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所谓“近古”（或称“近代”、“近世”）史学，主要指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史学，有时也指唐初贞观史学，因为贞观年间距离《史通》成书的景龙年间有半个多世纪，在刘知几看来，也可称为近古、近代或近世。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刘知几使用“近古”概念偶尔也溢出上述时间范围。如《浮词》篇云：“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难以取信。”下面举《史记》、《汉书》为例，可见他是把《史》、《汉》看作“近代”史书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串左》篇所云：“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刘知几甚至有一次把春秋时代视为“近代”，《疑古》篇说：“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吕相绝秦，事见《左传》成公十三年。刘知几在这里为什么把《左传》所记载的事也说成是“近代”呢？大概因为《疑吉》篇是采取“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相比较的分析方法，刘知几在此篇往往远近对举，以近论远。春秋时的吕相及曹魏时的陈琳相对商纣王及周武王而言，自然也可以说是“近古”了。刘知几所谓“近”，实在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时间概念，如《杂说中》有云：“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近者皇家撰《晋书》”，《点烦》篇有云：“近则天朝诸撰史者。”刘宋是“近”，唐初是“近”，武则天朝也是“近”，同样是“近”，时间跨度却比较大。
尽管近古史学所包括的朝代较多，但实际年数与中古史学相差无几。两汉共有四百二十六年（前206年-220年），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至唐太宗贞观末年（649年）共有四百二十九年，中古史学和近代史学作为对称的两个史学阶段，看来有共同的时间长度作为基础。
近古史学比中古史学繁荣，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日益丰富多彩。然而，刘知几对近古史学的整体估价常常持否定性的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观点。为了便于清晰地展示刘知几的批评思路，我们有时不得不大段地引用《史通》原文。
刘知几批评中古史学，留有一定余地，并能原谅他所认为的某些失误，但是，他对近古史学的批评则往往是彻底而不能谅解的。《断限》篇先指出班固《汉书》中表志断限不清的问题，接着便说：“固之躇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载文》虽然在开头对中古史学载文时存在“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的毛病提出批评，但全篇的主旨是对近古史学的五大失误进行批评，刘知几说：“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他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日虚设，二日厚颜，三日假手，四日自戾，五日一概。”刘知几在本篇不断用“至于近古则不然”（或“逮于近古则不然”）的转折句型来表示对近古文体文风的非议，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违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后果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史学独立性的问题。《叙事》篇明确地表示《史》、《汉》不如《五经》，《晋》、《宋》不如《史》、《汉》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
经犹日也，吏犹星也。夫果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划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懑菁无闻。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傥不羁。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裁，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无）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刘知几由于站在宗经的立场上描述史学发展概况，因此，不仅不符合史学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与《史通》在别处所表述的某些观点相冲突，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张舜徽先生曾尖锐地指出这一点：“知几日星之喻，未见允当。此由尊经卑史之见，牢不可破，故持论乃尔。观《言语》篇指斥世人贵远贱近之弊有云：‘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所言本基通达，不谓知几又自蹈之矣。盖一时有一时之文体，《尚书》、《春秋》之不能降为两汉，与史公、班氏之不能上攀三代，皆无可如何之事。何能持《史》、《汉》之文，以与《尚书》、《春秋》絮长校短乎？”“知几此处，或但谓其叙事之文，不及《尚书》、《春秋》之典核，以为史书之体，至是一变，故目为《五经》之罪人。不悟史公而生于《尚书》、《春秋》之世，亦自不能为《史记》之文。时实为之，非作者所能自主。知几在《言语》篇已云：‘《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虻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持论甚通，何又于此乃自抵牾耶？”
刘知几时常以两汉史学为界，他认为两汉以后的史学在很多方面不可取，不足观。《言语》篇说：“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划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已下，无足观焉。”《论赞》篇说：“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便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不仅如此，刘知几还认为两汉以后，史道遭到破坏。列传是纪传体史书叙事记入的主体部分，刘知几肯定了《史》、《汉》在合传与寄传方面的正确体例，接着就说：“自兹已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都废。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刘知几不无感慨地指斥了近古史上没有什么异谋奇节的入却想“攀列传以垂名”，他说：“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这段话涉及历史书应该记载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刘知几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任何史书都不可能全部记载那些有异谋奇节、令闻异迹的人。载于史册的入不论地位高低，影响大小，其生平事迹恐怕多半是平常而普通的。
叙事是史书的主要特征，史学正是在叙事的基础上被称为事实性的科学。刘知几把叙事的工拙作为评价史书优美与否的主要标准，他非常讲究史书的叙事技巧。《叙事》篇在指出《史》、《汉》用晦法之后，便断言：“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磐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张舜徽先生评这段话时说：“知几此论，道尽六朝文敝，切中膏盲。然自魏晋以下，士习华靡，要亦时尚使然耳。观《史通》全书，亦重在修辞炼句。凡四字可尽者，必足成八言。一句能毕者，辄联为二语。所谓‘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之病，累牍连篇，靡不然矣。使知几当日自成一史，亦未必能黜华崇实，屏绝绮语，而反之三代两汉也。盖习尚移入，有不期然而然者。何用深责六代诸史乎？”。张先生的批评和反诘中肯而有说服力。问题不仅仅在于刘知几自己长于骈四俪六，故不当以此批评责备六朝诸史，问题还在于不能从骈体文的前提推论出《史》、《汉》以后“史道陵夷”的结论。骈体文只是一种工具，不同的人同样使用这一工具，会创造出不同的劳动成果。比如《文心雕龙》书不因为骈体文而减少其理论批评价值，《史通》也是如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四册第二三O则全陈文札记中曾特别以《文心雕龙》和《史通》为例批评人们对骈体文的偏见：“以为骈体说理论事，勿克‘尽意’、‘快意’者，不识有《文心雕龙》、《翰苑集》而尤未读《史通》耳。”应当说，一部史书的价值大小与骈体文没有必然的联系。
刘知几对近古史学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文体文风。《称谓》篇说：“近代文章，实同儿戏。有天子而称讳者，若姬满、刘庄之类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泽之类是也。史论立言，理当雅正。如班述之叙圣卿也，而日董公惟亮；范赞之言季孟也，至日隗王得士。习谈汉主，则谓昭烈为玄德。裴引魏室，则目文帝为首丕。夫以淫乱之臣，忽隐其讳；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用舍之道，其例无恒。但近代为史，通多此失。上才犹且若是，而况中庸者乎？”这里，刘知几提及班固的《汉书》，再一次说明“近代”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时间概念。不过，从整段内容看来，刘知几的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近代六朝诸史。《叙事》篇在指出中古史学假古为饰的文体文风开始萌芽后，接着便是惯常的递进表述方法：“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刘知几时时注意区别文与史的关系，有其进步、合理的一面，但他总是不忘用文章夸饰之风的每况愈下来论证史学的每况愈下，又有其不进步、不合理的一面。
刘知几虽然有“士族门第的偏见”西，但他对近古史学重门阀风气的批判却是比较深刻的。《邑里》篇指出：“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成日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刘知几在这段话中的原注里，还列举了不少唐代重高门轻寒族的事例，可见他对当代这种史学风气的不满。
在刘知几的近古史学退化批评中，对魏收的批评特别尖锐。现仅以《曲笔》篇为例：“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业于蛮貊之邦。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用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意，安可言于史邪？”《曲笔》篇不仅对魏收，而且对贞观史学也毫不留情：“自粱、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今哉！”这种批判，体现了刘知几对他以前的整个史学过程一视同仁。
刘知几还从史官制度的变迁上对近古史学表示极为不满。《辨职》篇说：“昔鲁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势；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晋起居注》载康帝诏，盛称著述任重，理藉亲贤，遂以武陵王领秘书监。寻武陵才非河献，识异淮南，而辄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诸称职，无闻焉尔。既而齐撰礼书，和士开总知；唐修《本草》，徐世勋监统。夫使辟阳、长信，指挥马、郑之前，周勃、张飞弹压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刘知几认为近古史官监修最大弊端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监修在才能、品德上完全不能胜任工作：“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乐为谣，拜职辨名，洛中以不闲为说。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刘知几本人同监修发生过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他对近古史官监修制度的批评以及对监修大人的鄙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史学实际发牢骚。《史官建置》篇是以这样的文辞结尾的：“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原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欤！”这里，刘知几不仅是对监修，而且是对整个近古史学中史官阶层表示不满。如果把这一段文字同《自叙》、《忤时》篇联系起来看，可见刘知几是有感而发。在当时的条件下，刘知几能够大胆地揭露史官监修制度的弊病以及史官入选的不当，表现出批评家的勇气和责任感。刘知几确实看出一部分史学史实际，比起南史、司马迁、扬雄、应劭的才智和学识来说，近古史官素质碗实呈现某种下降的趋势。但是，像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史学家毕竟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的，司马迁只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产物。随着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加强控制，史学日益官方化，而新的司马迁的诞生也就日益成为不可能。这一点自然是刘知几所无法认识到的。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近古史官的素质不一定都像刘知几所评价的那样糟。就拿刘知几非常不满意的唐修《晋书》的史官而言，其中就有李淳风这样杰出的天文学家、历法家，他在科技方面的学识自然超过司马迁。由于这类专家参与修史，使得《晋书·律历志》“所记载的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任何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知识领域都是有限的，在如何集中专家的智慧上，近吉史学确实又有值得肯定的经验。当然这一点也是刘知几所难以意识到的。
刘知几对近古史学的态度虽然很严厉，但他还没有把史学退化批评推向极端。他在整体否定之中注意到了局部的肯定。《论赞》篇在批评近古史学“华多于实，理少于文”的前提下指出：
赫择其善者，刖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减荣绪、萧子显押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现过知仁，斯之谓矣。“观过知仁”（或者说“观仁知过”）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经常运用的批评准则，坚持这一准则，就不会导致全盘否定的史学批评。我们从《直书》篇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批评方式：
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擅沙拣金，有时获实。案全行在历，吏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成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备楱毫而靡述。至习蕾齿，乃申以死葛走迭之法，抽戈犯肆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新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观过知仁”与“披沙拣金”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刘知几对近古史学的批评采取否定之中有肯定式的批评格局。因此，即使是那些受到过刘知几严厉指责的近古史家和史书，有时也会得到刘知几“今胜昔”的评价。如《表历》篇在批评《汉书》中的《古今人表》后说：“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书志》篇在批评了《史》、《汉》天文志方面的不当后说：“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凡所记录，多合事宜。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
不仅如此，近古史学中还有刘知几比较欣赏的史书和史家，比如王劭的《匕齐志》和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就是很突出的例子，刘知几对此二书评价甚高，尤其是王劭的《北齐志》，这一点治《史通》者都很熟悉，我就不再哕嗦了。
尽管刘知几对近古史学有某些局部的肯定，但总起来说，他的批评基调仍然是“今不如昔”的史学退化观。
如果我们把上述刘知几史学批评内容加以综合，也许不难看出其中有以下几个潜在的矛盾：
一、刘知几一方面主张“随时之义”、“时移世异”的史学发展观，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近古不如中古，中古不如上古的史学退化观。
一、刘知几一方面能突破经学的藩篱，以史论经，另一方面又无法跳出“尊经卑史”的固定框架，以经律史。
三、刘知几一方面号召文史分家，重史轻文，另一方面又习惯于以文论史，把文体与文风作为史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之一，实际上使文史混淆不清。
四、刘知几一方面认为“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为史书最佳体例，并且反对“劳而无功”的通史，另一方面他自己在《史通》写作实践中却表现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史性史学批评倾向，并且在《自叙》里还表示过“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的意愿。
五、刘知几一方面对《尚书》、《春秋》、《汉书》等经典条分缕析，备陈其失误，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对《左传》一书却极尽歌颂之能事，衷现出强烈的崇拜精神。
刘知几史学批评中的这些潜在矛盾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带有某种普遍意义。比如今与古的关系、经与史的关系、文与史的关系等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详细地讨论这一类问题不是本书的任务。我只想说明，上述潜在的矛盾是历史的自然产物。历史的批评必然受制于历史本身。历史赋与刘知几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水平使他不可能统一这些矛盾。相反，刘知几正是在这些矛盾中获得批评主体的丰富个性。
最后，我想对本章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了历史领域的非历史的观点，反对把中世纪“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恩格斯同时还概括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有时我想，如果恩格斯熟悉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和史学成就，那么，他在这里也许会换一种表述形式。从《周易》开始，中国入就特别注重事物的变化过程，虽然《周易》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不是一个层次。天才的史学家司马迁，创造了包容有三千年历史并且以“通古今之变”为目的的实录史学；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创造了包容有近四千年历史并且以“总括万殊，包吞干有”为目的的批判史学。他们以自己丰富的思想成果展示了中国人根深叶茂的历史感。在中国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几乎没有人想到过要中断已知的历史过程。正是一种强大的历史的思想传统，在观念上保证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史学的连续性。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智慧是出类拔葶的。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在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和发展这种经过几千年积淀的历史智慧。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历史智慧的枝叶过于茂盛，有可能阻碍和窒息现实的创造力。换句话说，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批判历史进而改造现实。
历史首先是一门时间的科学，一门过程的科学，人们首先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历史。
这，就是我写作本章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这个基点自身的理论前提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以时间和过程的连续性为绝对发展形式或决定形式的历史主义思想，实际上已受到一些现代思想家和史学家的批判与动摇。比如，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真正推动和保证历史前进的不在于必然性的连续，而在于偶然性的中断。即使历史是连续性的，那么这种连续性也是有中断的连续。许多非历史性的因素使历史性成为可能。对诸如此类的纯理论问题，我计划在一本关于历史哲学方面的书里进行专门讨论。但愿这本书能比眼前的这篇博士论文写得稍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