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杂说上）：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本书（原注：谓《管子》、《晏子》也）。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烦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案：《六家》篇言《晏子》等子部书名《春秋》，与编年体之《春秋》不同。程干帆先生日：“数语盖致疑于司马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推迁之意，二家盖效法孔子之修《春秋》而有作也。纪昀云：‘《春秋）本以错举四时而名。其不编年而称春秋者，则以褒贬之义附乎《春秋》耳。’吡言盖能得马迁之意。然孔子以前，早有未修《春秋》，不闻其书为编年之体，寓褒贬之义。是纪氏之言，马迁之意，局就今《春秋经》言之，或无乖迕，而谓《春秋》之始，即以错举四时得名，则未必也。”张舜徽先生认为古代以“春秋”名书者可分为论理之春秋和记事之春秋两类，张先生日：“上世坟籍，以‘春秋’标题者，盖有二体：有论治乱存亡之理者，有记治乱存亡之事者。若《韩非子·备内篇》引《桃左春秋》日：‘入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此论理之春秋也。孔子日：‘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于是但记事实，不杂议论之春秋，乃成定体。他若《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之类，皆摘取史实，参以议论，以明致治之要，故仍得以‘春秋’名书。《吕氏春秋·序意篇》日：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此一语也，实综括上世春秋二体而统言之矣。”张先生之分析，圆通而周骸，似可息子玄之争议。严挺《晏子春秋辨证》引陈直则日：“案列国以来，‘春秋’名书之义有三：有纪一人之事者，《晏子春秋》是也；有成一家之言者，《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是也；有记一时之事者，《楚汉春秋》、《吴越春秋》是也。名虽同，而派别微异。”《陈氏分春秋之书为三类，可备一说。又周勋初先生《韩非子札记》别有一说，其书页155有云：“考先秦古籍以《春秋》取名的很多，但也只有三种命名的情况：一种是记载国家历史的标以国名的‘春秋’，如《鲁春秋》、《燕春秋》、《齐春秋》等；一种是以个人为名的国史著作，如《左氏春秋》；一种是以个人为名的政论著作；属子书范围，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就是。”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可见，周秦时以“春秋”名书者，初非一途，性质各异，未可一概以错举四时之编年体《春秋》绳之。
杂说上篇诋马迁撰《孔子世家》与《管晏列传》取材标准不同，去取不当。浦起龙日：“《论语》从何处节采，刘子能见萁大。至史公之传管、晏，论其轶事，意固别有感也，然以史法绳之，毕竟刘言为正。”刘咸忻于浦说颇不以为然，其《史通驳议）有云：“浦说乃骑墙之论也。作《孔子世家》，不用《论语》，将用何书？（论语》记言，《世家》记事，剪裁而用之，各自成体，《本纪》托始‘五帝’，不得不译《尚书》，《孔子世家》特尊孔子，不得不载《论语》，‘列传’则于已见《左氏》、《国语》与有专书者略焉，而举一二轶事以明例，各有用意，不为矛盾，史家独断，言岂一端。知几但持一切之法，岂可与言别裁乎！”张先生反驳知几所论有云：“史公多采，《论语》旧说以撰《孔子世家》，适所以表章儒学也。若谓其书既行于讲肆，列于学官，为学者所习知，不合采以人史。则《尚书》、《春秋》，亦早置博士，日在人间，史公掇取其辞，分载《本纪》、《世家》，学者奚为不病其烦费耶？至于百家之言，丛杂猥多，非可尽取。故史公论列诸子，但叙其行事以为之传，又不第管、晏为然。”西张先生之言，盖得史公之意也。
《晏子春秋》之作者与成书年代，异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吴则虞先生否认了前人三种说法：一、晏子本人写作，二、墨子门徒假托，三、六朝人伪造。吴先生认为：“《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既不在毛亨之前，又不在韩婴之后，那么大约应当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晏子春秋》的成书，极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在秦国编写的。”董治安先生详细驳斥了昊说，他和高亨先生观点一致，坚信《晏子春秋》成于战国时代，可参看《文史哲》1962年第二期董治安《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一文。笔者取成书战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