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一个意义较明确的词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给“批评”一词立了两个义项：“（1）指出优点和缺点；（2）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批评”一词的含义与“批判”相近，《现代汉语词典》在“批判”条目下也有两个义项：（1）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2）批评。旧词典上的解释，从语义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批评”一词的基础。然而，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批评”，其实际内容远比语义学所提供的解释要丰富得多。不同的学科，有各自不同的批评，如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史学批评等。不同学科的批评由于性质、对象和任务不同，又各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特定的解释。即使是同一学科的批评，由于评论家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也自然会存在某些理解上的差异。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强求统一。
怎样理解“史学评论”？迄今似未见到有什么定论。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第四章第一节“史书”的体裁竹中提出：“历史评论，是专就史事、史书或史学进行评论或论断。这是不同于一切以历史叙述为主的一种体裁。”翟林东先生发表在《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上的《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一文指出：“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称作历史评论。”白氏、瞿氏看法，大同小异，简单明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事实领域，一是批评领域。史学首先是确立事实，这主要靠历史记载学，历史编纂学、考据学等来实现；然后才是对已确立的事实进行认识和评价，这主要靠史学批评来实现。实在的历史事实与人们已确立的历史事实是有差距的、有矛盾的，实在的历史事实永远只是在一种相对准确或相对近似的意义上被人们所确立。当基本的历史事实被确立之后，如果没有新出现的重要的文献来改变这一基本事实，那么，史学的主要任务便只能是批评。比如“秦王朝迅速灭亡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被汉代史学家确立之后，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对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进行不断地批评。这一批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赋予批评以新的内涵。批评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现实社会需要从历史中获取什么，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的形式和技巧。批评包含有理论研究，批评水平的提高与理论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同步发展的。史学的繁荣，有赖于批评的繁荣；史学的自觉，体现在批评的自觉；史学的危机，往往是批评的危机。
历史事实是史家用文字和史书来确立的。史家如何确立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确立如何成为可能，史书中表现出什么样的史学思想、采用什么样的叙事形式和技巧等许多问题，就必然成为史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一方面的史学批评对繁荣历史学尤其具有很直接的意义和作用。自然应该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下文谈“史学批评史”的任务时还将论及）。
史学批评是一种历史认识论，批评主体（批评家或批评者）按照一定的史学观念和价值标准来认识和评价一定的已确立的历史事实。当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史学作品是确立历史事实的主要形态时，各种性质的史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自然是史学批评的最基本的对象。因此，中国把史评对象限于批评史事和批评史书的传统看法是有道理的，虽然不免失之简单和狭隘。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社会的日新月异，史学必然会发生一些重大转变。如果将来确立历史事实的主要形态不是用语言文字来记载的史书，而是新的历史信息的载体，如纪录片、电视录像、缩微胶卷、录音带、照片等，那么，史学批评的形式和对象也会随之而变。
什么是“史学批评史”？史学批评史就是总结和分析史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批评史有哪些任务？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史学批评史首先要研究史学批评家或批评者及其批评作品，中国古代纯粹的史学批评家很少，许多人是兼历史编纂学家与史学批评家于一身。对于这类史家，史学批评史只侧重其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见解和成就，而将他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留给史学史去总结。如司马迁的《史记》，史学批评史关注的是“太史公日”及《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之类的序论文，而不太关注纪传体的来源与综合以及年表本身的内容。有些人在史学史上可能有较高的成就，但在史学批评史上不一定有较高的成就。有些史家，即使是比较优秀的史家，如果他没有提出过有价值的、有新意的批评意见，那么，史学批评史也不一定有他的地位。相反，有的人即使是在历史记载学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毫无成果，而只要他在史学批评方面有突出的贡献，那么，史学批评史就给他留下一席之地，甚至给予较高的评价。如刘勰虽然没有写过什么史书，但是《文心雕龙·史传》篇对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作出特别的贡献，其在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至少不亚于《汉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些人谈不上是批评家，准确地说只是批评者，只要他在史学批评方面有些真知灼见，即使是随感散论式的吉光片羽，史学批评史也有必要加以整理、研究和表彰。总之，史学批评史把批评家或批评者的“史识”放在第一位。
2.中国史学批评史还要研究一些有意味的史学现象。上文已述，中国古代史学在确立事实领域里的发展是持续而稳固的，但是在史学批评领域里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中国的历史记载学与历史编纂学的富有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史学批评的相对贫困作为代价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严密控制和横加干涉下，中国官方的正统史学基本上不受批评的约束，史学作品不是为了交流评价而存在，只是为了确立事实而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巧妙地建立了起居注、实录等一系列记载制度来确立历史上重大事实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形象与地位。绝大部分的史学家以修史为荣，以修史为己任，一般并不注重史学批评，无意作一个专门的史学批评家。即使像刘知几这样杰出的史学批评家，也只是在修史过程中同监修发生矛盾和冲突而又不愿意屈服以后才退而作《史通》。如果他能比较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修史大任，他是不会也无暇去写《史通》的，这类与史学批评休戚相关的史学现象是值得史学批评史深入研究的。那些受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一心理结构影响的传统史学观念（如重视事实、轻视批评等）也是史学批评史应当重点考察和分析的。
3.中国史学批评史还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形式、方法、概念及范畴等。文化传统不同的各民族在确立事实和评价事实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原则体系。像“《春秋》笔法”、“论赞”、“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实录”、“曲笔”、“叙事”、“六经皆史”等是我们民族特有的史学批评的形式、方法、概念和范畴，犹如文学批评史上的“意境”、“神韵”、“文气”等一样。我们应当重视和珍惜这份史学遗产，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剖析。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批评专著在这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我们不仅要分析和总结古代史学批评家或批评者已经抽象出来的形式、方法、概念和范畴，而且还可以运用现代的史学理论从古代史学作品中抽象出一些新的批评形式、方法、概念和范畴。史学批评史要扩大视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比如笔者在本“导论”第三章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形式和特征时，从文学领域抽象出“诗体的史学批评”、“小说体的史学批评”以及“戏剧体的史学批评”三类，是否妥当，可以讨论和批评。史学批评史至少不应当放弃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
4.中国史学批评史还要研究史学批评与其他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如史学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史学批评与经学发展的关系，史学批评与书籍的物质形态的关系，史学批评与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的关系等都是史学批评史不能不涉及的问题。思想史、历史哲学对史学批评的影响，为什么史才少、文士多，为什么史论逊于文论，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等问题也可以在史学批评史里进行研究和讨论。中国的史官制度、科举制度等政治制度是如何不利于史学批评家大量涌现的，中国封建社会封闭的小农经济体制以及重农轻商政策是如何通过其他中介对史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牵涉面广，史学批评史也不能不加以审慎地分析和研究。
5.中国史学批评史最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力求通过总结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规律，通过批判地清理史学批评遗产，从而对当代史掌批评的发展有所借鉴。当代的新史学，由于装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比起旧史学来说有了质的飞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解决了不少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在史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和部类中，发展是不平衡的，如史学批评方面成就并不太理想。多年来，我们已经编写并且正在编写大量的通史、断代史，但是迄今没有一部对这些断代史、通史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系统分析的批评著作，仅仅只有一些单篇的书评是远远不够的。轻视史学批评的倾向和观念依然存在。瞿林东最近发表的《谈史学评论》一文已涉及这方面的有些问题。现在，有不少入谈论史学的危机，我认为克服危机的出路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史学批评。
当代的史学批评有许多古人和前贤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批判武器，自然科学家不断以其辉煌成就向社会科学输入新理论、新方法。包括史学观念在内的各种思想观念都在不断地迅速变革。史学批评完全有能力在这种适者生存的竞争中求得新生。
我相信，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日益进步，随着史学工作者理论思维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不仅能够科学地总结出中国史学批评发展史，而且还毖然能够产生许多大大超越古人的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
中国史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能否发展起来，需要讨论、需要时间来检验。中国史学批评史的任务不可能只有一种构想，正如同史学史、史学概论等学科迄今仍有分歧一样。判断一门学科的价值和意义，重要的不在于名目上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实际的研究成果。笔者种下史学批评史这颗种子，并力求通过辛勤的劳动，收获自己希望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