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尊敬所有关于文学和教育的事件，他们憎恨战争，心头铭记着孟子的话“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引自《孟子·尽心下》。——译者他们喜欢贸易和市场上的金融交易。中国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非常杰出的军人，但是对军事活动正确的评价是最近才诞生的事情。“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谚语这么说，还有一句话叫“一枝笔抵十万兵”。另一方面，也有承认武将价值的谚语：“文能安邦，武能定国”。
直到最近，中国的父母还不愿意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军人。他们始终希望他们的男孩接受典型的文学教育课程，然后成功通过竞争激烈的进士考试，提升到国家高级文官的职位。中国竞争激烈的考试累积了大量愚蠢的笑话。它的考题只从儒学经典中选取，包括了由孔子建立、孟子（公元前372年到公元前289年）完善的古代历史知识和一套全面的道德体系，包括了3000年前的歌谣和典礼，包括了散文和韵文写作的能力。整套课程可以用我们伟大的政治家威廉·皮特有两个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前者是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首相。后者活跃在18世纪末，是前者的儿子，也是英国著名政治家、首相。——译者所受的教育比较：经过教育他拥有了阅读希腊和罗马经典的能力，以及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丰富知识，使得这个学生不断接近课程认为必要的目的。中国的课程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物，他们在外交——即使不是在战争上——和西方最杰出的头脑不相上下。
他们竞争性激烈的考试体系对中国十分有益。不用怀疑，它是整个体制最大的亮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依附于这个制度。始终有各种人试图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进入成功应试者的名单。虽然不能荒唐地说从来没有人成功，但是这种冒险的代价太过巨大，一旦暴露，可能是死刑的惩罚。
无论对于考官还是应试者，考试的过程都非常严厉。每3年才举行一次的省试时，北京派出一位通常称为“学政”的钦差大臣。他到达考点后，他的住所立刻封闭起来。各种非常的措施被采取来防止他的朋友或者不轨的应试者用任何方式接近他。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很多成年人会和十几岁的孩子同场竞争。事实上，就有过一个例子：一个72岁的老人成功通过科举考试。但很多人一年一年地应试，直到很久之后才决定放弃这项他们没有天赋的事业。
在指定日之前很早的时候，应试者就开始集合，贡院的大门缓缓打开，使者尖声喊出进场考生的名字，许可他们进入考场。每当叫到他们的名字后，那个人就回答一声，然后收到服务人员的一卷纸，上面标记着他要进入房间的号码，房间在的某条长巷子内划分出来的考试专用屋。他必须自己用篮子携带其它的写作用具以及食物，进门前这些都会被仔细检查。有时会发现有人在袖子里藏着经典的书本。当每个人就位后，学政焚香，关闭贡院的大门。之后没有人可以进出贡院，无论他们是生还是死，直到第三天结束。当三场中的第一场结束后，应试者可以有一个晚上的假。为了防止突然死亡——如果1万到1.2万的人在有限的空间整日整夜地聚集在一起，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的尸体会被悬吊在房间的墙上。即使学政本人死亡，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他的副手会接替死去学政的位置，他也由皇帝任命，陪同学政一道从北京赶来。
漫长连续的三天比试有足够的理由让每个人精神失常，也带来了很多让人沮丧的后果。其中最轻微的情况是每年都有固定比例的白卷上交。有一次，某人交上了他最后的遗愿与誓约的副本。还有一个例子：不久之前，一位学政精神失常了，发生了一个痛苦的场景，他撕毁了一打已经提交上来的试卷，踢打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直到他被控制住，手足被缚在椅子上才安静下来。一个应试者曾经穿着女人的衣服，脸上涂满了胭脂，像戏里面那样，进入大门时他就被捕，由他的朋友不事张扬地带回家去。
工作过度，对着政府职务的极度热诚，当然需要为中国大部分人中那些相对低比例的精神失常者负责。帝国没有精神病收容所，很难估计这些精神病人确定的数目。残疾人和缺陷人也是这样的。很难在街上见到他们，甚至听说他们的存在。
作为防止考试舞弊的另一个方法，所有应试者递交的卷子都经过红笔誊抄，递交给判卷人的只有这些复本。这样一来，倚靠贿赂和关系获得帮助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中国人，没有试图隐藏和托辞，事实上还经常夸大他们公职上的腐败，但都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宣称他们考试体制的良好运作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没有明显的理由不接受他们的这个结论。
整套体制现在正经历某些修正。如果明智地引进适当的修正，只会强化这套体制的特点。孔子的教导有着崇高的道德标准，它塑造了中国人民很多世纪，在世界各国中有着突出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格，不应该被轻易抛弃。科学的训练，帮助我们消灭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无限延伸，能利用各种形式的物质减轻加之于人类之上的大部分苦劳；同时我们还需要有效的道德训练，学会对人类的责任。从科学的观点看，中国人完全落后于时代了。虽然西方决定性地超过东方也只是150年内的事情。如果我们到了15世纪，我们会发现以文明的标准看——按照这个名词通常的定义——中国还高于欧洲。马可波罗——13世纪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他在中国待过24年，并在忽必烈手下担任官员，留下了对中国辉煌城市和华丽宫廷的记录，它们胜过了他见过和听过的任何东西。
回到古代，我们发现那个时代中国的居民“对学习怀有敬意，而我们油画上的先祖正赤身裸体地跑步，在林中没有家园，以果子和生肉为食。”在发明上、机械和工程方面中国都卓越无比。作为证据——只需要举一些——他们的印刷术（见下文）、他们的水轮和其它聪明的灌溉设施、他们神奇的桥（更无需提万里长城）、“出租车”——有着计程装置的马车，关于它最早的记载还在公元4世纪。证明人们身份的手印系统，在公元7世纪就有记载。雕刻出来的象牙球内能有9到10个更小的球在转动，它们的尺寸不断缩小，每一个都能套住下一个。很早年代的记载里，战车上就装置着一个总指向南方的人型指南针——虽然就像“出租车”的情况下那样，它的详细说明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传说里讲这辆战车在公元前1100年由当时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发明出来，他是为了帮助一位从南方遥远的国家来到中国宫廷的外交官顺利地返回到自己的故乡。罗盘的发明权不属于中国人，它是阿拉伯人在较晚的时代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容易把它和早期战车上的指南针混淆起来。至于火药，它的一些自然性质已经在公元7世纪被运用到烟火上。而它作为火器的性质则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战役中首次出现，直到公元15世纪火器才被有计划地系统运用。铸造青铜的技术，即使不是更早，至少在公元前700年就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谈到丝绸制品可以让老人觉得舒适，而在无法追忆的远古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叶。1600年前中国人就发现并且制作陶瓷器，之后留下了完美的典范作品，所有欧洲人的尝试都只能望其项背，无法超越。
在很多例子中，中国人不是走得太近就是走得太遥远。在很遥远的时代他们就有飞行车的传统。传承了很多世纪的粗糙的木刻，展示了一辆载着两个乘客的车子，它飞行在云端，似乎由带有螺旋桨的特征、安装在旅客前进方向正右的轮子推进。但是没有一点证据说明是什么动力驱动了轮子。同样，公元10世纪的中国书中也提及过铁甲船，只不过被嘲讽为不可能的东西。他们还暗示了血液的循环。此外，神奇的麻醉术也被应用到手术上——之后我们还会提及——公元16世纪人们还对这个主意一无所知，直到西方科学的大发展，我们才获得了这种技术。但关于中国古代的麻醉术也存在争论：因为中国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残坏肢体，很难想象中国人会寻求一种让他们所讨厌的工序更加便利的方法。
在绘画的领域，我们只需提醒以下事实：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成就达到了异常的高度，除了最高水平的艺术家，没有人敢轻慢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的代表艺术油画成熟前几个世纪他们已经有颇高的艺术成就，不需要去欣赏大英博物馆某位公元4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艺术家的著名画作，引用某位重要艺术评论家对一位公元10世纪到公元11世纪画家的评论就能说明这点：“对于宋代的艺术家和诗人，山是一种激情，就像华兹华斯认为的那样。风景的艺术被建立起来，15世纪的日本人继续这种艺术，它是世界上有过的最伟大的风景艺术学派。这是对大自然最基本和最神圣部分的想象性绘画——视觉被解放开来：我们能看到奇峰间风暴和宁静、激流的瀑布、颤动的芦苇丛——虽然过于幻想性是它的一个弱点，但是对风景写实一味驯顺和纯粹的忠诚者是不配指责它的——这些是西方风景画唯一的模板。”
中国的艺术家不满足于复制现象，他们一致认为这种绘画意义不大，他们注重绘画对象的精神层面。如果要成功绘画一棵树，必要的不是弄好形状和色彩，而是原物的生命和“魂魄”。直到最近的两三百年前，自然一直是真正灵感的源泉。工作室画家出现后，中国的艺术已经衰退。而日本的艺术，从14世纪起就在中国艺术家门下汲取养料，达到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现在有着异常的多样性的日本艺术正试图融会西洋艺术的理念。
下面是位公元5世纪中国艺术家写的话：
“凝视秋云，灵魂得到极大的提升，感受春风，念头会变得狂乱。占有金银珠宝如何能与这样的快乐相比？然后展开画轴，铺开丝绢。把水的涨落、绿林和风、瀑布溅起的白水传递到上面。随手一挥就像神改造风景那样……这是绘画的快乐。”
就像诗歌艺术那样，在绘画中，艺术家回避完全地表达他的主题，以免读者没有足够使用他自己想象力的余地。“暗示”是所有上述两种艺术的关键。在几个世纪后英语世界出现“印象派”这个术语前，它的内核已经被有天分的人掌握。
在中国，文学和艺术的联系十分紧密。每个文人或多或少该是一个画家，或者是掌握一种乐器的音乐家。没有个人的才艺，就不能说他是个评论家，甚至连这种艺术或者另一种艺术，乃至全部两种艺术最低档次的喜爱者都谈不上。所有的中国男人、女人和孩子似乎都喜爱花。可以为那些谈论梅和杏的诗歌建立一个不算小的图书馆。一束欧洲花卉对于一个有文化人有点古怪，对于欣赏花朵，一个中国人只欣赏每次一个单独的小枝条。他工资微薄的办事员会在早晨把一些微不足道的花蕾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把枝条放在一个小巧的花瓶里，然后放到他的书桌边。有一系列藏画的主人会邀请你喝茶，然后带你参观他的珍藏。但在同一个下午，他可能只展示一件样本，然后考验谁能认出它来。如果是幅山水长卷，他会逐渐展开卷轴，留给他的拜访者一段时间来欣赏和批评。如果是宗教历史画，或者花鸟画，只有当它们完全被展示时才能体现全部的效果，他在饮茶和攀谈的间隔从各种方向来研究它。这种集中在中国评论家眼中是绝对必须，只有如此才能诠释艺术家的真正意图，公正欣赏他的成就。
古希腊泽克西斯（Zeuxis）画的葡萄是个神奇的古老故事，他的画太逼真，以至鸟儿去啄食假的葡萄。还有帕拉西乌斯（Parrhasius）绘制的窗帘，泽克西斯试图把它们拉开。还有阿比拉斯（Apelles）画的马让其它马对着它嘶鸣——中国的艺术也有相似的例子：遥远古代的某位画家花了一根枝条并把它悬挂在河岸，立刻有一群水獭叼走了它。另一位在棉衣上画了褶皱，使得衣服看上去像是刚从水里洗过一样。还有一位画家画的猫可以吓走老鼠。其中的另一位艺术家让上述几位的努力失色，他的北风画让人们感到寒冷，他的南风画让人们感到温暖。没有画作本身的价值，就不会有这些夸张的基础存在。这些例子暗示中国画的追求是某一个高度，那里除了真实别无他物，大英博物馆最近展出的一幅中国画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
中国人的文学活动以及他们文学的产出，规模十分庞大。当然这要全部归功于早期印刷术的发明——尽管大量的作品已经消失，仍然有庞大的主要作品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叛乱和火灾后依然幸存。
印刷术这种技术与其说是个突然的发明，不如说是个不断的发展。即使误差幅度放宽到半个世纪上下，我们也不能确定何时印刷术被发明出来。刻印或许是印刷术的萌芽，中国人在没有严格纪年的时代前就使用这种技术。拓印用的石板也可能是一个源头，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有5部儒学经典的46块石板，它们在公元170年镌刻，至今仍有部分存留。不管是哪个源头，到公元6世纪时，已经有了用木活字在纸上留下印记的主意，当时主要用在宗教图画和宣传品上。直到公元932年这种发明才被大规模推广，当时儒学经典被第一次印刷，从此之后印刷术开始向各个领域迅速地拓展。
非常值得注意中国人极端反感新生事物，几乎不乐意考虑任何革新。但一旦确信某种技术确实有用，他们不会磨蹭时间，务必立刻获得这些东西产生的好处。比如引进电报这件事就强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性格：中国人起初非常讨厌电报，部分原因是认为这些高高的电报线干扰了风水，同时，他们真心怀疑这些电报线有没有宣称的效果。一位狡猾的广州人通过电报知道了三年一度北京殿试前三名的名字——而几周后其它广州人才通过寻常的信息网知道这个信息——他通过购入大量猜测前三名人选的彩票而发了笔财。中国人的反对意见像一叠纸牌那样倒下，大多文人的唯一问题就是：在很久以前，中国人自己为什么没有发明电报。
公元1043年发明了焙制陶土制成的活字，几个世纪后木头、或者铜、铅成了主要的活字材料。但是活字印刷从来没有让人们喜欢，尽管依靠它印制了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为了不断增长的学习西方的需求而翻译的外国书籍以及现代的报纸都用移动活字印刷。中国人一直是个嗜好阅读的民族，从公元2世纪起系统的教育就造成的激烈的学生间的竞争。或许这里适合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北京邸报》，人们常说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但其实它根本不是报纸，它没有我们称为“报纸”这个术语所指称的任何东西。它只是宫廷活动的记载，报告官员的晋升以及一些旨令的纪要。它每日发布，但直到公元到15世纪才开始印刷。
每个中国男孩可以说都有他的机会，即使是对最穷的人，他显示出的阅读书籍能力的些微迹象也不会逃过观察。除了上免费学校的机会，一个聪明的男孩会很快找到一个保护人。在多数情况下，他有钱完成儒学经典的教育，能够踏入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当他通过该地区的考试后，成功的应试者会获得持久的荣誉。一个前途远大的年轻毕业生，当他赢得了第一个功名后，就成了富有家庭的父亲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想争取他做女婿，他们清楚单有金钱是不够成功通向官员的阶梯的。没有上述那种才能的男孩依旧去从事卑微的职业，而那些达到某种文化程度的人被划分出去从事商业活动。比最高的精英逊上一筹的人则成为家庭的私人教师、学校老师、医生、占卜者、风水师和书商。
在本文的有限篇幅内，不可能让读者对中国的高级文学得出最起码的印象。我们只好说它的所有分支都发展得相当充分，历史、传记、哲学、诗歌和散文涉及所有形式的主题，即使对最不满足的读者来说，它们也是足够广阔的领域。
这里要补充一句——对需要确切评论中国人的人非常重要——在中国的一套作为道德标准根据的古代儒学经典中，即使对最敏感的人来说，也没有一个词有不精致和不正派的问题。虽然说了很多，但并不是全部。上述的中国高级文学也有同样的特点，最拘泥死板的人也会对它的纯净感到满意。数量庞大的中国诗歌没有任何不正确、不洁净和阴谋诡计的暗示。这种异乎寻常干净的语言是个突出的现象。直到最近几年，女性的教育并不普及，虽然有不少特别的例子，这些记载里的女性自己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只有当我们阅读小说、短篇故事和轶事集时才会接触到一些污言秽语，通常它们不使用高级文体写作，也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文学，所以也不需要保持高级文体的标准。
确实有大量的小说——主要是历史和宗教类——它们作者的目的是用足够高水准的写作来回避通常所谓的色情和庸俗写法。尽管如此，他们做出这些努力之后，这种新异的文学还很有趣地与中国正统主流文学形成了对比鲜明的平衡。至于有着剧情设计的长篇故事则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们似乎是随着蒙古人从中亚带来的——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建立过短命的王朝。一些小说，除了语言道德水准低下，写得却非常机智，它们的描写如同绘画，剧情充满戏剧性。有趣的是，即使第一流的作家也不会把他的姓名署在小说上，所有杰出小说的著作权都完全不清楚。
低级小说用一种极易分辨的文体写作，尽管如此，没有文化的读者还是不能理解其中大量的词和成语，他们只要能了解大致的剧情就心满意足了。经过一流作家提炼的书面语言，还带有历史和传记中的各种人物和事物的典故，只有那些词汇丰富，理解2500年千锤百炼的语言文化的人才能无障碍地领会。对于鉴赏家而言，一个或者两个字组成的贴切隐喻，会大大提升作品的美感，可对于那些没有接触过的人却平淡无奇。日常生活中的平淡物品也有奇特的名字，它们在文学作品中历代相传，所以读者也需要熟悉。比如“小伞”是指蘑菇，“梁上君子”是窃贼——因为窃贼在中国房顶的梁上被逮捕；“细腰”指蜜蜂；“喉核”就是喉结——它很鲜明地表达了事物的形象；“页眉”是指一页的顶端；“弁言”是指前言；“解忧”指酒；“金球”是橘子；“金盘”是月亮；“二毛”是灰胡子；“百洞”是蜂窝；“月替”是灯；“代步”是马；“木衣男”是店员；“散财”是给予应急的钱……这类词汇是无限的。
中国的医学文献数量庞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医学有着很高的地位，尽管事实上只有愿意从事医学的人会实践医学技艺。即使是最初级的那种手术也永远没有机会被尝试，因为中国人极端讨厌忍受任何触及到他们身体的事情。他们相信，按照孔子的教导，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身体，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个身体带回给在另一个世界的祖先。现在中国人依旧在使用的医学，或许可以和欧洲几个世纪前的技艺相比，大多数病人充分体会到中医极端可疑的疗效，一个谚语说“郎中好过一切药”，另外一个谚语则指出“很多名医的儿子也死于疾病”。
传奇文学里有一位公元前5世纪的杰出内科医生，他能够看到病人们的内脏——这明显是我们对X光线的期待——他凭着对人类脉搏的深刻理解，完成了很多惊人的治疗。我们读到在公元2世纪到公元3世纪有一名杰出的医生，他的外科手术技术无与伦比。他很擅长针灸和刀割。如果这些还不能成功，他会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草药麻醉病人，然后做外科手术。据说他只凭把脉就诊断出一例内脏死亡的病例，然后通过手术治愈了病人。他还试图使用麻沸散治疗一个著名军事统帅的头疼病，但是这个请求被粗鲁地拒绝。除开故事不可思议的背景，它表明使用一种麻醉剂来执行外科手术的概念，必须归功于中国人，他们先想到了这种手法。因为西方讨论麻醉剂使用的书籍直到公元12世纪之后才开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