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黔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日：“晋谓之乘，楚谓之祷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祷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日：“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六家）：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国，《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本纪）：昔汲冢竹书是日《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
《摸拟》：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乐，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国之月（原注：考《竹书纪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皆妄为解释也）。
《书事》：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疑古》：《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日：“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夫唯益与伊尹见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盏，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眙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由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
《惑经》：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且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则？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
《惑经》：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日止”，“诛臣日刺”，“杀其大夫日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原注：其事并出《竹书纪年），惟“郑弃师”出《琐语晋春秋》也）。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
《申左》：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干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Ⅱ币春》多载春秋时筮者繇辞，将（左氏》相较，遂无一字差舛）。故束暂云：“若使此书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柬暂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苟额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
杂说上）：语日：“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怕名和，郑桓公，厉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又《孟子》日：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熊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却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
《忤时）：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残编。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
案：《竹书纪年》之来源始末，详载于《晋书·束皙传》。据当时目睹此书者所记，《竹书纪年》之内容有与《春秋》经传相同者，如《束皙传》云：“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又有与《春秋》经传相异者，如《束皙传》云：“其中经传大异，如……”，杜氏《后序》云：“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义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正因为《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有同有异，当时以至后来都引起争议。刘知几相当重视《竹书纪年》之史料价值，他既注意到其与《春秋》经传相同之一面，亦注意到相异之一面。知几论前者有日：“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六家》）；“观汲坟出记，皆与鲁史符同”《惑经》）；至晋太康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申左》）知几论后者有日：“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疑古》）；“则与经典所载，乖刺甚多”（《杂说上》）。刘知几据《竹书纪年》考证古史异同，并进而疑古惑经，受到后人截然相反之评价。
如郝懿行不然刘知几《纪年》与《春秋》符同之说。吕思勉先生认为《纪年》非可信之书，不当引以为据，吕氏日：“此篇（指《惑经》篇）于经学虽疏，然其论史眼光，自极精锐，惜所据《山海经》、《汲冢纪年》等，皆非可信之书耳。”“《汲冢书》，亦伪物，据之以疑《春秋》，则更误矣。”。皮锡瑞则作一长文訾议，题日《论刘知几据（竹书）以诋墨经，其惑始于杜预，唐之陆淳、刘贶巳驳正其失》。与此相反，杨伯峻先生多次据刘知几所引《竹书纪年》立说，非徒深信不疑，而且倍加褒扬，杨氏云：“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杨氏又云：“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观汲冢所记（即《竹书记年》）皆与鲁史符同。’这些都是确切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之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究竟应如何评价刘知几对《竹书纪年》之引用？《纪年》是信史还是“伪物”？此不可不略加辨析。《汲冢竹书》当时出土时，已非完璧：“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后经过“校缀次弟，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仍然有不少疑难，故卫恒、束皙、王庭坚、王接等当时硕学名儒皆先后考证异同，辨论释疑。刘知几认为经这些学者考订整理后的《竹书纪年》，是可信之史书，《申左》篇日：“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苟颤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隋书经籍志》史部古史类著录“《纪年》十三卷，《汲冢书》，并《竹书同异）卷”。可见唐代《纪年》与《竹书同异》同时行世，刘知几所见《纪年》，当系接近晋代学者整理过的古本，不能斥作“伪物”，“非可信之书”，如后世所谓今本《纪年）样。然刘知几于《疑吉》篇又云：“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可见从晋至唐又有入不相信《竹书纪年》，而不信之主要原因是《纪年》“语异正经，其书近出”。尤其是今文家对此持反对态度。笔者以为不管唐人所见《纪年》之可靠程度如何，刘知几能重视地下出土史料，并能据以疑古惑经，这事实本身足以反映史学之进步，其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金石考古之学在宋以后兴起，而刘氏利用出土史料稽古，可谓开欧阳修等人之先河。《申左》篇日：“向着二书（指《纪年》、《琐语））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这确实是对抱残守缺、不敢离正经一步之儒生之有力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