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围”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它不是一个很精确的自然科学概念，而是一个有多层含义的模糊性概念。当单一的因果描述方法逐渐让位于系统的分析理论时，“氛围”概念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有效性和广泛性。照我的理解，“氛围”就是一种环境系统，它是条件、背景、风气、习俗、气氛、风格、入际关系等因素的总和。它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句名言中“环境”一词，不过，似乎比“环境”一词的内涵更为丰富一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氛围”，比如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时代氛围就跟以前大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氛围。比如，两个智能水平相当的中学同学，分别考入两所不同格局的高等学府，假定他们都同样地用功和勤奋，但四年以后，其中的一个学生的智能水平（甚至包括将来的成就）可能会大大高于另一个。导致这种智能差距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因素就是学校的氛围不同（富于创造精神的优良传统，科学而开放的管理体制，良好的师资结构，丰富的藏书和先进的仪器，学风严谨，学术空气自由，社团组织活跃等，共同构成了促使人才迅速成长的学校氛围）。我们强调“氛围”在造就人才方面的作用，但不主张“氛围”决定论。因为不管什么“氛围”，总要通过人的内在素质、个性特征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处于同一种“氛围”下的两个人，何以会有较大的智能差距。在历史研究中，对时代氛围的考察应当同对历史人物的内在素质、个性特征的考察相结合。笔者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写作本章的。
刘知几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他一生历经唐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其中前十二年（永徽与显庆），刘知几尚未出生。玄宗在位时间很长，共四十四年，刘知几只赶上开元九年便在贬逐中去世。中宗和睿宗在位时间很短，一共只有八年。武后在位二十一年，但从显庆五年（660年）她开始代高宗处理国政起，实际执政四十五年（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几近半个世纪。刘知几出生之日，正是武则天开始参政之时。很显然，刘知几的大半生是在武后统治下度过的。因此，要研究刘知几及其《史通》，必须首先考察武则天的时代。
武则天的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唐帝国的历史车轮靠着“贞观之治”的惯性以及武则天强权政治的推动，平稳地滑向“开元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帝国总的发展趋势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入口户数统计表可以从一个侧面明确地向人们展示这一历史进程。
中宗神龙元年的户口数实际上是武后统治的直接结果。它仅次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户口数，而高于唐王朝其他任何年代。现代史学家一般都高度评价这一数字。汪簌1962年指出：武则天统治的时侯，政治比较稳定，人口增加较快，永徽三年（625年）全国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705年）的四十多年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零点九一，在封建社会里，这是很大的数字。我们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五，但我们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好多了。
户口数只是衡量武则天政绩的重要标志之一。学者们对武则天时代的总评价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范文澜说：“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了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而岑仲勉的《隋唐史》不仅以“唐之中衰”的标题概括武则天时代，而且认为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撤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二十一年（公元684-704年）实无丝毫玫绩可纪旧。
历史人物尤其是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不难从史书中找到一些例证。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来评价封建帝王，每一个封建帝王都是在与其他帝王的比较中而获得历史存在意义的。从唐代历史的发展看，武则天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而不是停滞不前或衰败落后的时代；武则天时代的边战有胜有负，基本上能保持唐太宗时代辽阔的疆域。唐王朝在武则天时代并没有丢掉什么，相反，武则天时代却给“盛唐气象”奠定了基础。高宗的软弱无力，中宗的复辟短命，与武则天相形见绌；玄宗晚期昏庸无能，不及武则天晚期仍强有力地控制政局，中晚唐的君主在才干、风度和政绩上没有一个比得上武则天的。明代具有叛逆精神的史学家李贽在《藏书》卷六十三《唐太宗才人武氏》中推崇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似乎并不过分。总之，武则天时代是介于唐太宗“贞观之治”与唐玄宗“开元盛世”之间的繁荣强盛的时代。武则天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唐代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享有较高的历史地位。至于武则天个人的政治品德固然有不少可议之处，但那是由封建专制统治的性质所决定的，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出封建社会的一般政治规范。
“氛围”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它不是一个很精确的自然科学概念，而是一个有多层含义的模糊性概念。当单一的因果描述方法逐渐让位于系统的分析理论时，“氛围”概念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有效性和广泛性。照我的理解，“氛围”就是一种环境系统，它是条件、背景、风气、习俗、气氛、风格、入际关系等因素的总和。它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句名言中“环境”一词，不过，似乎比“环境”一词的内涵更为丰富一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氛围”，比如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时代氛围就跟以前大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氛围。比如，两个智能水平相当的中学同学，分别考入两所不同格局的高等学府，假定他们都同样地用功和勤奋，但四年以后，其中的一个学生的智能水平（甚至包括将来的成就）可能会大大高于另一个。导致这种智能差距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因素就是学校的氛围不同（富于创造精神的优良传统，科学而开放的管理体制，良好的师资结构，丰富的藏书和先进的仪器，学风严谨，学术空气自由，社团组织活跃等，共同构成了促使人才迅速成长的学校氛围）。我们强调“氛围”在造就人才方面的作用，但不主张“氛围”决定论。因为不管什么“氛围”，总要通过人的内在素质、个性特征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处于同一种“氛围”下的两个人，何以会有较大的智能差距。在历史研究中，对时代氛围的考察应当同对历史人物的内在素质、个性特征的考察相结合。笔者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写作本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