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世异”与“随时之义”是异构同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提法而已。“时移世异”与“随时之义”共同构成刘知几的史学发展史观，犹如一枚硬币是由不同图案的两面共同组成的一样。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历史事实必然发生变化，历史编纂学要适应这种变化，史学批评也要根据这种变化来衡量历史书籍的得失。
《六家》篇论《春秋》家时说：“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贬，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刘知几认为《史记》的本纪取法《春秋》，但二者是有差距的，因为“时移世异”决定了“体式不同”。
《六家》篇在完成对六家“原始察终”和“推源溯流”的历史的批评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干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姑置不论。至少，它是刘知几长期史学史经验的一种理性概括，其理论根据就是“时移世异”。刘知几依据“时移世异”的观点“商榷千载”以来纷纭复杂的史书体裁的兴废，这一批评过程显示了历史的批评方法的逻辑力量。
《摸拟》篇说：“盖语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入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叙撰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刘知几在这里透露出“世异事异”思想与韩非子“时移世异”思想的某种继承关系。韩非进步的社会历史观曾受到哲学史家们的肯定在《韩非子》书中，《五蠹》篇是韩非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的重要文献，“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故事极其形象地讽刺了那些因循守旧，缺乏历史变化观念的愚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篇又一次用这个成语故事来批评《汉书·司马迁传》在取材方面因循守旧：“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巨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竞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传，了无损益，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说也。”
中国古代文史同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至少是先唐），文学与历史分界不明显。“文史不分家”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传统。作为独立于文学之外的纯史学，与独立于史学之外的纯文学，只是在很晚时才此疆彼域，各有宗旨。第一个自觉地从理论上把文学与历史学加以区别的评论家就是刘知几，而刘知几区分文史的理论根据仍然是“时移世异”。《核才》篇指出：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
若斯人者，其流几何？纪昀评这段话是“甘苦之言，分明之论”，看来他是赞同刘知几的观点的。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由“文史不分家”到“文史分家”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至于学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文与史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新的合流，这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时移世异”的批评法注重的是历史事物的变易性，在古人日常视野中，还有些历史事物（如自然现象、宇宙等）呈现出某种不变性（或变化微小的）特征。刘知几认为史书不应当记载每个时代都存在的、长时间不发生大的变化的历史事物，比如天文，《书志》篇明确地指出：
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度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作为一种缓冲，刘知几主张如果一定要作天文志，只能记载那些“天变代异”的天文现象：“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慧孛氛棂，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邰之所侯。至如荧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坼，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这里暴露出刘知几思想中某些天人感应和迷信色彩，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左传》等史学遗产的影响所致，就刘知几的主导思想而论，他仍然强调的是“时移世异”的历史变化观。撇开这一点不谈，刘知几企图废除天文志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天象左右了中国人的观察方向，成为中国入思考的主要对象之一，比如文学家届原、哲学家王充等人对天象都有异常的兴趣。中国古代的史官兼有观察天文的职责，因此不懂天文学的史学家是不可想象的。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历代史官和天文学家对天文不间断地认真观察，才使得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世界文明史上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天文现象都是中国人率先观察到的，比如哈雷彗星就是著名一例。刘知几的观点与史学史的事实也是背道而驰的。在二十五史中，除了《三国志》、《粱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没有志外，其他诸史都有志。这些正史的志的名称或数目虽然差异较大，但几乎都有天文志（仅《辽史》有《历象志》而无《天文志》）。这一事实说明，唐以后的史家并没有响应刘知几不设天文志的号召。尽管刘知几对天文志的批评意见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其中却蕴藏着一个极有意义的思想，这就是不同的时间长度问题。
现代法国“新史学”中有一个著名而重要的概念——“长时间”（有入译作“长时段”）。“1958年，布罗德尔发表了《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间性》一文，该文享有盛名。”“布罗德尔本人的著作贯穿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长度的辩证法思想，每一种时间长度都各自同历史现实的一定深度、一定类型相适应。在历史现实的最低层，正如海底一样，固定性、稳定的结构占优势，人、地球、宇宙是它主要的因素。时间在这里过得如此之慢，似乎是静止不动的；这里发生的过程——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变化、思想和活动的习惯等——是以几百年、有时以几千年计算的。这就是长时间。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其他现实，像海水的涨潮和退潮一样，有周期性并要求用另一种时间尺度来表现自己。这已经是社会经济局势的‘宣叙调’，是平均长度为10年、20年、50年的时间节奏，在这个时限内研究物价曲线、人口增长、银行利益的变化、生产上升或下降的因素。最后，历史的最表面这一层：这里各种事件如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浪赶一浪。它们是以短暂的年代单位来计算的；这就是指政治史、外交史和类似的各种‘事件’的历史。”
刘知几的思想与布罗德尔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刘知几不可能达到布罗德尔的历史哲学的理性恩辨高度，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布罗德尔完全不同。然而，刘知几试图把亘古不变的天文现象（时移事同）与经常变化的社会人事（时移世异）加以区分，从而规定历史编纂学的不同任务，这里面多少包含一些对不同时间长度的天才猜测。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刘知几比起布罗德尔来说是先知先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