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1.我国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严格遵守承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
按照相关承诺，我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15.3％降至2007年的9.8％。在货物贸易领域，农产品平均税率为15.2%，工业品平均税率为8.95%。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远低于62％的世界平均水平。从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对进出口关税税则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主要涉及最惠国税率、年度暂定税率、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等方面。2008年的关税总水平为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为15.2%，工业品平均税率为8.9%。虽然我国距离经常项目开放最高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开放条件，进一步扩大开放，但目前的实际关税水平已经下降到了2%的水平。在一些领域被认为超出了现有的客观条件，出现了过度开放问题。
从贸易依存度角度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呈现迅速上升态势，目前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以出口为例，虽然考虑到规模庞大的加工贸易，实际上，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不足1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并非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增长率通常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8～10个百分点。在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领域拥有了比较高的市场份额，在电子行业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在重工业产品领域逐步发展成为净出口国。虽然一般贸易依存度相对稳定，但加工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推动总的贸易依存度逐步走高。2007年我国出口依存度高达36%，进口依存度高达28%，贸易依存度高达6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应该说我国已属于一般外向性国家。
2.我国投资与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
与鼓励出口、积极创汇、以弥补外汇缺口的“奖出限入”贸易政策的激励方向正好相反，为了吸引外资，弥补资本缺口，我国从开放之初就实行“奖入限出”的投资和资本流动政策。从投资开放度变化趋势来看，直接投资开放度在经过1992～1993年的急剧上升之后，从1994年开始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基本保持在2%～4%的水平。间接投资开放度则呈现明显波动态势，基本保持在1%以下。导致整体投资开放度呈现波动中下降趋势。这一点，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尤其明显，部分原因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投资与贸易的替代（转换）影响有关，部分与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分母急剧加大有关。总体来看，投资开放度明显低于贸易开放度。
与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投资开放度与外汇管理体制存在更加密切的关系，外汇管理体制尤其是资本项目管制状况决定了投资与资本流动开放程度。90年代以来，我国按照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实行外汇管制和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原则，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步伐。1994年实现了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取消了对中资企业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非贸易经营性用汇限制。1996年12月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取消了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在加快经常项目开放的同时，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审慎开放，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的次序，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目前实行严格管制的，主要是针对非居民在境内自由发行或买卖金融工具、非居民在境内自由发行或买卖金融衍生工具、居民对外借款和放贷等几项，限制较少或实现一定程度可兑换的共计二十多项。外汇管理方式则逐渐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督，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份（1998年）外，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当然，经常项目顺差呈现波动中逐步上升的明显态势，而资本项目顺差则保持波动状态。从2003年起，我国由对外净债务国转为净债权国。2007年年末外汇储备增至1.53万亿美元，储备规模排名世界第一。
相对于实体部门的开放，我国金融部门的开放过程与客观条件保持了较好协调。目前我国金融部门处在开放进程的第三阶段，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具备实现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条件。从国内实体部门来看，我国并没有实现比较完全的价格市场化，尤其是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不到位；企业产权制度还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有待健全。从金融部门来看，我国仍处于金融抑制阶段。我国利率市场化虽然在不断推进，但在总体上仍处于一种利率管制状态。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商业银行体系在总体上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差距；金融监管水平有待提高。因此，现阶段并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条件，金融开放需要审慎。
（二）我国日益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经济开放度日益提高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外失衡——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从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来看，以1998年为分水岭，1978～1998年的20年之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内部失衡，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比较弱，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经济过热或过冷）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国际收支均衡基本上没有进入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持续关注目标。1998年以来，虽然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但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稳定性越来越好。在内部失衡问题逐步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对外失衡越来越明显。从2003年以来，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问题，且外部失衡——国际收支失衡、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尤其是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如果说2006年之前表现为内部基本均衡、外部明显失衡。那么2006年之后则表现为内部（通货膨胀压力）和外部同时明显失衡，且以外部失衡为主。不仅如此，一般认为，外部失衡在一定意义上引发并加剧了内部失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外同时失衡问题，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的挑战。在外部失衡的情况下，过量的外汇通过银行结售汇制度转化为基础货币，带来流动性过剩，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
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来看，日益开放条件下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外部失衡的日益严重引发、加剧了内部失衡，而且表现为内外失衡的不断加剧导致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首先，开放经济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方向的不同要求，增大了政策选择的难度。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应对内部失衡——可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要求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应对外部失衡——国际收支“双顺差”，则需要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没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单一的政策工具明显应对不了日益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其次，不断扩大的开放度加大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局限性。在2005年汇率机制改革之前，我国名义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认为基本上属于固定汇率制度。同时，我国经常项目在1996年已经实现了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管制已经减少到了少数几项，虽然不属于完全的资本流动，但资本流动程度越来越高。根据蒙代尔（克鲁格曼）的“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的不可能三角形定理，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最多只能实现其中两个。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性越来越明显。2005年汇率机制改革以来，我国实行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实现平衡的最好选择。放弃了汇率稳定目标，但由于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被动性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局面，如同易刚等在2001年所提的折中三角形一样。汇率稳定、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均打了折扣。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被动性对宏观调控造成了比较大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