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四日《国语》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六家》：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拎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六家）：《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既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驯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才，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苟、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六家》：寻《史记》疆字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入书表。兼其所载多聚旧记（原注：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六家》：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史记》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袒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体》：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
《采撰》：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干载。
《吉今正史》：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成疑其缪。
《古今正史》：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日《外传国语》，二十一篇。斯盖采书志等文，非唯鲁之史记而已。
《古今正史）：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
《惑经》：又案《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于其君悼公日：“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日：“孰能？”对日：“羊舌胖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
《杂说上》：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之类是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案《太史公书》自《春秋》已前，所有国家灾眚，贤哲占侯，皆出于《左氏》、《国语》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厉，下终鲁之定、哀。而不云《国语》，唯称史记，岂非忘本徇末，逐近弃远者乎？此所谓屡举旧事，不知所出也。
案：《六家》、《体》、《古今正史》诸篇言《国语》为《春秋外传》，其说出于汉世，《四库提要》卷五十一史部杂史类《国语提要》云：“《国语》二十一篇，《汉志》虽在《春秋》后，然无《春秋外传》之名也。《汉书律历志》始称《春秋外传》。王充《论衡》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刘熙（释名》亦云：‘《圉语》亦日《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考《国语》上包周穆王，下暨鲁悼公，与春秋时代，首尾皆不相应，其事亦多与春秋无关。系之《春秋》殊为不类。至书中明有《鲁语》，而刘熙以为外国所传，尤为舛迕回。附之于经，于义未允。”程千帆先生云：“此驳王、刘旧说俱当。《国语》之称《外传》，自是《左氏》既行之后，假内外之名，附经以自尊耳。其名始见《律历志》，而此《志》班固明言取之刘歆，则起于西汉之末，古文始盛之时乎。”。
又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王启原日：“《说文》及《风俗通》并称《春秋国语》，至《释名》则言‘又日《外传》’，盖汉时二名并称。”案《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云：“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终）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杨终所著《春秋外传》十二篇，当系就《鲁春秋》十二公而传之，与《国语》无涉，因《汉志》著录《国语》为二十一篇。据此，《春秋外传》之名，在汉时似非专指《国语》。
《六家》、《采撰》、《古今正史》、《杂说上》、《五行志错误》诸篇言马迁《史记》采《国语》等书，其说本《汉书·司马迁传赞》。马迁亦尝自言之，《史记·五帝本纪》日：“予观《春秋国语》”、《太史公自序》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读《史》、《汉》者所熟知。问题在于知几对马迁《史记》采《国语》，不以为然。《六家》篇斥以“旧记”、“杂言”，“撰录之烦”；《杂说上》篇与唐修《晋书》所采多“短部小书”相提并论。刘氏此说，理有未允。首先，此说与《采撰》篇所标榜“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之准则相悖；其次如程先生所言：“子玄之所谓‘杂言’，由今观之，亦未必非重要史料，此又不能一概而论也。”。
刘知几以《国语》为六家之一，其说为后儒所訾议。如吕恩勉先生云：“《国语）书，则只可谓与《尚书》同体，而不可别为一家。何者？古代记事之史，体至简严，今所传之《春秋》是也。其记言之史，则体极恢廊。故《国语》者，时代较后之《尚书》也。其所记虽殊，其体制则与《淌书》无以异也。”“若夫年表、月表，则《春秋》之记事也。列传则《国语》之记言，而其例实原于《尚书》者也。然则安得谓古有出于记言记事之外者欤？刘氏以《左氏》、《国语》与《尚书》、《春秋》并列，不其缪欤？”。吕先生又日：“《国语》、《国策》，名相似而实不同。（国语》为时代较后之《尚书》，具如前说；《国策》则纵横家言；其记事寓言十九，实不可作史读也。国别之史，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后世。”。刘成圻《校健述林》云：“刘知几论史体，以《国语》为一家，然究属何体，则未明定。吾观其书，详言略行，多载嘉言，殆是古者养老乞言博史书之遗。”
刘知几言“家”与“体”，是两个既相关联而又有区别之概念。六家，乃取书名、特征相似之六类史书而言，侧重讲纵向流别，含有分家立派之意；二体，乃概括各类史书之记载内容与体例，含有万变不离其宗之意。《史通》首辟《六家》、《体》两篇，煞费苦心，自成体系，不可以后世分类思想或标准范围刘氏矣。余以为《国语》入“六家”，初未尝不可；《史通》不言《国语》究属何体，亦无须明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