为全省巡按使，“巡按湖南全省，任剿抚事宜，以考察吏治，渥循军民，镇压匪徒，催促自治为职务”，巡按使全权代表都督，权力很大，“所至之处，有任免官吏，会同各路统领调运各处军队，查核行政经费之权”，“如有贪残不法等为害闾里及反对大汉，与民族为难者，置其轻重得以军法从事”，目的是使“满清弊政一律廓清”，以至“国民欢洽，万众一心，成我共和之治”，巡按使的设置，进一步稳定了全省政局。
谭延阊第一次督湘，时间虽不及两载，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外交诸方面却颇有建树。
政治方面：实行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一，以《临时约法》为依据，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立法机关一省议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关——司法司，各县也设有临时司法官，后改设地方初级检察、审判两厅。另外，鉴于民国初建，亡清法律多不适用，刑法尤甚，谭延闾令司法人员编订新刑律，力求符合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定成新的《湖南现行刑法》。(0并通饬各县执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禁止刑讯的命令，还成立了长沙律师公会，颁布《律师章程》。这一切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开风气的意义。
其二，潭政权致力于革除封建旧习。”湖南反正之后，人心望治，尤望除弊，故军政府以刺发、放足、禁烟三者为首先推行之政治”。对于作为满清标志的辫子，下令“凡军民人等，所有辫发，限三日内一律剪去，否则由警察干涉之”。为清除妇女缠足的陋习，在风气闭塞的地方设立放足会以示倡导，劝人放足，还通过议案明确规定禁止缠足。光复各省中，湖南各属抽烟种烟的风气，最为普遍，影响治安与人民生计，莫此为甚。谭将种植鸦片、贩卖烟土、开设烟馆、吸食鸦片等案件均列入犯法行为，严厉加以禁止。“凡各州县及乡镇遍设禁烟分局，编查户口，施放戒烟丸药，禁止苗种，限以民国元年底烟种尽绝，过期有犯，辄枪毙，令甚严”。当时的《长沙日报》、《民立报》等报纸中湖南处决烟犯的报道比比皆是，政府甚至不惜调动军队与抗令的烟民大动干戈，造成流血事件。相应地，谭政权焚毁烟土的数目也相当大，据《民立报》1912年12月29日揭载：“湖南禁烟总公所昨日集焚土膏近数十万两。”谭延闾厉行烟禁，成绩斐然，以至于英国专员来湘调查烟禁，也不得不承认湖南“确已将烟苗铲除净尽，毫无罂粟”，并将湖南归于“无鸦片种植省份”产湖南厉行禁烟堪称全国楷模。
其三，谭政权还采取一些扬善抑恶、汰冗去囍的措施。将县属旧有机构一体改设总务、财政、教育、民政、警察五科，各司其职。为树正气于社会，引发人们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之情，谭下令大建烈士祠，将庚子以来到此次光复诸烈士祀于祠内，并将刘道一、杨卓霖、禹之谟、陈作新等烈士灵柩迎葬于岳麓山，开会追悼，焚椒筑煮以慰忠魂，表扬潜德，俾垂久远。此外，女界新气象也颇为引人注目，提倡女权之妇女团体纷纷建立，如湘省天足会、女子讲谈会、女国民会、女子参政同盟等等。这些团体都得到过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它们活动频繁，为当时全省风气增添了一抹盎然春意。更值一提的是，这时“男女交际自由、结婚自由，男女平权的呼声很高”。总之，谭政权在政治方面的种种措施，无不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和打击，使湖南政治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息。
经济方面：其一，大力整顿财政。改湖南官钱局为湖南银行，设立其它银行十余家。据1931年的《湖南年鉴·湖南财政史略》载民国元年，谭延闾主湘政，始订收支会计科目，改用银元为货币单位，并由湖南银行发行银元、铜元，另更划分国地两税另组国税厅筹备处，旋复成立湖南矿业、实业银行，并许发行票币以活泼金融。财政司还设立财政养成所，由上可窥见谭当时对湖南财政的作为。为解决省库空虚的问题，谭政权决定就省城设立筹饷局，开办国民捐以资挹注，各属设分局，“大募富民钱饷军”，“编査富民，定为百分捐十之法，共筹得三百余万元”，同时采取发行公债的办法，按其认捐数目一律换给公债票，分年摊还。如热心爱国接收公债票，则颁给徽章以示荣誉，国民捐款异常踊跃。为裕财源，谭政府还实行“减政主义”。归并司院，先裁并交通、外交两司及法制院，由都督府特设专科直接办理，其它如民政、财政、教育、实业等司不宜裁撤的则拟合署办公严政府官员“无特别学识者一律裁汰，以免滥竽而资节省”产而都督府各部职员“原尽义务，经元年四月始议薪资”，但水准也相当低，都督谭延闾本人则“纯尽义务，毫未支取”。另一方面，谭政权还革新田赋制度，改良田赋征收，厘除积弊。清政府时期，湖南征收田赋，多为“书征书解”，即州县官吏必须假手“粮书”征收田赋。”粮书”大抵为当地大地主大粮绅，他们精于此道，乃至父子相传，辗转承袭，流弊甚多。1912年初，都督公署颁布《湖南田赋新章》，废除了由历史上承袭下来的苛细扰民的“粮书”制度，规定除1911年的旧赋仍照旧征齐外，自1912年起一律按照新章开征。改革内容主要有：就省内各府、厅、州、县已升科之田，依据“正饱”为标准，课以租税，统称“田赋”，所有从前“地丁”、“屯漕”、“南折”、“秋米”、“果卖”各目一律废除，将田赋分为三等，统一征收项目，计算时以“正饷”为标准，以“长平银”为本位。这样，革除了弊端丛生的户粮书吏包征包解制度，农民缴纳田赋的手续较前简便，不似以前那么苛细繁琐。同时，它将田赋数额固定下来，由政府统一征收，取消其它各项附加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符合其与民休息的愿望。许多地方在“粮书”制度废除后，征收田赋人员仍利用世代相传的“粮书”，限期催缴，逾期收取费用或迳行拘捕，大大充实了省库。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农民时常也为其所累。改革的程度虽然有限，但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是走在前列的。
其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大兴企业。民国肇建，舆论普遍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业已达到，惟民生一项尚须努力。于是从上到下，兴办实业的呼声高唱入云。湖南资本主义工商业素称落后，谭延闾在此实业热潮中“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谭上任不久，便废劝业道，在民政司添设实业科，下设农、商、工、矿四课。元年元月，又将实业科升格为实业司，设总务、农、商、工、矿五科。时值百废待兴，湖南实业机构的设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不仅为旧政权所不及，也为开发湖南实业进行了开创性的奠基工作。为抵制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侵略和倾销，谭本人与黄兴等发起了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还成立了提倡国货会谭与黄兴同为该会名誉会长。”当时有各种工业讲习所，湖南工业总会还设立工钱局以提倡工业，各种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挂牌成立。1912年，谭委任辜天佑在长沙戥子桥工业学校开办湘军工厂，分金、皮两科，所制各物“均异常精美，较购之外洋者未觉多让”，为我省生产五金用品的先导。总之，湖南“自从辛亥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这时期的湖南矿业和商业也颇有起色。谭政权十分注重发达矿务，不仅多处开采，而且委派人员出国考察矿务。为保矿权，恢复矿务总局之名，还在常宁水口山招矿设立冶金厂自行提炼。1910年全省产毛砂2.724万吨，铅砂2553吨，锌砂7787吨，矿砂44吨；到1913年增为毛砂43273吨，铅砂3164吨，锌砂10319吨，矿砂182吨。增长率达三分之一以上。商界更是日趋活跃，不时开辟商场，各类商业贸易频繁，进出口贸易也有明显的增加。由于商业的繁荣，“凡足供人消耗者”，超过清末“十百倍”。谭延闾从政为民，把农林事业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他竭力办了几件有关农林业方面的实事。1911年，组建以龙璋为会长的省农会，专司研究和推广农业技术；1912年元月，将原湖南甲种农业学堂，更名为湖南公立中等农业学堂，并将长沙北门外天坛废址全部拨给该校拓建校舍，同年，将长沙岳麓山三闾大夫祠一带划拨筹建了“湖南省农事试验场”；利用湘南银行公产，在长沙新河建立了“湖南模范制丝工场”产还在省城设立森林局，将水陆洲官地开辟成森林试验场；由于洞庭湖水患频仍，谭下令设立堤工水利总局管理。关于交通业的发展，湘省粤汉铁路由美国赎回以后，谭延闾主张自办湘路。干路既归国有，谭政权又将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改名为湖南铁路公司，计划四条支线与干路同时并举，一为促干路之速成，二可坚股东投资之初心，三可谋湘省最大之利益。株渌线三十里路两个月便告成功，工程之速如此可见一斑。谭亦注重公路事业，1913年春，决定设立湖南军路局，以省方收入节余，建筑长潭军用公路，“从长沙东北郊四十九标营房起，沿照旧有驿道，到湘潭对河盐码头止，共九十余华里”。是年各地同时破土兴工，此为湖南建筑公路之始。由于谭氏很快去职，工程未能如期完成，延至1921年始告竣工。谭政权同样注意维护本省航业的发展。在谭的支持下，黄兴和龙璋等组织汽船公司，意在“收回外溢之权利，扩张自由之营业”，打破了洋商垄断湘省航业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