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在《史通·忤时》篇总结他的读书方法和治学经验时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寻夫左史、右史，是日《春秋》、《尚书》；素王、素臣，斯称微婉志晦。两京、三国，班、谢、陈、习阐其谟；中朝、江左，王、陆、干、孙纪其历。刘、石僭号，方策委于和、张；宋、齐应篆，谆史归于萧、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残编。孟坚所亡，葛洪刊其《杂记》；休文所缺，苟绰裁其《拾遗》。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这里，刘知几实际上集中地表述了他对史学的一种历史的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周易》、《史记》以来“原始要终”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史通》书中不难找到一些体现这种思想的典型用例。《书志》篇说：
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蓝寻源讨本，其归一揆。《六家》篇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度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核才》篇说：然向之敖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踔驳，一至于斯，而况贵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疑古》篇说：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寻也，略举纲雏，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惑经》篇说：考兹众荚，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举出这些用例可以说明“原始察终”思想对刘知几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只是讨论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我们的目的是借此对刘知几历史的批评方法先有一个宏观上的评价。
每当我打开《史通》的内篇或外篇，无论是读《六家》、《体》，还是读《史官建置》、《古今正史》，都能感受到史的线索清晰分明。如果撇开一些枝微末节，刘知几的历史的批评首先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他把已知的史学发展史看作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的起点是荒远的上古，终点是亲近的当代。刘知几是在从上古到初唐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跨度中完成他的“原始察终”的史学批评任务。这种时间意识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家深邃的历史眼光。二、刘知几本来的志向是想步孔夫子的后尘，继司马迁之后，完成刊定群史的名山事业，由于现实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他不得不退而撰《史通》。《史通》虽然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但是它完成了对古今史学进行总结式的评论工作，因此，《史通》在史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和地位类似于《史记》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刘知几可称为史学批评史上的司马迁。
下面分析刘知几是怎样通过“原始察终”来贯通古今史学的。先讨论刘知几对史学发展过程的起点的认识。
《史通·六家》篇开宗明义地说：“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吉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几句使人很容易联想起上文所引司马迁“一质一文，终始之变”及刘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的话）实际上，“古往今来”四字已给全书的时间起讫定下了基调。接下去，刘知几讲六家中的第一家：“《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这种表述方式与《汉书·艺文志》及《诗品》的“推源溯流”相似）刘知几认为中国古代史学起源于“太吉”，“太古”是非常模糊、非常遥远的过去。太古史学到底如何？刘知几心里并不太清楚。那么，刘知几为什么偏要涉及心中无数的“太古”呢？这是取决于“原始察终”的历史的批评的需要，他首先需要_原始一。刘知几对“太古史学”一般都采用语焉不详的模糊性处理：三、五之代，书有《坟》、《典》，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旧尽管刘知几相信：“《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但是他对后人所传一太古史学竹的真实性是持怀疑态度的：“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日：‘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几与司马迁有意识保持一致。
刘知几把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的实际起点定在唐、虞，具体地说就是指记载了唐、虞至周代历史的《尚书》。《六家》篇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同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古今正史》篇先说《三坟》、《五典》“爱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后把《尚书》作为古今正史的第一部：“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
严格地讲，刘知几的。原始并并没有告诉人们什么真实实在的内容，这种“原始”性的史学批评的可靠性是微乎其微的。所谓《三坟》、《五典》，先秦文献中仅《左传》书提及，它们是否存在，大有疑问。刘知几所据以立论的《古文尚书》，还是出于后人的伪作。不过，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原始”性批评在历史认识论中的作用。只有“原始”，才能加深人类对历史反恩的彻底性和纵深度。史学的进程，或者说思想的进程，应当同人们已知的历史进程步调一致。刘知几的时代没有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他不可能懂得人类漫长的史前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刘知几能感知的中国入的历史进程的开端只能是传说中荒远的“太古”，他把有文字可考的《尚书》写入中国史学发生史的第一页，这是一种符合情理的、比较现实的做法。
现在讨论刘知几对史学发展过程的终点的理解。
刘知几所考察的史学发展过程的终点是在隋、唐时期，更进一步说，是在他生活的当代。如《六家》篇在溯流别时，如有可能，就把某一流派的演变过程的终结视为隋、唐时期的某一部史学著作。六家中《尚书》家的终结是：“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史记》家的终结是：“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至魏，卒子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日《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纪传群分，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最能集中反映刘知几对史学发展全过程进行考察的篇目是《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这两篇都是从上古史学一直讲到隋、唐史学，包括刘知几亲身经历的史学事业和参与写作的史学著作。毫无疑问，它们可作为先唐简明史学发展史来读。《史官建置》评介了隋代的监修制之后，对唐代的史馆制提出了批评，最后附带谈到起居注和女史的情况。“女史”的设量终于隋代：“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不施行。”“起居郎”一直讲到“今上”（即中宗）：“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舍入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入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古今正史）篇起上古的《三坟》、《五典》，讫当代的《则天实录》，首尾完整，一气贯注，所评内容十分丰富。刘知几对唐代史学的批评是从唐太宗“贞观初”一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的，古今正史的最后终结就是刘知几在神龙元年与徐坚、吴兢等重修的《则天实录》：“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三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刘知几在《古今正史》篇的结尾处表述了史书须遵循时间顺序的原则：“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
浦起龙说：“《史通》一书皆议论体，独《史官》、《正史》二篇属叙事体。观其所述，自《史》、《汉》而下，悉援序传原文。至粱、陈以还，咸举见闻所接。全书谈史，安可不辨史曹？全史就评，安可不综史部？议论、叙事，相须为用。是二篇者，虽外篇之压卷，实内篇之括囊。《史通》正本已尽于是。”浦起龙所谓“叙事体”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史官》、《正史》二篇仍然是以议论或批评为主。浦氏之所以有“叙事体”的评语，正是历史的批评方法在形式上所表现出的外在特征。不过，浦氏所谓“《史通》正本已尽于是”，倒是部分地道中历史的批评方法在内容上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上面我们说过，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终点是唐中宗神龙年间。实际上，从《史通》全书看来，这个批评终点的准确时间还可往后推。《史通》的最后一篇是《忤时》，写于中宗景龙二年，但有玄宗开元初年修改的痕迹。《忤时》篇的意义不在于它把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终点再往后推几年，而在于它是一篇以书信体写的当代史学批评专论。《仵时》篇作为全书的压卷，其中有刘知几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六家》篇贵在原始与博古，那么《忤时》篇则贵在察终与论今。浦起龙认为《自叙》篇与《祚时》篇相表里，“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为内、外篇之殿”。浦氏这个总结，基本上把握了《史通》在篇章结构上所体现的时间意识。
刘知几的“察终”，比起“原始”来，内容实在而丰富多了。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他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得来的，因此就大大加强了其史学批评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史学史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后入谈到贞观年间所修的几部正史时，常常要引用刘知几的批评意见。中国的史学，从司马迁开始就有一种注重当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所谓“察终”往往就是“察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对他们当今的历史作出不断的记载和评价，才保障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即使像起居注、实录这类古代帝王生活的流水账，在促进史学当代性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司马迁和刘知几对当代史学的认识虽然不具备近代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家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论意义，但是却反映出中国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程度。对于任何时代的史学家来说，只有当他和他所生活的当代史发生某种联系时，他所认知的历史过程才是完整的。
刘知几能够熟练地运用“原始察终”的历史的批评方法，似乎与他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历史教育进程及由古至今的思想训练分不开的。他自叙最早接触的史书便是《尚书》和《左传》，十二岁时，他“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观余部，以广异闻”的充足理由，谢绝了“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的建议。接着他“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刘知几在十七岁的时候，便了解了起《古文尚书》讫“皇家实录”的史学发展全过程，这不能不是一种聪慧和早熟的表现。“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正是“原始察终”的确切注脚。中国人的“原始察终”或“博古通今”的历史思维的时序性，可以说是古代以《五经》为统一的启蒙教材的基础教育的长期积淀的结果。随着历史过程的无限延伸，“原始察终”或“博古通今”式的史学批评将会越来越困难，就个人的力量而言，甚至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句凝结着中国人“原始察终”的历史思维时序性的俏皮话最终将失去它存在的客观有效性。
以上我们评述了刘知几“原始察终”的史学批评，主要侧重于他对史学发展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的认识，实际上“原始察终”还包括广阔的中间环节，这个我们将在其他地方予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