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设中国史学批评史，就必须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形式和特征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和整体的把握。过去人们谈到“史评”这一概念，一般又分为对史事的评论和对史书的评论两部分（下文还要谈到这一点）。本文使用“史学批评”的概念，讨论史学批评的形式，是把这两部分包括在内的。评论史事，更多地涉及客观历史发展变化的理论（或称为历史理论）；评论史书，更多地涉及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发展变化的理论（或称为史学理论）。我个人认为这两部分相互联系，难以截然划分，它们可以在以思想理论分析为主旨的“史学批评”的名义下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我们的视野也许比较广阔一些。下面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内容有：据鲁亲周，常事不书，详内略外，尊王攘夷，一字定褒贬等，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一字定褒贬。”“《春秋》笔法”，可以理解为一种文章修辞法，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编纂方法，也可理解为一种历史批评方法，笔者是在后一意义上来进行讨论的。所谓“一字定褒贬”，就是比较严格地规定选词用字的义例，通过“杀、诛、弑”、“侵、伐、战”……这些有特定含义的字来表达一定的褒贬善恶的批评功能。这种史学批评方法的出现，应当说与当时比较落后的物质基础分不开。春秋时代，在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以及文献储存和流通手段的限制下，史书里不可能产生长篇大论式的史学批评。各国的史官要维护本国的利益，记载符合本国人情感的历史，就必须在语言的最小单位“字”上下功夫。春秋时的百国春秋，现在无法见其原貌了，姑且不论。现存唯一的比较完整的《春秋》，据说经过孔子的修订。由于孔子逐渐取得圣贤的地位以及《春秋》被推尊为经书，“《春秋》笔法”便成为后来不少史家利用史书来进行史学批评的一种典范。
“《春秋》笔法”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确立并扩大了史学批评社会的职能。如果没有“《春秋》笔法”，就不可能有《孟子》所谓“乱臣贼子惧”了。“《春秋》笔法”等于是赐给中国史官的一把决定历史是非的“尚方宝剑”，有了这把宝剑，才使中国的史学事业虽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甚至要冒杀头的危险，但仍然令人羡慕和向往。“《春秋》笔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和丰富了中国人的历史感。在一个喜欢回顾历史并且又有漫长悠久的历史供他回顾的民族里，每一个有可能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历史人物，大都会把身后名看得极为重要。这种民族的心理结构反过来又加强了“《春秋》笔法”批评社会和历史的效用。中国古代史学的威慑力量在世界上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代宰相韦安石才感叹：“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四库馆臣才向乾隆皇帝献媚说：“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
“《春秋》笔法”虽然有圣贤的招牌，但却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刘知几在《史通》里就挑过它的不少刺。学习“《春秋》笔法”的《新五代史》也因此贻人口实，为人所病国。章太炎批评朱熹《通鉴纲目》、乾隆御批《通鉴辑览》时说：“作史而存《春秋》笔削之意，本非所宜。其谬与《太玄》拟《易》相同。盖以一入之私意为予夺也。其有自以为无误而适得其反者。笔削之书，孔子而后，世无第二人。太史公、司马温公所不敢为，而后入纷纷为之，不得不叹《纲目》为始作之俑也。要之，褒贬笔削，《春秋》而后，不可继作。”今天也有人认为此法“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以个人主观来定褒贬。这种用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即所谓‘《春秋》笔法’，对后来史家起了很坏的影响”。
“《春秋》笔法”的问题，我认为不在于以个人主观意识来予夺褒贬，会产生违背史实的后果。史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主观意识活动，任何褒贬予夺都不可能做到公正无误。“《春秋》笔法”的根本问题在于这种批评方法只是一种比较原始和简陋的形式，它既限制了史家生动活泼的叙述自由，又无法给史家提供充分发表议论的批评机会。我把这种仅仅靠文字的有限义例来实施批评职能的“《春秋》笔法”称为一种潜在的史学批评，即一种不成熟和未独立的史学批评。严格说来，“《春秋》笔法”是不可模仿的，其道理就在这里。随着历史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历史编纂的规模日益扩大以及史学批评的需要日益加强，“《春秋》笔法”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到了《左传》和《史记》，便以“君子日”和“太史公日”的形式改革和发展了一种新的史学批评方法。
2.“论赞”体的史学批评
《左传》的成书年代有争议，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我同意这种看法。《左传》中的“君子日”，则比较麻烦。有入认为是《左传》本身固有的，有人认为是古文经学家的附会，或者就把伪造的“罪名”安在刘故头上。从内容上分析，“君子日”确有与《左传》本文不相吻合之处。在没有强有力的左证下，这场官司恐怕很难断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只好暂时冷落一下《左传》中的“君子”。
司马迁写《史记》，没有亦步亦趋“《春秋》笔法”，而是创立了“太史公日”这种史学批评形式，这是司马迁的聪明之处，也是中国史学批评的一大进步。由“太史公曰”而发展为后来的“史臣日”，这种统一的、固定的“论赞”体的史学批评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得到长期、广泛的采用。
“论赞”体批评模式的确立，突破了“《春秋》笔法”的束缚，扩展了史学批评的空间。史书作者，因事立论，于正文叙述之外，单独地发表评论，虽然比较简要，但是它起到了对所记叙的历史事实进行带有综合意味的评价作用，使史家的历史观点、思想倾向和才识见解得到了较集中的表现。历代史书的论赞中不乏真知灼见。由于不少史家十分注重论赞的撰写，因此有许多论赞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文采飞扬，耐人寻味。历代史书的论赞，是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
“论赞”体的批评模式的进步意义是在一个整体里把叙事和批评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仅靠事实说话的不足。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划分，后人才有可能把历代史书中的论赞抽出来，编成集子，如宋人编集有《历代史赞论》五十四卷，明人编集有《全史论赞》八十卷。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论赞”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在《昭明文选）里称作“史论”，它与古典目录学中的“史评”类名，既有一定联系，又有所区别。古人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往往是模糊不清而混用的，因此才会出现同样属于“史论”的论赞体的书，《历代史赞论》被《郡斋读书志》收入“史评”类，而《全史论赞》则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史钞”类。
“论赞”体的批评模式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总结和批评历史的便利，然而获得这种便利却付出了较高的代价。这种一成不变的批评模式，对中国史学批评发展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它促成了一种稳态的内循环的批评系统，许多有才识的史家都满足于这种就事论事的三言两语的史学批评，此外不再去积极主动地写作比较抽象的成体系的批评专著。因此，我把这种紧紧依附于叙述之后的批评模式称为半独立状态的史学批评。
“论赞”体的批评模式的一个弊病是迫使史学批评走向僵硬化、程序化口不管有没有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反正每一篇都写一段论或赞。由于各个史家的见识和才能有高下之别和大小之分，所以历代史书中的论赞呈现出的批评水平悬殊，重复的意见时有所见，陈词滥调也屡见不鲜。刘知几对于论赞作用的认识虽然比较偏激，但他指出其弊病却比较中肯。《史通·论赞》篇有云：“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日；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浦起龙肯定刘说日：“论赞二字截讲：其于论也，辞严而不摈；于论后之赞，则辞决而加绝。自是唐后诸史，有论无赞，皆阴奉其诫。可知刘说之当理也。”
司马光是位非常重视史论的史学家，他也许吸收了刘知几的意见，《资治通鉴》在运用。论赞一体的批评模式时，似乎想有所变通。据柴德赓先生统计和研究：“《通鉴》共有一百八十六篇论，其中分两类，第一类以‘臣光日’三字发端的，是他自己的议论，共一百零二篇。第二类是历来史家原有的论赞，他认为对的，移作《通鉴》的论，这样的论有八十四篇，自苟子、贾谊……以至……李德裕、欧阳修等，少则一篇（太史公亦止一篇），多则十篇（裴子野十篇）。这些论最多的一卷中有五篇，也有几卷十几卷没有一篇论的。大抵事情善恶很明显的，不需要作论。刘知几《史通·论赞》篇所谓‘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通鉴》正是这样。”司马光的做法既使批评达到有感而发，宁缺勿滥，又避免了老生常谈和重复烦琐的毛病，应该说很是费了一番斟酌的。
不管司马光怎样变通“论赞”体的方式方法，这种批评模式先天具有的程序化、僵硬化的毛病是难以克服的。因此，后来有入干脆主张放弃“论赞”体批评模式，如明代宋濂等修《元史》就不要论赞，清代毕沅修《续资治通鉴》也不学习司马光的办法。他们的态度一方面受轻视史学批评、重视让事实说话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参看前文所论），另一方面也说明“论赞”体的批评模式逐渐在走向日暮途穷。
3.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
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起源于战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都是通过对历史的议论而后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他们的著作并不单纯是议论之书，而大都是记载了有关历史人物言行而加以评述的。”借助历史事实来论证本学派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内容，确实是诸子书的一个特色。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卷十《新序辨证》引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云：“诸子书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盖文章体制不同，议论之文，源出于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纪事之文出于史，考证之文出于经，则固不得如此也。”余氏称赞这种看法“真能知古人著作之例”。它有助于我们对诸子书史论性质的认识。诸子书究竟不是历史书，诸子主要是思想家、哲学家或政治家，不是史学家，这种性质规定了诸子书中史学批评的限度。有人认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普遍现象。某些诸子书中的史学批评，是“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这种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评述来进行推理活动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思想史带有较浓厚的叙事性色彩，它与《老子》这类“离事言理”带有抽象思辨色彩的思维方式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真正开议论文体史学批评风气的不能不推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在回答“为什么强大的秦王朝很快就灭亡了”这样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时，著名的《过秦论》取得了权威性阐释和批评的地位。因此，司马迁不惜笔墨，在《史记》里再三加以引用。这是统一的中国第一次严肃的历史反省，而且主要靠批评的手段，即议论的手段，而不是叙事的手段。《过秦论》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奠定了运用议论文体进行史学批评的基础。它以其严密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目的性提高了史学批评的“史鉴”功能。贾谊及其《过秦论》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晋代陆机“言吴之所以亡”之《辨亡论》，显然是步《过秦论》之后尘，而唐初君臣讨论隋帝国何以速亡时也可见到《过秦论》的影子。南朝宋时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自序》中也不无得意地自夸其《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
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由于不受篇幅的限制，一般的说，它可能比“论赞”体的史学批评写得更从容、更深刻。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中有关历史问题的策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的发展，唐穆宗长庆元年甚至有人提出请立“三史科”。历代文人的别集里保留了不少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的文章，这一类文章数量巨大，其思想内容，史学水平只能是醇驳并存，瑕不掩瑜。要总结这类文章的成就和价值，还需要做长期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总之，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的范围相当广泛，历代一切以批评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题旨的单篇议论文都属于此列；历代各种历史书籍中的序跋文，不论是侧重批评史事，还是侧重批评史书，也都可以划人此列。这种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一般题旨明确，篇幅较长，有头有尾，自成一体。因此，我把它称作独立形态的史学批评，即不依附于叙事本体的批评。要分析议论文体的史学批评的各个细部特征，需要划分很多屡次，进行很多专题研究，显然，这不是本书所能解决的问题。
4.诗体的史学批评
所谓诗体的史学批评主要指咏史诗（包括唐、宋以后的咏史词）。咏史诗的起源固然可以追溯到《诗经》雅、颂部分歌颂商周先祖丰功伟绩的作品，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咏史诗，则始于班固赞美汉武帝时孝女缇萦代父请罪事迹的一首五言古诗《咏史》。中国咏史诗权舆于史学家班固，这似乎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
咏史诗从汉魏到晚清，数量繁富，蔚为大观。梁昭明太子编《文选》专列“咏史”一类，共收录咏史诗作者九人，作品二十一首。粱以前的咏史诗成就可借此窥见一斑。《文选》辟“咏史”类，不仅是文学创作题材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且标志着中国文入开始重视利用文学体裁来进行史学批评。《文选》长期以来作为少儿的启蒙教材，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诗体的史学批评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唐以后，随着文学创作活动的繁荣和高涨，咏史诗也呈现出繁花似锦、千姿百态的局面。唐以后还出现大规模的咏史组诗和专集。如唐代胡曾有《咏史诗》百五十首，周昙有《咏史诗》八卷一百九十五首；宋代刘克庄有《杂咏三百首》；元代杨维桢有《铁崖咏史》八卷；明、清两代咏史专集则更多。《中国丛书综录》把咏史诗词列入史部史评类，并著录七十五种专集。我认为《丛书综录》的分类思想是可取的。咏史诗的大规模创作说明中国文入批评历史的趣味非常浓厚。咏史诗的兴盛，有时是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如元代，咏史诗和题画诗成为诗坛的两大主题，就深刻反映出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政策和民族意识。明末清初的咏史诗也具备类似的特征。
数以干计的咏史诗，从历史和文学的相关点上构成了中国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分支。
咏史诗的作者分布极其广泛，情况也相当复杂。有像王安石这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也有像李清照这样才情婉约的女文学家，有像刘知几这样的史学批评大家，其咏史诗却不为世人所知。也有像胡曾这样的诗人，其他方面无所建树，但其咏史诗却流布甚广。总之，由于咏史诗作者的时代背景、政治立场、思想水平、生活阅历、史学修养及文学修养等方面的差异，咏史诗的成就高下不一，史学批评的价值大小不一。即使是歌咏同一历史事实，结果也只能是见仁见智，大相径庭。
有的咏史诗从诗的角度欣赏是成功的，但从批评的角度分析却是迂腐的；有的咏史诗可能相反，诗写得不怎样，见解却相当精辟。有的作品也许两个方面都很精彩或者都很糟糕。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史学批评史所关心的首先是咏史诗的批评价值，这是由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区别所规定的。
咏史诗带有作者当时当地特定的个人情感，它虽然以已往的历史事实为创作题材，但现实感往往比较强烈。所谓借古喻今、托古讽今、怀古伤今，发思古之幽情，浇胸中之块垒等词汇，均可用来描述中国咏史诗的普遍特征。不仅前朝的历史事实可以被后代作者以不同方式、不同见识进行反复的歌咏或批评，而且本朝的历史事实也常常为咏史诗批评的对象，如中晚唐诗人笔下的安史之乱等，这一类咏史诗有其特殊的批评价值，诗体的史学批评，一般受到体裁的严格限制（如咏史诗常用七言绝句等体裁），一首诗中不可能对某一历史事实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而只能选取一两个作者感兴趣的侧面和问题，用精炼的语言进行形象的概括。我们既要把咏史诗作为史学批评来看，又不能不将它与一般成文的史学批评有所区别，前者始终具有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形象与情感（不排斥议论、推理等逻辑思维）；后者主要靠议论和推理（不排斥形象和情感等形象思维）。因此，我将诗体的史学批评称为形象和情感的批评。下面讨论的小说体和戏剧体的史学批评也都属于这一类的批评。
5.小说体的史学批评
所谓小说体的史学批评范围主要指宋以后的“讲史”话本及明、清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其实，宋以前，中国小说的叙事及批评的形式特征，就与史书列传体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岑仲勉先生《隋唐史》（下册）第二十六节“学术与小说”中指出：“唐人小说实脱胎于史之列传，故依然袭用传、赞、论之体裁《聊斋志异》作者所由以异史氏自命也。”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传纪在形式上的天然联系，使得小说这种文体必然发挥着某种历史评论的功能。宋以后历史小说的繁荣尤能见出这一点。
“讲史”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技艺，它的起源，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讲史’渊源于唐代民间讲说的历史故事”；“一是认为‘讲史’渊源于晚唐的《咏史诗》，著名的如胡曾、周昙等人的作品”。讲史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民间艺人通过这种文艺形式把史书所记载的历史通俗化，通俗化的过程可以描述为：书面的历史（正史）口头的历史（讲史）斗通俗化的书面历史（“讲史”话本）。“讲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评史，“讲史”把中国史学批评的权利从官方的神圣殿堂下放到民间的瓦肆勾栏。评讲历史不再是少数帝王和史官儒臣的专利，它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普遍爱好和需要，成为民众文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史”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胡士莹总结了“讲史”的七个特点：“1.取材历史，作不同程度的虚构；2.讲说前代兴废之事，着重于政治军事斗争；3.线条粗略，风格雄浑，长于铺叙议论；4.基本上采用正史的书面语言，但讲说者也增饰一些当代口语，成为半文半白的文体；5.篇幅漫长，节目繁多，采取分回形式；6.讲史的基本政治倾向，在宋代是反对暴政、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混战害民，希望全国统一与和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改良政治的愿望。与铁骑儿合流以后，则大量增加了反抗民族压迫的内容；7.在艺术上以‘记问渊源甚广，讲得字真不俗’为胜。”胡先生还归纳了“讲史”话本的体制有三个特点：“一、篇幅漫长，分卷分目”：“二、‘开场诗’和‘散场诗’”；“三、断代编年的叙事方法”。
从上述特点中不难看出利用“讲史”来进行史学批评的长处。“讲史”由于篇幅漫长，容量很大，而且特别长于铺叙议论，因此，它的批评规模和效果是“咏史诗”所无法比拟的，即使是历史剧也难以企及（因为戏剧较多地受到舞台空间限制和几折几出的时间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咏史诗在“讲史”话本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它不仅在开场和散场，而且在中场往往充当“历史评论家”的角色。“讲史”话本的作者很善于恰到好处地引诗为证，他们大量引前入著名的《咏史诗》，如胡曾的《咏史诗》就常常被入引用。他们自己也是写作咏史诗的能手。历代历史小说与咏史诗的关系及其史学批评的特点和价值，可能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饶有兴趣的一章。
“讲史”受正史的影响很大，从“讲史”一开始，中国的历史小说就与正史有一种“血缘”关系。历史小说不仅从正史里寻找大量的素材（不少作品就是根据史书敷演成篇），而且还吸取了史传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汉书》、《三国志》、《五代史》是宋元入讲史的重点题目。可惜的是，宋元讲史话本很多都亡佚了，现存的宋元讲史话本中还可以看到“根据正史”、“模仿正史”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以及“纯粹的历史小说”《全相秦并六图平话》。尤其值得研究的是《三国志》书从北宋（甚至可以追溯到唐初）到近代，一直是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就大量《三国志》评讲材料看来，完全可以写一部《三国志》专书批评小史。正史与讲史的源流关系，说明讲史中的史学批评倾向会受到正史的一定规范和制约。
人民群众通过讲史来认识历史和批评历史。千秋功罪，自有人民来评说。这是“讲史”的进步一面。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讲史”是适应市民生活的一种文艺形式，它必然带有某些消遣和娱乐的目的，以便迎合市民的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不少听者或读者并不是怀着认识历史和批评历史的目的来听“讲史”或看“讲史”话本的，这就决定了“讲史”的批评深度和严肃性不及某些史学家。“宋元说话人往往搜集神奇怪诞之说以耸动听闻”，就是由“讲史”的消遣性和娱乐性所带来的一种现象。不过情况是复杂的，有些现象要作具体的分析。如像《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这类“讲史”话本，虽有一些神话成分，但它在史学批评上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全书表现了拥护明君贤臣的观点。肯定武王伐纣的正义性，这种反暴君思想，对元代的统治阶级，可能有讽刺意义。最后，说话人还对反对武王伐纣的伯夷、叔齐作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他们饿死在首阳山是自取其咎，这和封建士大夫的吹捧恰恰相反，代表了人民的看法。”相反，有些“讲史”话本如《新全相三国志平话》虽然“绝少神怪色彩”，“运用历史故事和传说，大都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不借神仙鬼怪。但其整个故事结构，仍带着因果迷信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就不可取。
“讲史”的话本发展到明代，一般称为演义，最能代表历史小说高峰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作为小说艺术来说，是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作为史学批评来说，是不断反复和深化的过程。“褒刘贬曹”批评倾向的形成是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的一种积淀。《三国演义》演化发展史，是小说史研究的课题，也可以是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课题。《三国演义》一开头就提出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是群众生活中的一个历史观点。它包含有丰富的史学批评内容。人民群众从长期历史活动中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语言，有时具有一种直观理性的色彩。一部《三国演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用形象和情感的小说艺术手段来确证“分合大势”的真理性。
“明代中叶以后，模仿《三国演义》的有《东周列国志》、《两汉通俗演义》、《隋唐演义》等不下数十种。它们都只‘采撷史料，联缀成篇’，不管这些史料是否可信，全部照抄，名为忠实于史，实则歪曲历史。”。忠实于史也好，歪曲历史也好，都可以从历史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至于说“这些演义，经受不起时间和群众的考验，大量被历史淘汰了”，恐怕也不尽然。直到今天《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等书仍然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蔡东藩写的《列朝通俗演义》系列历史演义小说，现在也一再重印。就对群众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历史小说远在各种正史、通史之上，因为它的可读性强，通俗易懂，尤其适合史学素养不高的人。总之，我们不能忽视历史小说在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6.戏剧体的史学批评
戏剧体的史学批评专指古代各种历史剧。
中国古代的历史剧比历史小说更加繁荣。茅盾在总结“从历史到历史剧：我国的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时说：“历史题材的剧本，在我国古典戏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其可称为历史剧者，居过半强（如果把同一题材而不同体裁的作品各占一数计，百分比还要高些）。”。“这些历史剧的题材范围之广泛，也是惊人的。它几乎包括我国每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它表扬了可歌可泣的忠贞侠义的行为，也描绘了贤士独行、文人逸事和勇敢而智慧的女性。”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曾就大量新编历史剧而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讨论。不少戏剧家和史学家参加了那次大讨论，这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历史戏不是一个纯文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纯历史的问题。我们谈历史剧的史学批评的特点，也必须从文艺和历史两个方面来考虑。
历史剧同历史小说一样，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和比重。吴晗根据史实成分的多寡作了“历史剧”、“故事剧”、“神话剧”的划分，吴晗作这种划分，较多的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史学批评历史主要关注的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即在整体上，主要的人物和事实有历史根据，在局部上，有一些符合戏剧性的艺术虚构。一般说来，历史剧中的史实成分的多寡与史学批评价值的大小成正比。因为，史学批评是以已往有记载的历史事实为对象，不管用什么艺术形式来反映或批评历史，如果抽掉或改变这个前提，史学批评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这一点与文学研究有所区别。
孔尚任的《桃花扇》可作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的代表。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里集中阐明了利用戏剧形式批评历史的特点和功用：
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由、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莫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今之乐，犹古之乐，岂不信哉？《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摹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征创人心，为来世之一载矣，孔尚任又在《凡例》中指出他创作历史剧的原则之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还写有《考据》篇，列举其剧中许多重要历史事实所根据的文献资料。总之《桃花扇》的特点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入，有凭有据”。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的《桃花扇》与通过议论说理来揭示秦王朝必然灭亡的《过秦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像《桃花扇》这类比较严格的历史剧（明冯梦龙改编的《精忠旗》，清李玉著的《清忠谱》等都属于这一类历史剧），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有很高的史学批评价值，它们应当是史学批评史上重点考察的对象。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书，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与戏剧家笔下的历史是绝对有差距的。历史并不总具有戏剧性，但戏剧家笔下的历史却必须总是具有戏剧性，否则它就会失去观众，进而失去戏剧存在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剧不必拘泥于历史。因此，历史性与戏剧性的统一只是相对的，而矛盾则是绝对的。史学批评史要充分意识到这种艺术形式的内部规定性。
历史剧不同于咏史诗，前者属于舞台艺术，后者属于语言艺术。历史剧也不同于历史小说，前者力图在有限的时间（几折几出）和有限的空间（舞台场景）里，再现历史生活，后者力求在有相对自由的篇幅里，极尽铺叙议论之能事。认识这种形式上的区别，有助于把握它们在史学批评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
历史剧以重新塑造或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为己任。历史剧评价历史人物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历史剧往往不惜违背事实让悲剧人物有一个喜剧结局，以便吸引观众和满足观众的心理或情感的需要。所谓光明的尾巴和大团圆的结尾，几乎成了历史剧结构上的一个公式。观众不愿意或不允许他们心爱的历史人物在舞台上死去。历史上的英雄或正面人物往往通过舞台而不是历史教科书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历史剧中形象和情感的批评成分大大高于咏史诗和历史小说。历史剧中的历史人物还带有脸谱化或类型化的批评特色，如卧薪尝胆戏中的夫差与勾践，三国戏中的曹操和诸葛亮等。因此，我们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掌握好历史剧中史学批评的分寸。
历史剧同咏史诗和历史小说一样，有强烈的现实感。茅盾在谈到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时指出：“就一般而论，我们的先辈取材于历史都抱有‘借古讽今’或‘借古喻今’的目的：为古（历史）而古（历史）的作品是绝无仅有的。”为了吉为今用，不少历史剧或者“改写历史”，或是“给历史一种解释”。茅盾通过举例说明有些历史剧的作者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抽象的道德观念来解释历史事件，塑造历史人物，以期古为今用州。我认为无论是改写历史还是给历史一种解释，都可从史学批评的角度给予分析和研究。
不管我们有多么悠久漫长的历史，可供戏剧家选择的历史题材总有某种相对集中性。某些令人感兴趣的相同的历史题材往往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和风格不断地加以重写。不少历史人物在历史剧中不断地被重新塑造，他们的舞台形象也许越来越丰满，但离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也许越来越远。历史人物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被评价的过程，如果借用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这种批评也可以叫做“层累的史学批评”。这种“层累的批评”有时表现出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肯定或否定越来越高或越来越低；有时表现出不断地进行翻案，每一次翻案都会打上当时特定的时代烙印。这种“层累的批评”，可以为史学批评史提供一个感性的动态的评价系列，它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
7.评点式的史学批评
评点式史学批评主要指史注和评点两类作品。
史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三传》。史注一般无外乎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名物训诂，二、事实考证，三、史学批评。就最后一方面而言，史注家也可称作史评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把偏重于名物训诂的史注列入史部史评类，如《史记索隐》三十卷、《唐书音训》四卷、《唐书音义》三十卷等，虽不甚恰当，但说明他已注意到史注中的史评内容。
中国古代的史注家早巳意识到利用史注的方式进行史学评论的作用。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言其注释宗旨有云：“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四库馆臣综合裴松之所言日：“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并以此作为裴注六大内容的第一方面内容。杨翼骧先生把裴注内容归纳为八条，其中后三条是：“对于史事及人物的评论”：“对于陈寿的批评”；“对于其他史家的批评”。像裴注这样的史注，不仅在“以事注史”上成绩卓绝，而且在史学批评上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完全可以称裴松之为历史上《三国志》或三国史的第一大批评家。
中国古代的史注家，由于某些特定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往往借史注来大发议论，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抒发故国之情，兴亡之感。如胡三省注《通鉴》即是。胡注在包括史学批评在内的许多方面卓有成就。陈垣先生作为胡三省的异代知音，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一部力作《通鉴胡注表微》，其书共二十篇，有不少篇章是关于史学批评方面的内容，如“评论”、“感慨”、“劝戒”诸篇，总结胡注在史学批评方面的得失。
《三国志》裴注与《通鉴》胡注，都属于比较优秀的史注作品。这一类的史注由于其特殊价值遂使其注与原史书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读史离不开读注，读注反过来又加深读史的理解。这是一种双向的信息反馈。史注中的批评与原书中的批评在一部书内构成一个批评的参照体系。史注式的批评不同于“论赞”，前者属于后人（注者）的历时态评价，后者属于本人（作者）的同时态评价。它们的相互作用足不可替代的。史注中的批评随注而下，一般具有言而有征，长短不一的特点。这一特征与“评点”有类似之处。
历代史书的注释（包括后来的补注）数量很多，其中蕴藏有丰富的史学批评的材料，由于它们往往夹杂在名物训诂、事实考证等内容之中，因此，必须经过一番探赜发微、披沙拣金的工作，然后才能加以分析和研究。这也是史学批评史应当明确和研究的问题。
史注因为受到注释性质及其体制的限制，其史学批评方面的内容自然呈现出零散而不成系统的状态，所以刘知几在《史通·补注》篇中指出：“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干载之楷则。”
评点或批点是中国人习惯采用的一种重要批评方式，尤其是明、清以后愈来愈盛行，文学领域里的评点活动似比史学领域更普遍。明人凌稚隆辑《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汉书评林》百卷是史学领域评点中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评点这种形式具有可长可短，可有可无，高下随心，言之有据，不拘一格等长处。评点家评点完一书后，不仅可以将评点文字附于原书刊行，也可将评点内容删繁汰冗，去粗取精，汇为一编，单独刊行。因此，评点不失为一种处理读书心得和研究成果的便利形式。评点除了某些训诂校勘方面的内容以外，它的批评意识往往比较强烈。顾名思义，评点或批点，就是要对原书进行批评。评点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批评目的的明确性。
古代（包括现代）的有些著名学者对某些史学名著常常。治之三反，偶有所悟，辄录之于书之上下皆满旧。因此，愈是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评语或批语愈是受到后学的重视。名家的评语往往不胫而走，不断地被传抄或移录。清代通儒纪昀，可谓是一位史学批评大家，其史学思想除了见之于《四库总目提要》一书外，则主要见之于对《史通》一书的评点上。纪昀曾多次研治《史通》。现在不仅可以看到纪昀用三色笔批点的《史通削繁》底本的传抄本，而且还可以看到纪批黄叔琳《史通训故补》的真迹。纪昀的史学批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史通》的评点上，《史通》纪评中有不少观点可与《四库总目提要》中有关内容相印证。如果有入研究《四库总目提要》中的史学思想而不涉及纪评《史通）显然是不全面的。
本节所讨论的评点式的史学批评可以称作狭义的评点。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来讲，还存在着一种广义的评点，一切零散的、随感式的批评都属于广义的评点。这种评点，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就是：“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入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评点式思维方法为什么在中国特别发达？这是思想史应当重点探讨的问题，自然，史学批评史也不能忽视。
8.系统的史学批评
所谓系统的史学批评主要指史评专著。谈到史评专著首先有一个正名的问题。如果我们翻检一下从《郡斋读书志》直到近代的公私目录书，不仅可看到有如前文所述的史评类专著数量甚少的情况，还有一些名不副实的情况。如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宋窦苹的《唐书音训》、撰人未详的《唐书音义》等书以名物训诂为主，但《郡斋读书志》却把它们著录入史部史评类。像《史通》这样典型的史评著作，明高儒《百川书志》却列入史钞类，而把《东坡志林）这样的笔记列入史评类。郑樵《通志·艺文略》甚至列《史通》入通史类。分类思想的混乱以及标准不统一，说明人们对史评专著的认识差距很大。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近代比较流行而带有指导意义的书目，它将史评类分为论史法和论史事两小类，前者著录了《史通》、《文史通义》等著作，后者著录了《唐鉴》、《读通鉴论》等著作。其分类较前人严密而合理，虽然所著录的史评著作太少。
论史事一类的史评专著，有两个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像胡寅的《读史管见》和明入许多史论著作一样，喜欢做翻案文章；二是多带有读后感式的味道。如王夫之的史论名著《读通鉴论》，“只是读史有感，随事触发，最初并无意为文，故每篇皆不立篇目”。这一类史评专著有很大价值，但是就系统性来说不及论史法一类。
近、现代许多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史学批评家（及其著作）首推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大家。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说：“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忘·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吕思勉《史学四种》之一《史通评》说：“中国论作史之法，有特见者，当推刘知几、郑渔仲、章实斋三人。”张舜徽先生将此三书视为“治史门径”，并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最近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史学三书平议》。史学家对这三部书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三书侧重探讨了史学方法论，系统性较其他史评著作强。
在这三部书中，我认为真正称得上系统而纯粹的史学批评专著只有《史通》一书。郑樵的《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只是《通志》这部未成大书的纲领和附庸，非单独成书。郑樵的写作动机以及《通志》的主体都不是史学批评，而是通史。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既论史又论文，虽然有不少见解比起刘知几是后来居上，但全书的题旨不像《史通》那样明确地规定在史学领域。《史通》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关于《史通》书的研究，后面有专文讨论，此处不赘言。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一事实：就整个史学领域来说，中国的史学遗产是富有的，但是史学批评却相对贫困；就史学批评领域来说，随感散论式的批评占优势，而系统的理论专著则处于完全劣势。为什么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不乏精辟丰富的随感散论，而系统的史论专著却寥若晨星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最近，刘志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一文，站在哲学的角度上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富有新意的探讨。文中指出：
这种精于微观研究，失于宏观考察的思雏方法，缺乏整体、系统的认识，不利于抽象思雏的发展，是古代吏学一大弱点，致使吏学理论不发达，吏学大家不易多得。像《史通》这样系统的历史评论著作，在中国史籍宝库中甚为难得，就其对吏学的影响来说，又不如《文心雕龙》之于文学，所以自古以来不但是史才少于文士，吏论也逊于文论，这不是偶然现象。
的确，“这不是偶然现象”。产生这种现象有多种复杂的因素，解释这种现象也有多种途径。我相信，史学批评史对此能够作出较为深刻的反省和较为系统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