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直接引用书籍名称、引文或作者姓名及言论者，皆属于引用文献之范围。凡间接习用或化用前人辞句、成语者，皆不属于引用文献之范围。
二、凡所引用文献，一依时代先后排列，在各个大的时期（如先秦、两汉等）内，按传统四部分类法再排列。凡成书年代或主名有争议者，皆遵旧例，如《左传》，即依《汉书·艺文志》列入先秦时期之文献。凡经学者考定某书今本为伪书者，亦遵旧例，如《列子》，即依《汉书·艺文志》列入先秦时期之文献，并置于子部之末。笔者认为这样处理较符合刘知几当时使用这些文献的历史情况。至于某些成书年代不清且《汉志》、《隋志》又未著录者，则依学术界多数人之意见或按笔者个人之推测，酌情处理。
三、《史通》所引用文献，多散见各处，翻检不易。现将每一种之散见文献汇集一处，原文照录，以便读者省览。若一种文献引用两次以上，则按《史通》原书引用顺序排列。若引用文献有独立成篇者，如《申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等，极易翻检，为省篇幅，原文不录，但记篇名及引用条数。若引用文献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献紧密相关，时常相提并论者，如《公羊传》、《谷梁传》等，则一种录原文，另一种不录，用参觅之例。
四、凡所引用文献，皆先列书名，次记引用条数，以便定量分析。每一次移录引用文献原文时，皆先标明卷页数及篇名（所有出处皆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版《史通通释》，此本虽不尽善，但时下最流行，故笔者以此本作为工作底本），以便检核查证。
五、在移录完每一种引用文献有关原文之后，笔者即施加案语，或简记史志目录书之著录情况，或考证文献之流传存佚，或评论刘知几引用文献之得失，或分析前贤先儒对刘知几引用文献之评价。总之，企图通过这类考证略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并为总结刘知几史学批评提供细节支持。
六、现在可见《史通》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十四年陆深蜀刻本。自此以后，翻刻本甚多，各本文字亦多有不同。不少学者会为之校勘。笔者在考证过程中，若遇文字歧义较大者，出校记，否则不出校记。
七、《史通》原注颇多，其中有刘氏自注，亦有后人羼人者，今难以一一详析。凡与引用文献相关之原注，附录正文之后，以备参考，并加一圆括号，以示区别。凡与引用文献无关或关联不大之原注，皆略而不录。
八、本来张舜徽先生、程干帆先生对《史通》素有研究，张先生刊有《史通平议》，程先生刊有《史通笺记》。笔者在考证过程中，尽可能吸收两位老师之研究成果，谨此说明并以致谢。
附记：《史通》全书引用文献共三百余种，因时间、篇幅等因素的限制，现先印出先秦部分，征求意见，至于其他部分，姑俟异日。
《题目》：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祷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书事）：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何者？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闻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嗥之官；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或五投大夫，假赵良而见识。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祷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杂述》：在昔《三坟》、《五典》、《春秋》、《祷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
《自叙》：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
《古今正史》：《易》日：“上吉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日：“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爱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以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日：“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
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言其百篇，而为之序。
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名，叻于《左传》（昭公十二年），至《周礼·春官·外史）郑注，始以三皇五帝之书当之，其后《尚书伪孔序》又大加张扬，遂约通行之定论。《史通·自叙》与《古今正史》诸篇即据以为说。上古究竟有无此四种典籍，若有而内容如何，实乃悬案。古代异说纷纭，今人亦多致疑付阙。如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三皇五帝”条云，旧说“可疑”，“至《三坟》、《五典》之书与‘三皇’、‘五帝’究竟有无关系，尚待详证。”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二年注云：“古今解此四种书者甚多，其书即早已只字无存，臆说何足据？”宋人伪作《古三坟）卷，四库馆臣讥之为“吉来伪书之拙莫过于是，故宋元以来，自郑樵外，无一人信之者”。除此类伪书外，古人亦有作书以“坟典”为题者，如《隋书·辛彦之传》谓“彦之撰《坟典》一部”。此当别论。凡荒远无人称引之典籍，系之传说则可，笃信指实非宜矣。刘知几据后起之说，断言《坟》、《典》之书“春秋时犹大行于世”，无足信也。《史通）书长于描述中国历史文献发展线索，刘氏以此四书为古今正史之肇端，意在推源溯流，填补上古史书之空阙。此外涉及中国史书上限之问题，当今史家，意见不一。傅振伦先生《刘知几年谱·引言》认为此说“语殆近理”，而张舜徽先生、吕恩勉先生则主上限为《尚书》说。《史学三书平议》（以下简称《平议》）有云：“我国古史记载，以《尚书》为最早，后世考镜源流，但当溯此而止，何必上攀皇古，高言《三坟》《五典》耶？”《史通评》则云：“我国古史，当始《尚书》，所谓《三坟》、《五典》者，究为何物，殊难质言也。”。据迄今为止的书面材料和出土文物考察，中国有文字可考而比较可信之史书固当以《尚书》为上限。
又案：顾颉刚先生有专文考证《三坟》、《五典》之书，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一）辑。同门张君有博士论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综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