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为官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并且三者是统一的，都可以归于"养民"这一条上。
曾国藩指出，要正风气，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挥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认为，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宇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耍出于"真心"。
至于"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好。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
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二宇，尤悔颇寡。"并愿"以一勤宇报君，以爱民二宇报吾亲"。
他深知"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所以，他教育军队官兵，除了激励他们的士气，指导行军方略之外，常把禁止骚扰百姓作为头等重要内容。
曾国藩出身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耍求。他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其中以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最有代表性。他在这篇奏疏里讲道，对民众来说，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天下第一。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斗至：石不等，除去佃户分走和抗交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不过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已在二斗上下，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必须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然而，如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非常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必须交纳银两。
老百姓辛勤耕作所得到的是米。拿米去卖钱，则米价太贱，百姓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东南产米的地区，大概一石米能卖三千钱，从古到今，相差不是很远。以前一两银换一千钱，那么，一石米能换到三两银。
今天一两银换两千钱，那么，一石米只能换银一两五钱。从前卖米三斗，能交一亩田税还有余。今天卖米六斗，交一亩田税还不够。朝廷只顾坚守每年征收固定数目，老百姓却无形中增加了一倍的田赋。此外如宅基、坟地，都必须另外纳税。按银价计算，都是从前的一倍。无力交纳的，不可胜数。州县竭尽全力催收，还害怕收不上，往往专门派人帮助征收，官差四面出动，昼夜追赶，鞭棍满堂，血肉狼藉，难道这都是酷吏所做的吗？如果不这样做，政绩考核就不到七分，有被弹劾的担心；贴赔动不动就居千上万，有断子孙财路的忧虑。所以，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且兴办全漕，从十六年以后，年年报告歉收，年年免交缓交，难道以前的人们都善良而如今的人们都刁滑吗？大概是银价太高，不只是官民穷困，国家也深受其害。浙江田赋与江苏大致相似，老百姓越抗交拖延，官府就越穷困，于是就有了"截串"的方法。
"截串"的做法是，上期预收下期的税款，今年预收明年的税款。老百姓不响应，官府就稍微降低他们的价钱，引诱他们交纳。预收太多，缺口太大，后任官员就无税可收，使得奉职守法的官吏也没有自全的办法。而贪官污吏更能以此为借口鱼肉百姓、巧取豪夺，蛮横无理，一点也不顾忌。江西、湖广等地的税额稍轻，然而自从银价高涨以来，百姓完成纳税任务越来越痛苦。官府追缴恫吓也越来越严酷。有的本户完不成任务，就锁拿同族中较富裕的人家。
责令他代为交纳，有时甚至锁拿他们的亲戚，关押他们的邻里。百姓怨恨，便奋起抗拒，以致造成大案。如湖广的耒阳、崇阳，江西的贵溪、抚州，这四起大案的发生，虽然民间具有刁蛮的习气，但也因为银价成倍增长，官吏滥收赋税，差役滥用刑罚，真有越来越难以生存的趋势。我所说的民间痰苦，这是其中之一。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生。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心腹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将难以预测。近来听说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将要前去捕捉，事先贴出告示，等到了那里，牌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
差役则讹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案件不能了结，赃物不能追回，而当事人家里就已破产了，最后只能忍气吞声，无力再告。即使再告，侥幸能够发兵会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盗贼串通一气，临时得些好处，将盗贼放走，一点也不着痕迹；有的反借盗贼的名义恐吓村里的老实人，勒索大量财物，如果不给，就说他是盗贼的同伙，烧掉他的房屋，将他戴上枷锁；
又有的责成那人的同族或邻里，命他们绑着盗贼来献，直至押送到县上，又向他们索取收押和转送的费用。所以，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当事人焦头烂额，即使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邻里，也都是重者倾家荡产，轻者受到牵连，到处都是这种现象。往年嘉庆年间的川陕之变，盗贼头目刘之协本来已被擒获，太和县贪图钱财，又把他放了，这样就酿成了大乱。如今那些低劣败坏的兵役，养盗纵盗，到处都是。每当想到这些情形，真让人感到寒心。我在刑部看到在防盗方面玩忽职守的文件，有时每天多达数十份，而来京城的旅客被劫却不上报、上报却又不准的，更是数不胜数。南方的会匪名目繁多，有的十家当中，就有三家从贼，良民被迫加入到他们中间，心里知道他们是错的，却还要送交金钱、准备酒食，以满足盗贼的要求，换来暂时的安宁。我曾经详细询问州县避忌盗贼的原因，他们也有难处呀。刚去捉拿时，有拒捕的忧患；押送盗贼到省城时，有被劫的忧患；层层转送，道路数百里，有任务繁重的忧患；到处要钱，押送费用数百金，有贴赔的忧患；有时报告盗情却未抓获，就会被按期限参劾；有时上司喜欢粉饰政绩，就会被视作多事而遭到斥责。倒不如按惯例避忌掩饰，反而能够安然无事。因此，盗贼越积越多，横行乡里，而良民就更没有高枕无忧的日子了。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三是冤狱太多，百姓冤气难申。我自从代理刑部以来，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有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原告的得失都已水落石出。此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一点没事。
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杖打一百：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以进言为借口，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的军队中。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谁会相信呢？即使百姓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谁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的。有交给督抚审讯处理的，有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的。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十人饱尝痛苦。
往往很小的案件，却多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
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务必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必须采用平价的方法。
正是由于爱民，曾国藩才赢得了民心。尤其是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功的，而这一切，都是与其爱民、养民的想法和行为有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