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道
道是秦、汉时期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的县级地方行政机构，内地曰县，边境曰道。《汉书·高后纪》“羌道”条下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县有夷蛮曰道。”《后汉书·百官五》：“凡县主蛮夷曰道”。羌道是秦至两汉中央政权设置在今白龙江上游地区管理以羌人为主体的地方事务的一个县。宕昌地区正好为秦、汉时期羌道（县）境内的核心地区，因此，探讨研究羌道（县）及当时其境内的基本居民参狼羌的发展变迁，对于了解宕昌羌与宕昌国的历史渊源是不可回避的根本途径，也是正确认识宕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前提。
关于羌道（县）设置的准确时间，没有可靠的史料来考知，但我们从有关史籍的记述巾可以推断出它早在秦代就已经设立。《汉书·高后纪》：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高后二年为公元前186年，距西汉建立即秦王朝灭亡仅20年时间，而这20年中西汉政权尚未对陇有秦代地方行政机构作调整，因此，羌道与武都道均为秦代设置是无疑的。地方史志工作者一般认为，羌道的设置是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秦置陇西郡之后，这一判断大体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在设置陇西郡之前，秦的势力还不可能伸展到今白龙江上游地区。羌道自秦代设立后，西汉和东汉延续了下来，到晋代时废而不存，其存在时间当有500多年。羌道不仅是中原朝廷最早设置于羌人活动中心区域的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而且是直接称为“羌道”的羌族地区行政机构中唯一的县级机构。与羌道在秦时存在的道在陇西郡有氐道、狄道、道、武都道，氐道、武都道为氐人居住区，道、狄道的非汉族民族则称之为“戎”。西汉武都郡建立后陇南又新建不少道，均为氐族居住地，如武都道、下辨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金城郡建立后在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区又设置了临羌、破羌等县，既不再称道，更不称“×羌道”。因此，秦、汉时期在羌人遍布大西北地区的大环境中，中原朝廷在羌人基本活动区建立的最早地方县级行政机构“道”的，就是“羌道”（县），由此可见聚居生息在羌道地区即今白龙江上游地区的羌人与中原朝廷及汉族往来关系的悠久和密切。
史书对羌道的记述十分简略，仅见的有《汉书·高后纪》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所领“县十一：狄道、上邽、安故、氐道、首阳、予道、大夏、羌道、襄武、临洮、西。”《后汉书·郡国五》“武都郡”辖：“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羌道。”《三国志·魏书》中《辛毗·杨阜·高堂隆传》：杨阜“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马）超约”。裴松之注：“赵昂妻异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赵伟璋妻，王氏女也。昂为羌道令，留异在西（县）。建安中，昂转参军事，徙居冀。”《晋书》之后的正史及其他史书中，均不见关于羌道的记载。因此，对羌道的了解是难以依据直接和详尽的史料的，只能根据以上仅有的史料来综合其他相关资料线索进行分析探讨。
羌道（县）建置废除的具体时间，无从考察，从上述赵昂建安中由羌道令转参军事徙冀（今甘谷县境）的记载看，羌道在东汉建安时期（公元196-220年）仍然存在。《晋书·地理志》“武都郡”下只记有下辨、河池、沮、武都、故道5县，没有羌道。晋常璩《华阳国志》“武都郡”记载了下辨县、上禄县、武都县、故道县、河池县5县和东汉已废、《后汉书·郡国五》“武都郡”已经不载的平乐、修成、嘉陵3县，却没有记载羌道。按1984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注，武都郡属县“东汉省平乐、修成、嘉陵3县，而割陇西郡的羌道以属之，为7县，蜀汉又省上禄，为6县。西晋初又省羌道，为5县，后又复置上禄，仍为6县”。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羌道县”条说，“汉置，晋省”。羌道县的废除在晋代，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其废置的直接原因，应该与当时全国的大环境与陇南的具体环境是一致的。武都郡所在的今陇南及陕南西北地区，在东汉末年成为曹魏与蜀汉争夺的主要战场，连年征战，人口流失，正如《华阳国志》所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先主遣将军雷同、吴兰平之，为魏将曹洪所破杀。魏益州刺史天水杨阜治此郡。阜以滨蜀境，移其氐傻沂雍及天水略阳，建兴七年（公元229年），丞相诸葛亮遣护军陈戒（式）伐之，遂平武都、阴平二郡，还属益州。魏将夏侯渊、张邰、徐晃征伐常由此郡，而丞相诸葛亮及魏延、姜维等多从此出秦川，遂荒无留民。其氐傻杨濮属魏，魏遥置其郡。”当时武都郡的郡、县行政机构处于极端混乱之中，在魏、蜀连年混战的战争状态中，陇南地区行政机构实际上是时存时废，有名无实，而处于武都郡西部最边远的白龙江上游地区羌人所居处的羌道县就更处于魏、蜀均鞭长莫及，难以有效控制的状态，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进入西晋统一后不久，接着又是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氐傻齐万年反，郡罹其寇，晋民流徙入蜀及梁州。永嘉（公元307-313年）初，天水氐傻杨茂搜率种人为寇，保聚其郡”。从公元219年到287年齐万年反的66年中，武都郡境内郡、县机构时废时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中，而从公元287年齐万年反，到永嘉初（公元307年）的20年中则是基本名存实亡，公元307年后杨茂搜占据以仇池为中心的陇南地区，已经是仇池地方政权的开始，其境内原来的郡、县机构则完全不复存在，羌道境内也已开始逐渐形成宕昌羌梁氏地方政权。所以，《华阳国志》所载“武都郡”属县状况实际上是两汉时期的状况，并非晋时的真实郡、县正常情况，而其对羌道的漏记亦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羌道实际早已不存在了。
羌道（县）境即羌道县的管辖范围，是今白龙江上游地区，包括今武都北部、舟曲、宕昌、迭部4县区域，主要依据：一是在羌道（县）设置存在的时期内，今白龙江上游此4县区域内没有别的地方县级行政机构，而且在羌道县建置被废除后的200年中，这一地区也没有县级行政机构，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北魏方在今武都城关仙陵山移治武都镇，白龙江上游地区才出现了羌道后的地方行政机构。二是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均为羌人，并且是众多羌人支系中的参狼羌这一族系。三是白龙江上游地区包括其最大支流岷江流域地理环境完全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为高山峡谷的山地地区，东接西汉水流域徽成盆地丘陵山区，北与洮河流域洮岷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的高原丘陵区相连，西到甘川青草原地带，南与西秦岭主脉的白龙江下游及白水江流域山地连接。这种天然形成的地理环境是形成统一行政区划和地方民族势力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十分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是很难打破区域势力自然融合所形成的统一格局的。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秦至两汉时期，这一地区除羌道（县）的建置外，究竟还有没有设置过其他地方行政机构？或与羌道（县）同时存在过其他地方行政机构？如果有，我们以上提出的羌道（县）境即管辖范围为今武都北部、舟曲、宕昌、迭部4县的看法就是不确切的。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秦至两汉时期这一地区除羌道（县）外没有设置过其他地方行政机构。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是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在今舟曲境内设第一个武都郡的问题。《舟曲县志》在“大事记”中记道汉武帝元狩六年“李广征西入迭州，于羌道境内设置武都郡（广汉西部都尉治）。数年后废”。在“建置沿革”中再次记述道：“汉武帝元狩六年，李广征西于羌道初置武都郡（本广汉西部都尉），治所今舟曲西关。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开西南夷，于洛峪另置武都郡。羌道归陇西郡。武帝改道曰县。”这一记述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与正史所记实际相矛盾。武帝元狩六年没有设立过第一个武都郡，更不存在第一个武都郡治所在今舟曲西关的史实；李广没有征西，更没有征西人迭州；历史上只设过一个武都郡，就是武帝元鼎六年设郡治于今西和洛峪的武都郡。《舟曲县志》所采用的这条资料来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巩昌府志》，也曾被之后的康熙《岷州志》所引用，该志第三卷《舆地下》“西固所”条记曰：“西固，故白马氐羌地。汉武帝时李广征西，置武都郡，即今所城是也。（旧城在西关，明初正千户姚富始筑新城一原注）”康熙《巩昌府志》谬误甚多，杂乱不堪，是甘肃明清志书中最不可用的一部，着名方志学家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中对该志的差错和谬误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批驳，其中就有《舟曲县志》和康熙《岷州志》引用的所谓“李广征西，置武都郡”的谬论。二是关于东汉武都郡的西都尉治所是否在今白龙江上游的问题。笔者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认为东汉武都西都尉的治所在白龙江上游地区而不在武都郡中心的西汉水流域。《舟曲县志》“建置沿革”中说，“三国魏黄初中，魏以陇南为武都西都尉署理，治所羌道县境”。这是不正确的。武都西都尉的治所根本不在白龙江流域，更不在羌道县境，而是仍然在原东汉武都郡治所在地的下辨。这在《太平寰宇记》“阶州”条中说得十分清楚：汉“以广汉西白马（氐）为武都郡，后汉因之。魏黄初中，徙武都于美阳，在今京兆好畴界武都故城是也。其时以故地为武都西部都尉理。蜀建兴七年，诸葛武侯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二郡始入蜀，后属晋，复为郡”。显然，武都西部都尉是因曹魏将陇南武都郡人口迁徙关中从而侨置武都郡于美阳后，在陇南武都郡原地设置以管理未迁走的人口的机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设在不是武都郡核心地区而处于其最西边边境的白龙江上游。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羌道（县）的消失，也正是在武都郡侨治关中，陇南设置武都西部都尉及蜀汉占领陇南的这一历史过程中。所以到晋代羌道已经不存在了，也没有再次设置，从而晋代后的史书不再有羌道的记载。
参狼羌
羌道作为羌人地区最早且以羌道冠名的唯一一个县级地方行政机构，其管辖区是泛指普遍的羌人还是众多羌人族系中的某一支羌人呢？因为按《后汉书·西羌传》，分布在今甘青川我国西部地区的羌人在汉代时共有150多支，互不相统，且各有地分。根据史书记载的史实和当地发现的文物资料，我们认为羌道境内生活着的是参狼羌，不是泛指的羌人。史书中秦至两汉所谓武都徼外参狼羌、武都参狼羌、广汉塞外参狼羌，都是指生活在羌道境内即今白龙江上游地区的参狼羌，是同一支羌人。
《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公元前476年-442年）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即黄河、赐支河、湟河）。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公元前384年），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猕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西汉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市，广汉郡治今四川梓潼县，广汉北部都尉治今甘肃文县，武都郡治今甘肃西和县洛峪乡。《后汉书·西羌传》同时记载说：“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佯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按照以上记载，参狼羌属整个西羌忍与印两大族系中的印的一系，即属于远离河湟地区的“赐支河首（今黄河玛曲段）以西，及在蜀、汉（广汉，今四川梓潼。今甘肃文县、四川南坪白水江流域为广汉北部都尉治理，故亦属广汉郡辖境）徼北”的这一部分，与河湟即甘、青草原忍的一系有所不同。没有资料能够考知参狼羌究竟有多少人口，仅知的是上述“有胜兵数千人”和“广汉塞外参狼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参照后来宕昌国人口“二万余落（户）”的情况，参狼羌在两汉时期总人口亦当在10万左右。主要依据：一是在参狼羌活动的今白龙江上游地区也就是羌道（县）境内，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和迁出活动。迁入仅有一次，即“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今临洮）、安故（今临洮南），至临洮（今岷县）、羌道”。研种羌是忍的子孙，为河、湟羌主体部分，这次内附守陇西塞者，主要安置地为洮河流域，其安置于羌道境即白龙江上游地区者当非重点，故人数不会多，所以对原居当地的参狼羌影响不会很大，只能融入参狼羌。史书没有直接迁出参狼羌人口的记载，但汉代特别是汉末曹魏和蜀汉争夺陇南，掠夺人口的过程中，羌道特别是其东南部接连武都郡腹地地区，少量参狼羌人口被迁往关中和川北当是难免的，但因羌道远离西汉水流域腹地，孤悬边境，不是魏、蜀争夺的重点，所以同样影响不会很大。二是没有遭遇特别重大的毁灭性事变和灾害。史书有参狼羌为数不多的反朝廷或地方官府的武装斗争事件，但没有朝廷和官府在镇压其反抗活动中对参狼羌有毁灭性打击，只是一般军事镇压，大多以参狼羌的降服归顺为结局，所以参狼羌的总体人口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也未见地震、干旱、疾疫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羌道境内发生的记载，因此参狼羌在秦至两汉时期人口除一般性战事影响外，处于正常发展的自然状态，这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