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次》：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如斯舛谬，不可胜纪。
《品藻》：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纩无闻二录。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日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
《鉴识》：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案：《编次》、《品藻》二篇论老韩同传自相抵牾深为学者訾议。翟先生日：“考《南史·王敬则传》：‘后与王俭俱即号开府仪同三司。时徐孝嗣于崇礼门侯俭，因嘲之日：今日可谓连璧。俭日：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是马迁以老、韩同传，南朝已有非之者矣。钱大听《甘史考异》卷五《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条》云：‘申、韩之学，自谓本于老子，而实失老氏之旨。史公自序述其父说，道德与刑名各为一家，而与此赞又明辨之，言其似同而实异也。说者讥韩非不当与老子同传，盖未喻史公微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索隐改补皆非条》论司马贞欲分老子与尹喜、庄周为一篇，韩非别人《商君传》末云：‘老、韩同传，正以老子清虚，不有其身，故无情则瑟入于深刻，故使同传。今乃谓其教迹全乖，而欲移之，真强作解事。’子玄于此是非，自相矛盾，姑不置论，而以同传之故归之‘据称述者，书有子名’，全昧马史辨章流别之义，皮相之谈，疏亦甚矣。”。
又梁玉绳日：“昔人以老、韩同传为不伦，《史通·编次》篇深訾之，小司马补《史》亦云不宜同传，直令韩非居《商君传》末。然申、韩本子黄、老，史公之论，自不可易，并非强合。况《韩子）有《解老》、《喻老》篇，其‘解老’篇，创为训注体，实五千文释诂之祖，安知史公之意，又不在斯乎？前贤妄规之也。”。
《品藻》篇论合传之例，亦深为学者訾议。张舜徽先生日：“刘成圻《史通驳议》日：‘此足见知几于史家铨配列传之法所见甚浅。老、韩同传，明道法之源流。董、袁合编，著争裂之原起。岂止如知几所言而已乎？若知几言，则诸史英雄同时者多矣。何不皆合之耶？’刘氏此言，指斥知几轻于立论之失，深中肯綮。大抵史家立传，或分或合，恒视其书之义例而定，初未可一概论也。取舍分合，史家自有权衡，实亦无一定成法也。知几之病，恒喜自作一例，以上衡古人，此其所以乖舛。”
《鉴识）篇言《老子》书之兴废流传，可与刘知儿开元年间上《老子注议）参看。刘知几尝与司马贞辩论《老子》河上公、王弼注之废立，《册府元龟》卷六O四学校部奏议上载刘知几《老子注议》日：“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乃以为号。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尔。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讹，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而况有识者乎”？岂如王弼，英才俊识，颐徽索隐，考其所注，义旨为优。豁黜河上公，升王辅嗣，在于学者，实得其宜。打《册府》载子玄又上言日：“臣才虽下劣，而学实优长，窃自不逊，以为古已来未之有也。尝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讹舛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去月十日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臣等草议，请行孔、王二书，牒礼部讫。但今庸儒浅识，闻见不周，可与共成，难与虑始。盖孔父有言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此则今古循环，愚智往复，岂前者必是，而后者独非乎？是以《老篇》、《庄子》兴于晋代，《公羊》、《谷粱》寝于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凯而方著，《尚书》孔传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叛乃觉悟，承袭既久，近辄驰张。”。此段议论，与《鉴识》篇一脉相承，可互相印证，然以循环往复之时命论释《老子》等书之兴废，殊失妥当。书籍之兴废，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非徒关于时命，此又知几之时代所难以认知也。
《册府元龟》卷六零四又载司马贞议《老子》二家注云：“《老子道德》者是为玄言，注家虽多，罕穷厥旨。河上盖凭虚立号，汉史实无其人。然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诚，大可以宁入安国。故顾欢日，河上公虽日注书，即文立教，皆没略远体，指明近用。斯可谓知言矣。王辅嗣雅善玄谈，颇采道要，穷神明乎橐箐，守静默于玄牝，其理畅，其旨微，在于玄学，颇谓所长。至若近入立教，修身弘道，则河上为得。今望请王，河二注，令学者俱行。”司马贞并行不废之议较之刘知几立王废河之议圆通，易约人接受，故开元七年五月五日诏令河注仍旧行用。
四库馆臣虽然肯定刘知几不用河注之议，但仍录河注备一家之说。《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老子注二卷提要》云：“《唐书·刘子元传》，称《老子》无河上公注，欲废之而立王弼。前此陆德明《经典释文》，虽《叙录》之中亦采葛洪《神仙传》之说，颇失辨证。而所释之本则不用此注而用王弼注。二人皆一代通儒，必非无据。详其词旨，不类汉人，殆道流之所依托欤。相传已久，所言亦颇有发明，姑存以备一家可耳。”至今日治《老子》，当摒弃先儒之争，从文献足征之立场出发，各家注释，固当互相比勘，择善而从。诚如张舜徽先生《老子疏证序》所言：“注说《老子》的，唐以上有河上公和王弼两家注并行予世。河上公注本，显系后世伪托，前人早已论定。但即使出于魏晋人之手，到今天也成了很早的注本。况其中保存不少精义，深得作者用心，有时远胜王弼之注，较后起诸家更为超逸。流传至今，仍不可废。可与王注并行，截长补短，足以相益。”又今入治《老子》，可见到古人不及见之珍贵文献，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老子》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