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是一个宗教感强烈的民族，但他们十分迷信。对上天的信赖从最古老的时代就开始了，古老的朴素信仰被佛教融合，现在已经无法分辨来源。佛教是中国的主导宗教，它和人民的生命紧密相连，是人民逃离疾病和世俗烦恼的永远避难所。现在的佛教不再是起初印度人遵守的细密教条，而是一种被最明晰的才智定义得更加明白的东西。佛陀用他的正义拯救人类，佛教圣徒被大众认为拥有调停的能力。但是对佛菩萨的膜拜始终存在，人群会在寺庙买卖甜肉、大笑与攀谈，即使是在最神圣的佛像注视之下。如果不需要神佛的介入，普通中国人满足于忽略神祗的存在，但只要疾病或者财务困难在家中出现，他会急匆匆地去祈求神明。
通过神职人员的帮助中国人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接受他的金钱捐献，用小蜡烛或者香火唤醒龛中的神灵。中国人不欢迎佛教僧侣，嘲笑他们剃光的脑袋，对他们许愿的真诚性质疑，怀疑他们的生活是否纯洁。“无肉无酒入此地”是在大多数佛教寺庙铭刻的规定，他们日常食堂提供饮食是严格的素食。然而，也不是没有醉酒的和尚，他们向不止一个杰出艺术家提供了有趣的绘画主题。
但在成为正式的僧侣前，一个沙弥要经历的试炼，对他的神经和忍受力都是巨大的负担。在漫长仪式的过程中，至少3个，更多的是9个疤痕会留在光秃的头上。他们的头顶被点燃，直到火焰在皮肤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仪式才能中止。那些不幸的沙弥被其余和尚扶住，他们不断鼓励他承受上十字架那样的痛苦。完全合格的沙弥获得了度牒，凭此他就能向中国境内任何寺庙的僧侣要求至少一日一夜的食宿。
在很早的年代，佛教就在中国的诗人和画家的想象力中占有了很重的分量，他们喜欢用炫目的金色来绘画这位“世尊”的形象。一位8世纪的诗人，当他第一次理解了“法”的内在意义时，写作了一首关于佛教的礼赞。
“伟大的信仰，我知道了你的范围。
金色的佛一直是我的希望！”
“道”是关于中国的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我们知道中国人民的三种宗教是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当然根本不是一种宗教，它只探讨对待邻人和此生的责任。如果在道教的真正意义上，也没有更加强烈的宗教诉求。在非常遥远的日子，某些人说是公元前1000年，某些人说是公元前500年，活跃着一个叫“老子”的智者，是“年老哲学家”的意思。他是非常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古代作者为我们保留了一系列他的语录——也就是说，老子从来没有把他的说教变成书面形式。虽然确实有归于他名下的一部作品存世，但已经确知是伪作，并被学者们普遍抛弃。
老子教导的重大缺陷就是极端缺乏实践性，对于从事日常职业的男性和女性都很不合适。某种意义上他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坚持没有一个政府的话，帝国会更好，事实上在最好的统治者治下，暴力和混乱依然屡见不鲜。同样，他提出如果我们学习得更少，会过得更好，因为会有更少的窃贼，成功的盗窃是智力训练的结果。我们不必要去遵守他最著名的教导，也就是不做任何事。他宣称只要如此，就能做成任何事情。每个人对这个谜语都有自己的解释。在他奇特的语录里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格言，可以说明他的风格：“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引自《道德经》。——译者。关于后者，一个注释家举了一个例子：两人在街上相逢，一个人说道：“你变得很胖啊。”他的朋友回答：“嗯，最近我打了个胜仗。”前者问：“你是什么意思？”后者回答：“为什么？你明白的。只要我待在家里读到古代贤王的故事，除了他们的德行就没有其它什么值得我崇拜。当我走出门外，我被财富和权力吸引。两种感情在我内心交战，我开始消瘦。现在对德行的爱胜利了，我胖了。”
老子的学说可以用“道”这个词总结，起初它意味着“道路”和“方法”。运用在他的学说上时，简单而言，是道德行为的正确方法或者途径，人类应该沿着“道”过着正确而且有德行的生活。之后，佛教被引入中国，道教除了它似是而非的悖论和精微的思考，还增加了炼金术和长生药的制作，却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影响。为了阻止反道教的浪潮，道教的寺庙和修道院也被建立起来，他们还确立模仿僧侣生活的修士制度，从佛教中学习各种仪式和典礼。直到最近的时代只有那些行家可以说清两者的区别。
虽然炼金术在公元前2世纪就通过巴克特里亚从希腊传入，但是中国大众早已经失去了对它的兴趣，他们发现从额头的汗水制作黄金比从铜或者铅制作黄金更容易。虽然现在只有很少的一群蠢人相信存在制作长生药（能够给服用它的人带了不朽）的任何混合药剂。然而，道教依旧信奉能够延年益寿的技艺，如果不能说无限制地延长人类生命，至少能达到一个相当高寿的程度。这种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帮助人们延长寿命，因为它主要通过深度而规律的呼吸实现，最好是呼吸早晨的空气，每两个小时吞咽三次唾液；健身训练也是一种方法，增强身体和四肢的特定部位也能延长寿命。最后一种方法，就像从佛教徒借来的打坐那样，需要一天几个小时保持不动的状态：合上眼睛，心灵尽可能地脱离周围环境的影响。各种方式训练的结果就是发展成为“真人”。庄子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他，他写到：“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引自《庄子·大宗师》。——译者
这种可能被称为知识分子道教的宗教，和它吸引广大人民的粗俗形式颇为不同，这种宗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人类的生命是从“概念之外”宇宙深处某个异常灿烂的中心来到这个尘世，这个中心似乎是永恒原则的家园，第一动因的居所，那里没有形体的纯净完美生命“以灵为饮，以力为食”，那里的存在都没有形式。回到这种状态是所有人的目标，只有通过各种情况下精神和肉体的纯净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当肉体和灵魂到了变化的合适状态，也就是凡人称为死亡的阶段。纯净的存在闭上他的眼睛，从凡人称为生活的梦中觉醒，回到他原初的荣耀去。
几个世纪来，佛教和道教间对抗激烈。有时宫廷信奉佛教，有时候是道教。或者一种信仰压倒另一种，或者另一种压倒前者。可后来，两者都被废除，给儒教让位，它是任何皇帝不敢严重干涉的宗教。现在，所有的“三教”都荣幸地共存。
中国人坚定地相信灵魂的存在，他们简单地把灵魂分成善与恶。他们对于前者并不担心，反而十分恐惧后者。丑陋的恶鬼寄生在黑暗的角落，伺机伤害不幸的过路人，这种伤害通常没有任何理由。作恶的人特别害怕那些受了冤屈的灵魂，一个被骗了钱的男人会选择在作恶者的家门口自杀，通常是服毒自尽。如此的话，首先作恶者会落入官府，如果他逃脱了官府的惩罚，依旧要面对受过他迫害的灵魂。一个媳妇会自沉或者上吊以求解脱，也是对她专制或者残忍婆婆的报复。媳妇的自杀会立刻导致她自己家族复仇，有时候会以流血告终，更多的时候是金钱赔偿。这种形式的冒险是对以强凌弱有效的遏制。
算命与占卜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显赫的地位。在街上和市场的店铺中魔术师那样的智者，随时准备接受人们任何对将要进行事业的质询，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那种，他们借此获得一小笔费用。根据书里的占卜方法（中国有大量的算命书籍）或者抽签（上面有神秘的符号），兆象的形式多种多样，然后由占卜人翻译兆象。即使在佛教寺庙中，也会发现香炉前两个肾形的木块，一边平整，一边是凸起的圆。它们被抛向空中，根据结果——两个平、两个圆、或者一个平一个圆——被相应解释成凶兆、一般和吉兆。
在所有中国的迷信中，对国民生活影响最大，也是最持久的，是著名的相地术——风水学说。根据这套学说（相应的有大量的专门文献）的基本原理，个人或者团体命运的好坏是由环绕他们日常生活的各种物理条件和环境决定的。山丘的形状，地点是否临水，树的位置，建筑的高度等等，都是风水专家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以求得他们无知迷信的委托人生意兴隆。雇主聘用他们来选择房屋和墓地的合适基址，如果一个家族的运势在下降，风水师会被请去修正古老墓地的位置。中国街道上的房屋从来不是一条一致的等高线，一家民宅必须比它的邻居高一点或者矮一点，不然就会发生灾难。在前门内必须有个固定的屏风，它迫使访客左转或者右转——据说屏风的目的是用来阻挡邪灵，它们只能以直线移动。
古代的坟墓表明了对祖先普遍的崇拜，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中国宗教生活必须注意的环节。据信男性和女性的灵魂在死后继续停留于世，关照着他们曾经所属家族的利益。各种各样的贡品，包括肉和酒，不时地被贡献给据说居住在古老的祠堂或者壁龛的灵魂。这些供品的特殊目的为了安抚灵魂，为了得到这些生命的祝福和善意的回赠。这是仪式的核心特征，也是这种观念让仪式成为一种看上去纯粹和简单的崇拜活动。所以肤浅的观察者会错误地把这种祖先崇拜与给墓地中的朋友和亲属捎上花圈的活动混为一谈。
谈到灵魂或者精神，中国人几个世纪来一直坚持每个人的灵魂是双重的，有时在通俗观念中也被认为是三重的。其中一重是象征性人格的表达，它永远依附在肉体上；另一重灵魂能够离开肉体，它有一个物理形式的外表，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方会看到同一个人。强直性昏厥或者恍惚，被中国人解释为是这重灵魂离开了身体，任何强大的惊吓能把灵魂驱赶出身体。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个人因为恐惧即将到来的死刑而被吓得灵魂离体，他发现自己坐在房子的屋檐上，从那里他可以看到被捆绑着的人正等待着行刑者的刀落下。这在此时，缓刑的命令下达了，他立刻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埃德蒙·戈斯先生（Mr。Edmund Gosse）埃德蒙·戈斯（1849—1928年），英国诗人、作家和批评家。《父与子》是他在1907年出版的回忆录。——译者不可能接触到类似的中国观点，但他的《父与子》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晨祷和晚祷都是漫长和让人疲倦的过程，我幻想自己能被劈成两个，一个坐在楣上，往下看我自己和我们其它人。”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扶乩一直被归类入解读未来的一种方式，人们依照它的指示而相应地调整行动。它是一种纯粹的职业表演，在寺庙的一些香炉前公众会看到扶乩的活动，那些求问的人需要支付报酬。他们的问题被写在纸条上，然后在香炉里烧毁，没有人知道上面的内容，然后沙盘上留下神明回应的痕迹，每个出现的字不久都要抹除，来给下面一个字留下空间。两个必须对提问者的问题一无所知的人来执行相关的操作，他们拿着V字形的工具，从那里一根小的木头铅笔会以直角弹射出来。
另外一个从未知世界收集信息的方法是催眠术，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它，17世纪中期的文献就有记载。通过香炉、蜡烛和燃烧的香等一整套流程，某个灵媒进入了被催眠的状态。灵魂占据了他的身体，他说的每句话都来自神授。有一个关于灵媒的有趣例子：在催眠的影响下，他说出了一个男人以修复寺庙为名侵吞公款，居然还交代出他自己也拿了钱。
同样的效果也用来治疗严重的疾病，但这个过程往往是秘密的。因为这些实践被认为是和灵魂交流的黑巫术，中国的官方严禁这种行为，他们认为引入邪术，只会败坏道德，而不会对病人的身体有任何好处，更不会对其它人有好处，任何形式的各种秘密团体都在禁止之列。有一个假说——一个非常合理的假说——这些社团的目的是扰乱既存的政治经济秩序。天地会是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危险的团体，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从来没有被完全镇压。这个兄弟会的地点，它们效忠的宣誓以及批准加入的仪式，都让人不禁想到西方的共济会。但是，它们这几点相似的程序纯粹是巧合，其实，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
这些团体中最奇妙的是金兰会，它的女性成员发誓永不结婚，这不仅是口头上的威胁，她们面临胁迫的时候往往选择自杀。一时之间，这个社团构成了对官方的严重威胁，官方被迫采取了一些严厉的镇压措施。
另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团是白莲教。他们不食肉也不吸烟和饮酒。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义和团的成员很大部分是由这个貌似无害的社团组成的。
近2500年来中国人以孔子作为他们的道德楷模。各种宗教是中国人心灵各方面的反应，佛教的地位不断上升，它的地位很难被取代。但在这些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在他们伟大导师孔子的指导下，他被人们爱戴地称为“素王”，最近还被提升到神的位置。
孔子的教导是由箴言的格式组成的，是在孔子死后（我们不确知是多久之后）被收集起来的，他对热情提问者的答复，对人类始终有着重要意义。孔子教导人类和他们邻人的关系，他教导德行是为了德行自省，而不是为了期望中的奖赏或者对惩罚的恐惧。他教导对主君忠诚，这是国家繁荣的基石，而儿子的孝顺则是人类生活幸福的根源。作为朴素的人道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人性的局限，拒绝他的弟子以德报怨，就像老子曾经建议的那样，他毫不犹豫地宣称我们只能用公正对待邪恶（以直报怨）。第一个全面写作中国历史的作家，大约卒于公元前80年，他谈到孔子的影响和地位时，留下这段2000年来被奉为准确评语的话：“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引自《史记·孔子世家》。——译者
天子当然是皇帝本人，他被假设为上天选中在尘世的代理人，有正确行为和关心人民福利的义务。每年他都代表国家去北京的天坛祭天，经过规定的供奉牺牲仪式之后，他进入了中央环状蓝瓦屋檐的大厅，在那里他向上天之灵祝祷，提交他过去12月中的治理情况并期待上天的许可。汉语记载甚至记录了上天的回信。有一个公元6世纪的传奇：一位隐士在他隐居的某个山谷中见到了上天，并且授予他一块有着神秘文字的玉版。公元1008年还有一份更加偶然的上天留下的书面信息，天书降落到泰山（山东的一座名山）上的一个庙宇里。皇帝和他的侍从怀着巨大敬意和恐惧对待这封信，这激起了当时一个博学大臣的忿怒。后者指出当孔子有次被弟子要求讲些东西以供他们记录时，他生硬地回答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引自《论语》。——译者于是，他争辩道：既然上天不会对我们说话，它更不会向我们写信。
该时期的王朝史提及过接收到这封信件的事实，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编年史大体上的真实和准确，随着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它们比过去认为的更加值得信赖。我们自己也不会因为霍夫顿（Roger of Hoveden）和温德华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霍夫顿，又称霍夫顿的罗杰（Roger of Hoveden）是活跃在12世纪的英国编年史学家，而温德华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则是活跃在13世纪的英国编年史学家。——译者提到一份基督关于忽略安息日问题的来信，而完全拒绝他们的古代英国史。
在中国的生活中，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十分相似，孝道被认为是圆拱的拱心石。如果孝道不存在，多少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会崩垮，像建筑那样粉碎一地。当一个弟子请教孔子“孝道是什么”，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义务。然而面对另外一个弟子，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仅仅对父母赡养还是不够的，因为人们也用食物来供养马和狗。在给孩子们的故事书里，人民大众从多个方面诠释孝道的义务。在《二十四孝》的例子里：一个孩子让蚊子吮吸他的血而不赶走蚊子，这样蚊子就不会离开去骚扰他的父母；另外一个孩子因为无法为他的母亲获得一双竹鞋而纵情大哭。上天被感动了，地上出现了竹子，他收集起来带回了家。另外一个孩子故意背着水桶东倒西歪地走路，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开怀大笑。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毫无疑问孔子发现孝道在他的定义能力之外。
现在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但其中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有着相当悲剧性的结果。女主角是个美丽和迷人的女孩，最终死于衰竭，而男主角是个倔强但绝非没有魅力的青年，因为女主角的死，他选择出家为僧。一位有着一个聪明的青年官员儿子的母亲，受到这个悲伤的故事刺激，一病不起，医生的药方都不见效。最终，当事态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她的儿子开始写作这个故事的续集，他复活了女主角，让这对恋人快乐地成婚。不久之后，他兴奋地见到母亲恢复了健康。
另外一种形式的孝道和上面迷人的故事没有关系，却是任何阶层的人都会实行的：当父母得了严重和康复缓慢的疾病时，儿女们会修复都会里的寺庙，祈祷上天缩减他们的寿命，添加到他们病弱父母的身上——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让我们停下来，去从那些受到儒家长期影响和熏陶的万千中国大众中寻找一些教化的例子。现在我们普遍承认中国人有着勤勉、节俭和嗜酒的特点——最后一点嗜酒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酗酒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那种漫游世界的浅薄观察者，因为他们的钱包在香港被职业小偷偷窃过，还有那些居住在中国，观察和比较能力没有受过训练的外国人，也许会说中国人没有诚实这个品行。但那些在中国长久居住的外国人，如果他们花过更多时间严肃地去发掘真相，就会倒向反面。除了职业的犯罪团体，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发现他们坚定不移，让人吃惊的忠诚。中国商人的口头承诺和他签订的契约一样可靠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其它行当上也是如此。体面的家庭不会出现仆人觊觎和偷盗主人的家庭财产的事。当地的谚语说道：“要对给你饭吃的主人忠诚”，这句格言还常常被写在信里面。很多的事业非常成功的外国人，当他们最后要离开东方时，总是叮嘱要给那些年迈和忠诚的中国仆人足够的报答，他们往往服务了20到30年，对他和他的家庭恪尽职守。在那些大的机构，比如银行，有着大量的货币交易，一些富人（或者商行）往往习惯录用中国的职员，因为他们储备了大额金钱，那些雇员很容易有被诱惑作案。挑选合适的中国仆人进入外国人的家庭后，如上所说，他的主人会非常依赖他，在离开自己的仆人后，往往陷入难以自拔的后悔。这样的仆人有着很多美德：他工作的时候没有噪声，效率极高。他能够很晚睡觉，却很早起床。他住在他们家中，但只到外面房间。他自带饮食。他从不凸显自己，但总能担当一个可靠的临时代理。他研究主人的习惯，学习判断他最小的心愿。而作为这些的回报，他仅仅要求主人准时支付他的工资，可以允许他还价。但是一个中国仆人会要求主人把所有购买东西的权力全部委托给他，这是中国人的办事规矩，即使一个绝对诚实的仆人也不能摆脱它的束缚。但如果公平对待他，他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这套规矩有个有趣特点：如果他主人比其它人的地位稍高，在同样的东西上仆人会向前者索取比后者更多一点的钱。外国人做了很多努力要打破这个“旧规矩”，尤其用支付高工资的手段，但最后都归于徒劳。那些顺从旧规矩的主人就没有这许多麻烦，还能享受到这套规矩的好处。
还有一点，或许是在很多方面上最重要的中国仆人的性格：他会没有丝毫怨言，痛快地承认主人超凡的地位和权力。但同时，他会从主人那里争取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尊重，如果值得对主人保持这种尊重的话。中国仆人绝对不能忍受片刻印度仆人领受的那种任意的拳打脚踢，一个体面的中国仆人常会拒绝和一个使用污秽和暴力语言，或者表现出明显情绪失控的主人相处。一份价格丰厚的工作远不能和他在朋友眼中“丢的面子”（换句话说，失去了他作为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仆人夸夸其谈，最好的方法是立刻解雇他，因为即使不危险，他也是个不可靠和无价值的人。孔子说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是一条很棒的和中国仆人打交道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