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历》：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则？《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序例）：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载文》：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
《补注》：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诰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日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疏也，流通而靡绝。
《言语》：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叙事）：昔《礼记·植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辖，子长所书；鲁始为鳖，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即其事也。
《探颐）：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
《核才》：光伯以洪懦硕学，而过遭不遇。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自叙》：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夭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其文不刊，为后王法。
《史官建置》：又案《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疑古》：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讽，在于鲁国，犹无其章。（原注：鲁多淫僻，岂无讽诗，盖夫子删去而不录。）
《惑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诗》赞《易》，其义既广，难以具论。今惟摭其史文，评之于后。
《五行志杂驳》：鲁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会葬，毛伯赐命，又会晋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阳之祸。案周之东迁，日以微弱。故郑取温麦，射王中肩。楚绝苞茅，观兵问鼎。事同列国，变《雅》为《风》。如鲁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国有余。安有暂降衰周使臣，遽以骄矜自恃。坐招厥罚，亢阳为怪。求诸人事，理毖不然。天高听卑，岂其若是也。
《忤时》：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
案：《表历》篇以“《诗》含六义”为论据之一，以言史传中表无必要；《序例》篇由《诗》序、《书》序之不可缺少，以见史序之必要，此类见解可见出刘氏习用批评方法之一端。援《诗》以证史例，虽未必不可，但概念不清，笼统而言，易生语病。张舜徽先生《平议》云：“《诗》、《书》之序，皆传注家所补撰，实后世解题之权舆，与史家自序其书以明述造之意殊科。”。程干帆先生《笺记》指出《诗》序与《书》序亦有区别：“《诗》义非序不明之理，先师圻春黄君《文心雕龙·比兴篇札记》言之甚详。若《书）则事详文内，似与《诗》有别，不可一概而论。”。
据《载文》、《嶷古》诸篇可见，刘氏谈诗重在风雅比兴美刺，此乃沿袭儒家《诗》教之批评传统。
《史官建置》篇言女史之职能，本之《周礼》与毛传，所谓骊姬夜泣云云，出于《孔丛子·答问篇》。刘氏以为女史掌“床笫之私，房中之事”，实乃胶着。吕恩勉先生评日：“谓骊姬夜泣，蔡姬之言，皆出于女史之记注，实无以见其必然。”钱钟书先生则讥其“阴拾（《孔丛子》唾余”，“尽信书之迂也”，“骊姬泣诉，即俗语‘枕边告状’，正《国语》作者拟想得之，陈涉所谓‘好事者为之词’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