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作为认识历史的特定事物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原始察终”，只是历史地划定了史学批评从古到今的时间长度。对于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面对史学的变化发展，在史学实践活动中应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应变能力。对于史学评论家来说，其评论水平的高下取决于他对既往的史学发展变化过程的总体性把握，这种总体性把握也可以叫做史学发展史观。《史通·因习》篇说：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吏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劐船以求剑也。这里，刘知几集中地表述了他对史学发展的看法：史学的变化应当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很显然，这种历史观念是《周易》“随时”思想的蜕变和发挥。以往的《史通》研究者，似乎未充分注意到《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对刘知几的较大影响。《周易》居儒家经书之首，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经过修订后的《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的明经，令依此考试”。作为官方科举考试指定的统一教科书，孔氏《正义》对《周易》哲学思想的权威性阐释必然会被唐人所接受，本文第一节所征引的几条材料可作旁证。刘知几对《周易》甚有研究，他曾经考订子夏《易传》为伪托。考虑到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刘知几借助《周易》的哲学观点来阐发他的史学发展史观便是自然而符合逻辑的结果。“随时”，是刘知几历史的批评的重要尺度，下面通过具体事例来论证这一点。
刘知几认为汉代的诸侯与古代的诸侯不同，没有世家：“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娃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因此，刘知几批评《史记》：“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浦起龙对此大加赞赏：“‘随时’二字，具有通识。”“史无世家，时为之也。‘随时之义’四字，乃持论主句。”诚如浦氏所言，“随时之义”四字就是《世家》篇的理论根据。同样是针对司马迁，刘知几仍然用“随时”的统一尺度去肯定他在记载人物邑里时的正确做法：“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只有“随时而载”，才能客观而准确地反映历史人物的邑里，纪昀高度评价了刘知几这一观点：“此论甚伟，而《唐书》仍循旧例，殊可怪也。”。
自古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称谓都是“缘情而作，本无定准”。刘知几列举了战国以上和汉魏以降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称谓的例子，然后概括出史书称呼历史人物的一条通行法则：“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弛。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吉。”刘知几认为“后来作者，颇慕斯流，亦时采新名，列成篇题”的写法也是可行的。唯有魏收不懂得“取叶随时”的法则，因此，刘知几批评他：“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
王劭的《齐志》是刘知几特别推崇的一部史学著作，有人问：“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刘知几回答说：“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盳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庄重严肃的史书为什么应当记载“当时鄙言”？这道理便在于历史生活的“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史学家如果不充分意识到历史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变易性，那么，人们就无法通过史书来分辨历史上异时异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刘知几反驳了对王劭的讥诮，充分肯定了《齐志》对于历史生活的认识功能：“盖语日：‘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又日：‘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藉多闻以成博识。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毖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刘知几对王劭的《齐志》可能有所偏好，或者夸大了其史学价值，但他能从“因地而变，随时而革”的历史变易角度来强调，要正确而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历史生活特定阶阶段的语言风貌，这种史学观念还是相当进步的。
刘知几在对王劭《齐志》充分赞扬后，即对令狐德藁等人所撰《周书》提出严厉批评：“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刘氏把造成这种文风不正的原因归结为：“字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刘知几认为令狐德蕖当时是有条件革除这种“乖夫适俗随时之义”，一味追求儒雅文风的弊病，但是令狐没有这样做：“字文氏事多见王劭《齐志》、《隋书》及蔡允恭《后粱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见于萧韶《太清记》、萧大圆《淮海乱离志》、裴政《太清实录》、杜台卿《齐纪》。而令狐德蕖了不兼采，盖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遗略。”在刘知几看来，《周书》的写法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刘知几之所以能重视那些“其中有鄙言”的史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适俗随时之义”的史学观念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刘知几历史的批评概念中，“随时之义”有时又表述为“相时”、“从时之义”、“取顺于时”等提法，如《书志》篇讲设都邑志有必要时说：“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题目》篇批评几部史书说：“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日志，何之元、刘瑶日典。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知几对“随时之义”或“从时之义”的重视，凡是符合刘氏“随时”或“从时”思想的历史编纂法及史书都得到好评，反之，则受到严厉的指责。
刘知几所确立的“随时知义”的史学批评法则，涉及历史时间的性质与历史学家的职责及历史书籍的价值标准的关系问题。历史时间是不间断地一去不复返地向前流动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历史时间的变化来调整历史编纂法，以便准确而及时地把他所感知的生动活泼的历史生活风貌记载下来，后入正是依赖这种记载来认知自己无法经验的历史生活。不遵循“随时之义”的史书，必然由于某些历史记载的空白而降低其历史认识价值。一般说来，偏重史学阶段性和现实性的“随时之义”，是进步可取的（当代国外流行的口述实录史学似乎与“随时之义”的思想有某些相近之处）。不过，史学史的事实说明，真正完全符合“随时之义”法则的史书是不多的。任何历史记载总会留下某些历史空白，如刘知几特别看重的“鄙言”、方言、俗语、风土、人情等并非所有的史书都能从时记载，后代史学家对前朝历史的记述也不可能完全遵循“随时之义”，如果仅仅因此而绝对地肯定或否定某些史书的史料价值，则显然不符合史学的客观实际。
“随时之义”、“从时之义”、“取顺于时”虽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变化的进步意义，但在史学实践活动中往往又有不可行的一面。首先因为传统的史书修撰过程是分两步走的，正如《史官建置》篇所云：“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篇；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出自当时之篇”也许比较容易做到“随时之义”，而“归于后来之笔”则难以实现“随时之义”。
其次，与“随时之义”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拘时之患”。《核才》篇指出：“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时之患，其来尚矣。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哉？”“拘时之患”是史学领域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史学家不得不受制于时代的约束。《直书》篇特别讲到时代与史家命运的关系：“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董狐、赵盾、崔述、司马迁等史家同样秉笔直书，但在不同时代遭遇不同的命运，刘知几由此而“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因此，对于“随时之义”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别情况，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