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指出：“刘知几在《史通》的不同篇章里，曾提到所谓‘远古’、‘中古’和‘近古’。远古大约相当于先秦时期，《疑古》篇曾把《尚书》、《春秋》都说成是远古之书。至于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在他的心目中是未苍想到的。‘中古’约相当于两汉或秦汉，《序传）曾把司马相如的自叙作为中古作品。‘近古’约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可见刘知几对于历史的变化，具有一种滕胧的历史阶段观念。这种朦胧的对历史阶段的看法，也还是接近史实的。”白先生对刘知几“远古”、“中古”和“近古”所指的历史时期的估计大致不错，但尚有不够准确和例外的情况，比如“中古”，刘知几偶尔也指汉晋、南北朝时期，《书志》有云：“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祠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也。”又如“近古”（或称“近代”、“近世”），刘知几有时也包括隋、唐时期。《邑里》篇正文及自注谈到“近古”时就有隋、唐之际的史家和作品，《辨职》篇所谓“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也从晋代讲到唐代，在白先生这段话的启发下，我想按照“远古”、“中古”和“近古”的史学分期，具体地讨论一下刘知几对不同史学时期的评价。
古人所谓“远古”（或称“上古”）、“中古”和“近古”三段论式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都是相对而言，每一历史阶段的时间起讫都取决于划分者特定的立场及所处的时代。古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诗经·小雅·甫田》诗，小序认为其宗旨是“剌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诗中有“自古有年，今适南亩”二句，孔氏《正义》：“彼太古之时者，以此诗据幽王之时，而思古谓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适南亩’，以成王之时为今，则古又古于成王，是为太吉矣。案《礼记·郊特牲》与《士冠礼》皆日：‘太古冠布，齐则缁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则‘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日太古。’然世代推移，后之仰先皆为古矣。古有远近，其言无常。故《易》以文王为中古，《札记》以神农为中古，各有所对，为古不同。则太古之名亦无定限。此言太古，古于成王则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孔氏这番话集中地阐明了中国古人对于“古”的认识。凡是既往的世代都叫做“古”，后人视前人都为“古”。古代的“古”，实际上具有现代“历史”概念的意义。“古”有远、中、近的划分（这种划分似起源于人们生活中的距离感），其时间界限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各有所对，为古不同”。顺便提一句，“唐、虞以上日太古”，可作为《史通·六家》篇所谓“《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的注脚。
先秦思想家中，明确地用“上古”、“中吉”和“近古”三段论式的历史分期法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学说的是韩非子，《五蠹》篇开宗明义地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善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面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日有巢氏。民食果麓蚌蛤，腥屎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起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民，中古之世，天下大米，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芙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在上一节里，笔者曾指出，《韩非子》书，尤其是《五蠹》篇，对刘知几“时移世异”的史学发展史观的影响，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刘知几所谓“远古”（或称“上古”）、“中古”及“近古”的三段论式的划分法与韩非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韩非所说的“上古”指古代传说中原始氏族社会的初期，“中古”指古代传说中原始部落社会的末期，而“近古”则指夏末至周初这一段历史时期。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的《韩非子的批判》里解释说：“这‘上古’、‘中世’、‘当今’，叠次继承，固然是一种史观，但同时也是战国时代的三种政见的鼎立，所谓王道、霸道、强道。”“两处所说的‘上古’、‘中世’、‘当今’，约略相当于现今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韩非去古未远，他对于古代的这种划分是正确的。”但也有人认为：“韩非讲的上吉、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这样的分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将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是古人对于历史过程阶段性的一种感性直观式的总体把握（欧洲入“中世纪钟的提法与中国人_中古”的提法有类似之处，似乎不必绳之以现代“科学”或“不科学”准则。
吕思勉先生《先秦史》第一章《总论》有云：“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吉、中吉、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粱任公谓治国史者，或以不分期为善（原注：见中华书局刻本《国史研究》附录《地理年代篇》），其说亦未必然。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历史阶段的分期方法是多元的，有以社会形态为主的划分法，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有以朝代为主的划分法，如“先秦”、“汉魏六朝”等（吕先生即按此法写断代史），不必强求一律。而“今之治国史者”，之所以“分期多用上古、近古、近世、现代等名目”，则说明这种划分法有一定的便利性和可行性。照我看来，这种历史分期法还将继续沿用下去，前提是划分每一历史阶段时别忘了确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起讫。
刘知几对不同阶段的历史的评价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历史事实的批评，一是对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的批评，这两者虽然有时交织在一起，但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因为《史通》全书侧重的是史学批评，而不是事实性批评。刘知几所谓“上古”和“中古”、“近古”，实际上是指“上古史学”、“中古史学”和“近古史学”，这仍然是一种历史的批评。下面就来依次加以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