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战后各个不同时期美国政府及美联储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及成效，特别是通过对格林斯藩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细致考察，总结出导致90年代以来美国宏观调控水平大幅提高的八个重要原则，其中以格林斯藩的“先发制人原则”和“压倒性干预原则”最具创新性，美国90年代以来的宏观调控的总特点是预防与治理的结合，且更加重视预防。美国在格林斯藩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也存在一些不足，均值得我们借鉴。
1929年“大萧条”后所实施的罗斯福新政，使宏观调控正式成为美国政府干预经济以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工具，长期以来特别是战后的大繁荣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经过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理论的反动和修正，美国的宏观调控仍然保留着凯恩斯主义的内核，即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松紧调节来影响总需求的变化，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最大化的可持续增长。不过，与新政及战后繁荣期的实践相比，7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宏观调控政策有许多积极变化，形成了许多新的调控理念和思想，在调控方法和相关制度建设上也做了许多探索和创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格林斯藩主政美联储的18年间，美国经济取得了长期性的“高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的成效（GDP长期保持3%左右的高增长、失业率处于5%左右及通胀率保持在3%左右的低水平），这既与美国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美国政府制定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有关，也与美国的宏观调控水平在此期间大幅度提高紧密相关。总结美国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对丰富和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理论、提高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战后繁荣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成效
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反危机的经济理论，重点是解决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失业大量增加、经济衰退这一市场经济的周期危机问题。即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有效需求（增加政府投资需求），增加就业，进一步扩大需求（消费需求与投资同步扩大），最终目标是努力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主要是兼顾两大目标：一是扩大政府需求，主要是增加政府支出（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就业增长，同时促进私人投资；二是恢复经济信心，努力改善发展预期，刺激私人消费，主要的办法是加强社会保障，建立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大萧条最根本的问题是失业率长期偏高，最高达到25%，这使得需求严重萎缩，经济增长如鱼缺水，长期低迷。因此，所谓反萧条的核心就是政府刺激经济，扩大就业。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刺激效应，美国最终走出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其最大的遗产就是肯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作用。市场失灵并由此造成的各种危机，可以通过政府实施的有效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弥补，战胜危机；或者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对需求进行持续性管理（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危机或衰退的发生，即使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但也要控制在程度最低的范围内。
真正明确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是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就业法》，它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责，同时决定在总统领导下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使之成为总统经济决策的重要智慧机构。由于大萧条的阴影以及人们对战后就业问题的普遍担心，就业法的通过就是把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作为战后目标提到政府和议会的议事日程。充分就业的政策导向成为了一面旗帜，在它下面可以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而把其他矛盾和政策分歧放在从属地位。如自由派可以坚持充分就业的政策而不必坚持必须运用收入均等、计划化和扩大政府功能等具有新政意识形态特色的武器去实现它。保守派可以支持充分就业的政策而不必要求清除新政的各种痕迹。把充分就业作为总目标放在天平的一端就把作为实现这一国家总经济目标的财政政策的地位提高了。由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带有较强的中立性，大家共识很多，这使得人们在其他政策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并不构成对充分就业政策实施的障碍，“大萧条”以后的实际情况也表明财政政策在扩大就业方面是相当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这一特点也是金融政策所同样具备的，不过在战后，金融政策的潜力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后随着货币主义的兴起，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幅提高了，这不过是为充分就业增加了另一种可能的有效政策，当然，许多情况下金融货币政策也更关注通货膨胀。
依托宾总结，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主要包含“四条原则”。即：（1）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2）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理的设计，做出灵活的反应。（3）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4）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本身，就足以实现名义的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率的稳定。凯恩斯主义也不打算用只要求实现充分就业，而不管稳定价格政策造成的失业率是多高的方式，解决上述两难问题。货币主义者、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都经常试图解决这一难题。
战后的宏观调控在开始时呈现政府干预过度的倾向。杜鲁门的第二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泽林对战后一段时间政策仍然保留较多新政色彩持批评态度，尽管他的思想中也存在一种财政支出过度扩张的倾向，对通胀问题也表现得较为积极，但他的许多思想对今天仍有启发作用。他的一些基本观点是：（1）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是强调过分了，单靠政府不可能控制经济。（2）政府采取的政策是过于以反危机为导向了。（3）不应当为了维持短期的物价稳定而牺牲平衡的经济增长，某些通货膨胀在经济扩张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长期的物价稳定而必须容忍。（4）他反对减税，因为通常减税是累退性的，如果需要补偿财政政策，最好走增加开支的路。（5）他还认为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强调过多，主张把总量法和结构法两者结合起来。政府政策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并反映微观经济的需要。
艾森豪威尔在其任职期间提出这样的主张：节俭、勤劳和企业家的贡献带来了美国的经济繁荣；美国人对万应灵药要多加小心；美国创业祖先的原则是个人自由和不要强大的中央政府，在需要政府的地方，应当主要是靠近人民的地方和州政府；企业要做最大贡献，必须有足够的刺激和充分的竞争；美国是伟大的因为她是善良的；我们能够承受对人民的自由，但对花钱必须保守。②这些思想对政府干预是一种约束，在和平时期有这样的约束不会使政府政策偏离实际需要太远。但过去长期的自由放任确实产生了许多问题：公共服务不足、越来越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市场强者对弱者的掠夺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有节制的政府干预。所谓有节制的政府干预就是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间求得平衡。这体现在拉森概括的新共和党原则上（有意思的是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林顿视为经典）：（1）我们崇敬地确认存在一个主管秩序、正义和爱的神；（2）个人是我们高于一切的目标；（3）政府必须尽可能地方化；（4）凡是私人能办的事必须让私人办；（5）政府有实现繁荣的责任，但最好用帮助和放手的办法而不用对私人企业进行压制的办法。③尽管在经济运行的正常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削减联邦开支，平衡预算，减税并一般地缩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其主要担心的是通货膨胀对私营企业所造成的危险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但在1953年中期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政府还是采取了明显的财政扩张政策，允许不平衡预算的继续存在：即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在面临经济衰退威胁时，仍接受了把减税和增加预算作为反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基本措施。不过，对政府支出节奏的控制是一个创新，即在经济面临衰退时可以选择加快政府支出的步子而不增加实际支出的数额，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恩斯认为，这些预算上的灵活措施可以被证明是一种重要的反周期波动的工具。如果政府制定了一个中长期的预算支出方案时，这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的作用就会更明显。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被全面认同和应用在肯尼迪时期达到顶峰。其中时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赫勒功劳很大。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有许多决策机制和调控思想观念的创新：一是成立“三驾马车”和“四人会”的协调决策机制。“三驾马车”由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预算局长和财政部长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会面，商讨政府的经济政策，后来由于金融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美联储主席被要求加入，形成“四人会”（开始叫财政金融小组）。二是创新出公开市场操作方法。那时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像现在完全由美联储独立决定，而是由“四人会”向联储建议。为了一方面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对付美元危机，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鲁萨设计了这样的买卖债券的方法：由美联储卖出短期债券，吸收短期资金，同时避免买进短期债券，这样就可以减少短期资金的供应，提高短期资金利率，阻止资金外流；反过来，则鼓励联储购买长期债券，维持长期债券的低利率，长期债券利率对长期资金市场起指导作用，而维持长期资金的低利率对促进住房和生产设备投资是有利的。三是第一次提出“财政赤字”有好、有坏之分，并公开宣布在某种场合可实施财政赤字政策。所谓“好赤字”就是作为刺激经济的积极行为所造成的、往后又会得到报偿的财政赤字预算。接受赤字财政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成为时尚。四是调控目标变得激进。1961年，赫勒把“充分就业预算”概念引入白宫文件中。肯尼迪把4%的失业率当作充分就业的明确目标，同时把4%～4.5%定为经济增长的合理水平。他根据赫勒的建议把经济政策的目标定为充分发挥经济潜力而不单纯是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这些新思想的形成促成了当时10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的实施。五是金融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相对扩张。很明显肯尼迪时期金融政策比艾森豪威尔时期更具有膨胀性，尽管政府政策更加依赖于财政政策。美联储的政策转变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它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减弱了，50年代复苏的早期阶段，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危险过于敏感，结果是过早地实行紧缩政策而使复苏流产。二是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进行干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给了联储调控的信心。三是部分是为了迎合肯尼迪政府的政策。
在约翰逊执政时期，在受其伟大社会建设、越战的持久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仍然较快，但赤字增加、通胀率上升成为主要问题。对财政预算加以约束及紧缩金融成为新的政策动向。金融政策适度扩张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尽管美联储并不热衷于承担调控经济的全部重担，并且知道过分的金融紧缩将会造成问题，联储还是不愿意看到在政府无作为的情况下任通货膨胀无障碍的发展，因此，联储不得不独立地抑制经济的过热，将利率水平从1965年12月的4%提高到1966年的5.75%。结果使经济活动趋于放慢。约翰逊对他的智囊们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最终评价是：“经济理论和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减税是受欢迎的，而要说服人们相信今天减少收入会使你明天生活得更好则是困难的。”
总的来讲，战后二十多年美国的宏观调控是以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为指导，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42～1966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4.5%，工业产值以年均5.3%的速度快速增长，从1948年开始（此时才有数据记录），月平均失业率为4.9%。政府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宏观调控）只是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因素如因婴儿潮而扩大的需求、战前和战争时形成巨大的技术进步在战后得到广泛的扩散等是更深层、更长久的因素。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在经过70年代的动荡变化特别是滞涨问题的出现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二）70～80年代高通胀期宏观政策的变化及成效
7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出现明显的动荡，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战后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这一切的背后就是美国经济的恶化，经济增长率趋于放慢、通胀率上升、失业率高企，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并最终导致“滞涨”这一新的最大难题的出现。为医治这些难题，美国政府政策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转向货币主义政策。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初强调货币主义学说，实行紧缩货币信贷、削减政府开支、延长征收附加税等措施，但此后看到经济陷入危机，反通货膨胀未见成效，同时失业率在明显上升时，就转而又实行扩张性财政的办法。
货币主义反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且认为利用财政和货币的膨胀政策来控制失业率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只会增加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最终提高失业率。当时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渐进主义”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对经济的不断微调只能造成经济的不稳定，而财政政策的过度扩张正好是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所在。他的目标是要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稳定组合，寻求一种长期的经济目标，主张通过需求管理政策，逐渐地、谨慎地抑制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达到制服通货膨胀的目的。因此，麦克拉肯决定整治通货膨胀。而降低正在发生的通货膨胀率，必须跟着一个失业率高于自然水平之上的时期，这就是经济调整的代价。政府只要认清了这一“成本—收益”关系，并坚定地执行政策，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由于尼克松政府对失业率上升过度紧张，担心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过大，导致政府政策在抑制失业率上升和抑制通货膨胀率之间摇摆。结果两方面都不得力，最后导致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不得已，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包括四个方面的新政策：实行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关闭黄金窗口、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实行投资优惠和汽车购置免税以刺激购买力增加。关闭黄金窗口就是结束美国对外国中央银行承担的以其黄金储备兑换它们的美元的义务，让美元汇率自由浮动，结果形成了后来的“尼克松冲击”，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德国马克大幅升值。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良好效果：使通货膨胀率由1969年6.1%下降到了2.7%，1972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6.3%，是自196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上升，税收下降，股市上涨。但好景不长，随着1973年1月价格管制放松，食品价格出现暴涨，肉类价格的涨势尤甚。不仅如此，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初，世界粮食歉收造成供应紧张（全球粮食危机），接着产油国组织实行禁运，引起世界石油价格暴涨，由此导致通货膨胀骤然上升。但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以及世界生产率的长期性下降，因此，斯坦认为，只有增加劳动生产率才是美国最需要的。
20世纪70～80年代初，从两党执政权的频繁交替以及执政时间难以到达两届这一事实看，美国经济在经过战后的长期繁荣后遇到了麻烦。造成经济出现“滞涨”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政府过多的管制、低生产率增长率、供给冲击。而这三者之间又是紧密相关的。低的生产率增长率是主要原因，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管制过多造成的，结果必然导致供给不足，因此，加剧通货膨胀，同时降低经济增长潜力。提高生产率、解除政府管制要等到80年代后的里根政府来完成，这也为后十多年的新经济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面临通胀与失业同步大幅上升，同时经济增长活力不足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仍然较依赖于短期的财政扩张政策。如福特政府在1975年1月份提出了三项政策，即“经济振兴方案”：以160亿美元的减税缓和衰退的程度；以增税缓解能源危机；以中度的预算紧缩使持续的通货膨胀降温。这一方案表明：福特政府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预算上的保守主义，恢复到赤字财政的做法。不仅如此，由于随后的5月份失业率达到8.9%的高峰，来自两党的批评者指出，政府的方案不充分，需要更为宽松的政策，即加大减税力度、增加财政支出，进一步松动货币政策。结果是经济形势更一步恶化，高额的预算开支种下了进一步通货膨胀的种子。现在看来，失败的关键原因是：一是不愿付（出）更多的成本。当时通胀是主要的问题，须坚持抑制通货膨胀，哪怕是使经济陷入衰退之中（对经济衰退过度敏感，并千方百计避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最大矛盾，现在伯南克主政的美联储也是这样）。但美国的许多领导人都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最终导致控制通胀的失败。二是没有把经济政策转向提高生产率水平，同时解除政府的过度管制等这些长期问题。
尽管80年代初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70年代相似，但对政策的重大调整已经形成了共识，并且有一套新的理论做支持。从思想渊源来讲，这种政策大调整的使命由共和党来实施或完成是有必然性的，激进型的凯恩斯主义思想更多地根植于民主党的思想传统中（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了这种内在倾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宏观调控思想的重大转变或重大改良，而且包括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美国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
罗纳德·里根被美国人认为是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其主要功绩有两项：通过推行“里根经济学”奠定美国经济复兴的基础，发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赢得冷战胜利。“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供给学派。其核心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减税、压缩非国防财政支出、紧缩货币供给以降低通货膨胀、放松管制全面放松管制是里根的最大成就。供给学派认为：美国经济活力及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主要是被彻头彻尾的反供应方针和摧毁激励机制的政策所严重阻挠，市场上充满了补贴政策和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大堆废品。经济大动脉已经被阻碍贸易与生产的税收和规章制度弄得血管硬化。因此必须取消新政以来国家制定的对经济活动的各种限制，如惩罚性的税率以及其他各种恶劣行为。减税和放松管制都是为刺激经济的内在增长活力，为提高长期生产率创造条件，但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却是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两者的结合，就是长短的结合，里根的减税政策是与放松管制相呼应的，这明显不同于以前许多届政府采取的减税措施。保持和扩大军事预算开支主要是战略上的考虑，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主要是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政府投资，并引导私人对高新技术投资（这在克林顿时期成为重点）。
从大幅度减税（降低税率、对投资减免税等）及政策实施后财政赤字创记录看，供给学派理论既是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也是凯恩斯主义的某种继承或回归。里根经济学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调控）理论及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但它不是完全退回到自由主义时期，取消政府的干预，而是宏观干预的理念、方法的重新调整和完善。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里根不完全拘泥于保守的经济理论，实际上仍采取凯恩斯主义的一些基本方法，且更加灵活。里根经济学的非同异常之处就在于考虑长期发展（美国的竞争力提高）和体制的变化（放松政府管理给企业松绑），同时通过结构性财政扩张政策以支持军事技术的开发（这与高科技的发展有机结合），这与以前的一般性预算赤字主要用于一般性的政府支出是相当不一样的。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成功还要归于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采取的强硬的反通胀政策，使通货膨胀率逐步降低，从而为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目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宏观环境。沃尔克对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强硬而独立性的货币政策，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美国的公敌，须坚决抑制，并相信有时衰退是治理通胀的必要药方。一开始，他试图把过去以控制利率为目标的行为变为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又转为控制利率。为了强力地控制通货膨胀，沃克尔使利率水平长期保持在10%以上，最高为1981年6月的19.1%，其代价是1982～1983年的较深的经济衰退。这与放松管制、减税等供给学派的政策一起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同时也为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繁荣奠定了基础。美国经济在1983年10月开始复苏，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1983～1988年间，CPI年均增长率为3.5%，失业率也降至1988年的5.3%，美国经济保持了六、七年的稳定增长。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主要是巨额的财政赤字，在里根的第一任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5392亿美元，比战后历届政府赤字的总和还多，第二任期财政赤字仍是有增无减。这为后续的老布什时期经济增长埋下重大隐患。
老布什的经济政策基本延续着里根时期。老布什曾说：“经济增长是圣杯，自由市场经济神圣不可侵犯，而自由贸易则应是美国的赞美诗。”有一点值得特别提起：他比前任更加重视教育这一长期问题，这与格林斯藩的主张相似。
（三）格林斯潘时代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成效
格斯斯藩的金融货币调控政策以及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是战后政府宏观调控理论的集大成。他一直批评那种对长期的经济问题采取短期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做法，他既不肯被划为凯恩斯主义者，也不肯被划为货币主义者，他宣扬的是“经济原教旨主义”：以较少的政府开支、平衡的预算、稳定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从这些主张看，似乎先前的许多总统经济顾问或联储主席都有过，但关键的一点是：格林斯藩的坚持、独立和灵活性，他不仅有很渊博的经济学识和调控能力，而且有政治眼光，因此，他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与政府、美联储内部以及与华尔街之间的协调力也最强，这是他成功的主要奥秘。他主政美联储期间，美国经济获得了最佳的宏观调控效果。一是获得持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繁荣；二是对多次危机的处理成绩显著。也有人批评说这是以两个泡沫的成长为代价的，但骄人的成绩是无可否认的。
9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美联储根据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变化特点（高科技的加速发展和新一轮全球化提高了生产率水平），采取相对积极而又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利率水平偏低，但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并未引起通货膨胀。90年代初，为了摆脱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开始大幅下调贴现率和联邦基准利率。1992年7月贴现率仅为3%，为此前32年的最低水平；联邦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优惠利率也相应大幅下降，1993年底分别达到3.02%和6%的低位，之后仍有下降。1994～1997年间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基本稳定在5.5%的较低水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实行的是一种“抑短促长”的偏中性货币政策。即不仅通过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采取“先发制人”的微调措施，抑制可能出现的过热或通货膨胀的苗头。1993年第四季度和1994年上半年美国GDP增长分别达到达5.3%和3.8%，美联储果断地连续三次提高贴现率，由3%提高到5.5%（1994年4月～1995年2月间），同时，联邦基金利率由1994年5月份的4.01%提高到1995年4月份的阶段高点6.01%。美联储的“先发制人”及“软着陆”的新的调控原则和理念，对利率工具和其他工具的灵活操作使美国经济90年代的繁荣特别令人瞩目。
如果人们把“先发制人”法则（也可称方法，还可称为战略）仅理解为防通货膨胀，那么这会明显地低估格林斯藩或美联储的成就。“先发制人”法则包括两方面一是防止经济过度繁荣，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努力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实现最大化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经济明显衰退或阻止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而采取“先发制人”的干预措施，此时由于针对的是可能出现的猛烈性变化（已经出现重大的苗头），因此，这一“先发制人”干预措施一般都是迅速而力度很大的（即“快而大”），这与1990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所采取“快而大”方式是一致的，“快”是灵活性的体现，不能耽误最佳的处理时间，或为赢得时间为后续更好的政策出台创造条件，“大”则是指压倒性干预，只有干预的程度足够大，才能获得一次性的最大干预效益，从而对稳定信心十分有利。格林斯藩对危机的调控能力显然强于所有的前任，这才是他最成功的方面。面对1987年的股市黑色星期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基金危机和2001年恐怖袭击等危机形势，他果断地采取强干预措施，避免了更深危机的爆发。其最成功的事例有：针对1987年股市，第一时间表述那著名而最简短的主席声明，稳定了股市和经济。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格林斯潘又在10周内连续三次减息，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快的减息速度，稳定了经济。再有，就是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后，格林斯潘在短短一年内将利率从6.5%降至1.75%，刺激经济增长，那些悲观论者曾经认为恐怖袭击后，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出现负增长，但当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3.5%。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创造了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而通货膨胀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3%以下。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真的十分不易。在这十几年中，发生了冷战结束、全球化、新技术革命这些至少将影响今后几个世纪的变化，人们还不能理解这些变化的所有意义，而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关口，格林斯潘保持了美国经济的稳定。这确实是伟大的奇迹，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期间只被两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打断，从1987～1998年更是创造了90多个月的战后经济连续增长的纪录，更重要的是，失业率已降至5.5%以下，通货膨胀被控制在3%以下，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不可能两全的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竟然同时出现，美国出现了所谓“零通货膨胀型经济”。
美国经济90年代以来的巨大成功，除了美联储采取的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之外，政府坚持的保守型的温和财政政策也起了重要作用。克林顿在入主白宫前，即1992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2930亿美元，国民储蓄率降至2%的低点。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增加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特别是为通胀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克林顿政府在上任初的1993年2月提出了振兴经济计划，将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的重点由消费转向投资，在短期内启动经济，并对未来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进行投资，大幅减少联邦赤字，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浪费，提高效率。这一政策体现在增收和节支两方面。增收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削减财政赤字和增税，即五年内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同时通过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来增税2410亿美元。节支计划主要体现在2004年的财政年度预算中，包括四个方面：对增长过快的老年及残疾者医疗保险计划、退伍军人计划、大学生贷款计划等的削减；主动性支出的削减；政府与教育机构压缩行政费支出；适度削减国防支出。
保守型温和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明显地改善了美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减少了赤字，提高了人们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预期，为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不过，90年代的美国经济成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成就。格林斯潘也承认，是市场力量（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而不是他才是缔造繁荣的真正功臣，但他在把握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上确实胜过许多人，它的调控理论和技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是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接下来发生的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重新配置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和服务效率。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转移，可以制造出口大量廉价商品，从而抑制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而赚取的外汇又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促使资本市场繁荣，并使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股票市场上升的财富效应，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进一步活跃了经济。即更有效率的企业，更廉价的商品，更低的资金成本造就了格林斯潘时代的繁荣。
（四）伯南克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吗）
伯南克自上任以来，一直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处理房地产泡沫的后遗症。面临次债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伯南克这位研究“大萧条”的知名专家，开出的药方既是他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也是格林斯藩的一份遗产。即采取强干预政策（不是先发制人，而是事后的强处理）。
为解决次债危机问题，并防止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伯南克主导的美联储采取了以下强干预措施：
一是“快而大”地降低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和贴现率。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5.25%调至2%。同时，次贷风波爆发以来，美联储将贴现贷款利率累计下调了400个基点，与基准利率的差距从100个基点下调到25个基点，并将贷款期限两次上调至90天，但是，贴现窗口扩大带来的流动性注入仅为365亿美元左右，毕竟对于许多金融机构而言，申请贴现贷款并不光彩，这一举动无疑像是对市场昭示自身病重而急需“救赎”。
二是为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金融支付危机，美联储创新出许多新方式，增加市场流动性。美国货币政策工具一共有六种：OMO（公开市场操作）、贴现贷款政策、准备金政策、TAF、PDCF（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和TSLF（定期证券贷工具）。除了准备金政策，其他五种工具都为次贷危机中的流动性注入提供了渠道。为增强流动性注入的主动性，美联储在次贷危机中新开发了三种利器：TAF、TSLF和PDCF。TAF是通过拍卖机制定期主动向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创新，自2007年12月首次推出以来，每月两次，每次拍卖的贷款金额从最初的200亿到2008年1月的每次300亿，直至5月的每次750亿，力度不断增强，自推出以来，美联储通过这一工具连续11次的使用累计向市场投放了4350亿美元流动性。和TAF比较相象的是TSLF，它也是通过拍卖机制提供流动性，只不过这一工具针对的对象是范围更加宽广的一级交易商，而且美联储并不直接提供贷款，而是用自身优质的高流动性债券交换金融机构难以流通的抵押证券，这种交换性质的好处是不仅能够进一步激活抵押市场的自发交易，且没有对货币供应产生影响，进而无须OMO的对冲，自3月11日引入TSLF以来，美联储累计向市场提供了2940亿美元的流动性。PDCF的交易对象也是针对一级交易商的，这个3月16日引入的货币工具非常类似针对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贴现贷款政策，一级交易商可以直接从美联储获得短期贷款，截至2008年3月，美联储通过PDCF向市场提供了161.68亿美元流动性。
三是支持美元走强。最近，美国政府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支持美元走强，从而避免美元持续疲弱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不稳定性。
这些强干预措施，从目前的数据看，好像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最后能否成功还有待历史检验。但伯南克想重现格林斯藩时代的辉煌是不容易的，从近一年来的表现看，他的强干预危机的能力比较强，这也是他的大萧条研究成果“用武之地”的时候。由于人们对他主张建立通货膨胀控制目标制怀有巨大的期盼，因为现在好像全球的经济发展环境已出现较不稳定的变化，即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在不断加大。如果他能继承格林斯藩的大部分遗产，再结合他自己的特长，成功也许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