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宕昌国早期，也就是公元442年后仇池国灭亡之前，宕昌国与仇池国是从属关系，仇池国的原国王、被其叔杨难当取代后封为镇南将军的杨保宗就镇守在宕昌。由于国力大小过于悬殊，宕昌国与相邻的仇池国的关系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从属仇池，保留自身原有内部完整的社会组织系统；要么对抗，在军事冲突中被消灭。宕昌国选用了前一条路子，保存了自身社会组织系统和力量，终于等到了仇池国被更强大的北魏政权所消灭，而在这绝好的时机中，宕昌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使其所建地方政权维持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正是晋末后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分裂割据和南北朝对立局面的大环境，使宕昌羌族地方政权的形成有了可能，但也正是这种大环境又使弱小的宕昌羌族地方政权从一开始便处于南北朝大国和相邻的周边地方政权的夹缝之中，既要向北朝的北魏称藩纳贡，又要向南朝的宋、齐、梁先后称藩纳贡。同时，既要服从于东邻氐族仇池国，也要小心翼翼地应付好西邻吐谷浑。由于宕昌早就服从了仇池国，接受仇池镇南将军杨保宗镇守宕昌，所以，史料中没有发现仇池国对宕昌国用兵作战的记述。但以洮河上游莫河川（经地方史志工作者近年考证即今洮潭县城西阿子滩，牛头城为其王城）为中心的吐谷浑却多次侵扰宕昌国领土，掠夺牲畜及人口，甚至出兵干涉宕昌国的王位继承，更要出兵攻占宕昌，只是由于北魏的强硬干涉，吐谷浑国王屈服北魏的压力才没有最终进攻宕昌，使宕昌国保存了较长的时间。从吐谷浑对宕昌的关系上可以进一步证明，宕昌国是完全服从了仇池国的，仇池国将宕昌看作仇池的藩属，或者就是仇池国的一部分，因为仇池在宕昌有驻军镇守，所以宕昌与仇池没有也不存在两国间的战争问题。
仇池国灭亡后，北魏政权在仇池故地的政治军事力量仍然像仇池国一样对宕昌国的政局稳定产生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以下几个史实中得到充分证明：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时（466-471年），宕昌王梁彪子死，子弥治继位为宕昌王，彪子弟羊子先在吐谷浑部，吐谷浑遣兵送羊子攻宕昌，欲夺弥治位。弥治遣使向北魏求救，“献文诏武都镇将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而弥承的继承王位则是：“初，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奔仇池。仇池镇将穆亮以弥机事魏素厚，矜其灭亡；弥博凶悖，所部恶之；弥承为众所附，表请纳之。诏许之。亮率骑三万军于龙鹄（今四川松潘），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宕昌国政局的控制和宕昌国王位的承袭，完全由北魏驻守在仇池的军事首领所决定。
宕昌国与仇池国延续政权武都国的政治军事关系，基本上是由北魏与武都国的关系决定的，见之于史籍的宕昌国向武都国进兵进行军事进攻的只有一次：即北魏太和元年（477），武都国王杨文度在南朝刘宋政权的支持下叛魏并进攻北魏所占仇池地区。在北魏派大军反攻并攻灭武都国的过程中，为配合北魏的军事行动，宕昌对武都国出兵进攻。“杨文度之叛，围武都（即今武都城关旧城山），弥机遣其二兄率众救武都，破走文度”。武都国对宕昌国未见到军事进攻的历史记载。
宕昌国与武都国所延续的阴平国及并不接壤的武兴国，同为南、北朝的藩属国，应当是友好相处的，因为史书没有宕昌与阴平处在白龙江上游和下游的这两个地方政权之间争斗和交往的任何记载，只有两个政权同时向南北朝大国朝贡的记载。如魏太和十三年（489）“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九月丁未，吐谷浑、武兴、宕昌诸国各遣使朝献”。次年“三月壬申，吐谷浑、宕昌、武兴、阴平诸国并遣使朝贡……八月辛卯，宕昌遣使朝贡”。太和十七年（493）五月，宕昌与阴平又同时遣使向北魏朝献。
宕昌羌族与仇池氐族间的民族关系
据顾颉刚先生的论述，古人每把氐、羌两族连称，甚或看作一种。氐和羌都自认出于炎帝，二族同源而异派。由于长期毗邻而居，同处陇南，宕昌羌和仇池氐更是有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史籍记载，氐族与汉族语言不同，但与羌族的语言是相同的。因此，有些史籍在记述仇池居民成分时，就直接记为氐、羌。仇池国延续的阴平国境内今文县白马藏族，至今在学术界有武都自马氐人的后裔和羌人后裔的争议，更充分地说明仇池氐与宕昌羌或相近的邓至羌的密切关系。
在宕昌国东部的西汉水上游和南部的白龙江中游与仇池国及其所延续的武都国氐族接壤地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羌人和氐人是杂居着的，即宕昌国境内有相当数量的氐族人口，而仇池国境内也有一定数量的羌人居住，在仇池国灭亡后包括其后延各政权时期，这种杂居状况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主要的依据，一是《华阳国志》在卷二《汉中志》“武都郡”下就曾记载：“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傻，多羌戎之民。”二是《南史·武兴传》明确记述，武兴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姜与梁都是羌姓，尤其是梁姓乃为宕昌王族大姓。氐人中的姜、梁二姓，当与宕昌羌有相当联系。清嘉庆间武都举人吴鹏鷎在着名学者邢澍直接指导下编着的名志《武阶备志》中指出，仇池政权灭亡后，武都氐人“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皆与汉民杂处，不复为乱。唯杨氏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迭、宕、沙（此为北周至隋唐所置在今四川昭化西北文县南白龙江岸边的沙州）、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在氐族延续的诸大姓中，没有提及姜、梁二姓。三是在宕昌国腹地的西汉水上游今宕昌南阳地区，即有氐族大姓巨族世代居住，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的电报中仍称杀害甘南民变领袖王仲甲的罪犯今宕昌韩院乡腾家山行政村农民杨龙祥为“氐人杨龙祥”。四是仇池国王杨盛时，“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五是北魏“拜（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领护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六是后仇池国灭亡后，“氐、羌立文德，屯于浊水”。
从现有史料考察，宕昌羌族与仇池氐族由于历史渊源关系和地域联系，始终是友好相处并且互相融合的关系，没有发现民族间发生冲突和仇杀敌对的记载。由于民族整体力量的悬殊和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差距，一般是宕昌羌人处于受仇池氐人影响，重大事件和社会活动中从属于氐人首领的状况，氐人首领很少从属于羌人首领参与社会重大活动。虽然这方面的史料较少，但也不乏有力的证据资料。西魏大统十五年（549），“氐帅盖闹等作乱，闹据北谷，其党西结宕昌羌獠甘，共推盖闹为主”。正是由于与氐帅盖闹的结盟从而借助氐人的力量，这位宕昌羌王弥定的族人獠甘发动政变，夺取宕昌王位，迫使宕昌国王弥定逃亡西魏，西魏派大军援助，魏将史宁斩獠甘，弥定始得复位。
宕昌羌与仇池氐的经济文化联系
如前所述，由于相同的族源和共处陇南一隅的地缘关系及历史久远的交往融合，宕昌羌与仇池氐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既是必然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史书在这方面的记述甚少，使我们对此难以深入明确地进行了解和研究，而且按照现有史籍的粗略记述，似乎宕昌羌与仇池氐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过于悬殊，完全是不同性质、不同阶段的两种类型，很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直接的联系。我们必须对史书记述的这一现象认真分析探讨，力求尽可能真实地了解宕昌羌与仇池氐之间经济文化的具体联系状况，从而深入准确地了解宕昌国时期宕昌羌人的经济文化达到了怎样的发展程度。
所有史书对宕昌羌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述都是基本一致的：“俗皆土着，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应该说，这段对宕昌羌人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述是不完备的，至少是对宕昌羌人在建立宕昌国地方政权以前或宕昌国早期的社会主要方面状况的记述，在宕昌国时期特别是宕昌国后期和宕昌国东南地区，这种状况是有了很大改变的。今宕昌、舟曲两县境内发现大量汉代墓葬，出土大量陶器，说明早在汉代当地即有定居的居民，也就是朝廷设置羌道县来治理管辖的羌人，这些先民无疑是宕昌羌人的祖先武都参狼羌。经过几百年的定居生活和与汉族、特别是东南部氐族的接触，宕昌羌人无论如何是会学习和接受许多先进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就生产来说，宕昌羌人不仅仅是“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而是有狩猎和开采利用地方特产矿物和植物药材为其重要的生产活动的。公元477年，宕昌国王梁弥机遣子桥为使者向北魏表贡朱砂、雌黄、白石胆各100斤。公元505年，宕昌王梁弥博向南梁贡献当归、干草。公元563年，宕昌国向北周献“生猛兽二，诏放之南山”。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狩猎和多种经营生产活动，这几件史实是难以理解的。就文化知识来说，至少到了宕昌国中期，宕昌羌人对汉族科学文化知识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接受基础，并积极要求学习汉文化。公元488年，宕昌国王梁弥承遣使向南齐王朝“求军仪及伎杂书，诏报曰：‘须知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这一史实充分说明，宕昌羌人中至少是上层人物中已有一部分人读汉书，识汉字，有了相当的汉文化知识，不再是“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了。否则，一是不会向南齐求取“军仪及伎杂书”的，二是有了这些书籍也是读不懂的，况且“军仪伎杂书”即军事和科技书，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读通读懂。虽然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来证明，但根据具体历史环境来分析，至少在宕昌国东南部地区宕昌国中后期是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了，因为在其长期定居、自然条件具备又长期与汉族特别是氐族的接触交往中接受影响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尽管如此，就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来说，宕昌羌人比仇池氐人要落后得多。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沂、陇左右。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道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南史·武兴传》记仇池氐发展的情况说：“言语与中国同。着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皮靴。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绸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这显然是一个与汉族发达水平接近或相同的有农有牧、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相应发达，读书知礼，具有相应文明高度的民族。氐族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首先必然使与之错居杂处的一部分羌人所吸收和接受，其次是影响到与之长久接触交往的邻近地区的羌人，经过长期潜移默化，再进而从整体上影响宕昌羌人经济文化整体的发展提高。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汉文化影响氐族，经氐族再传播给宕昌羌族。这种影响应该是从经济生活到思想文化各领域都涉及到的。史书没有留下这种传播的具体内容和过程的记述，但我们仍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如《南齐书·氐传》说，氐人“氐于上（仇池山）平地立宫室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这种板屋即现今的“榻板房”，曾是宕昌地区西北部非常普遍的民居房屋，至今在宕昌林区大量存在。被认为是武都白马氐人图腾的主神“白马爷”，不仅至今在仇池中心地区为最普遍信奉之神，也在宕昌地区普遍信奉。有些学者认为，民间广泛信奉的二郎神原为氐人的猎神，其所带哮天犬即猎犬，宕昌藏区至今亦供奉有猎神，藏语名称“阿麦殊玛”。武兴国时氐人“俗能织布”，宕昌地区历史上织布亦很盛行，南部地区织土棉布，东部和西北部织麻布和羊毛褐子，家家有织机，户户穿用自织布。上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家庭手工纺织业方被机织布所代替。郭仲产《秦州记》记载说，仇池国都城洛峪（今西和洛峪）“城东有苜蓿园，园中有三水碓”。宕昌地区在内的陇南千沟万溪，历史上凡有居民的地方到处是水磨、水碓，同样无疑是由氐人推广，羌人学习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