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调控目标的合理选择
宏观经济变量中包括有多重因素（增长率、通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求得多种目标的均衡点。在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强的时期，多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都很不稳定，因此，目标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平衡点，调控变得多头出击，即政策选择在实现多个目标间摇摆，或同时追求两个以上很矛盾的目标。结果，经济的不平衡反而加剧。这时需要单一性目标，如70年代在高通胀时期，控制通胀是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只能兼顾，兼顾不到时要坚定地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核心地位。当然灵活性是需要的，但这要建立在稳定性政策预期的基础之上。
1.多重目标还是单一目标
关于宏观调控目标选择，国内外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论，不少人认为，货币政策应采取单一目标制（即盯住通货膨胀，确定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调控目标），才能取得长期宏观效率。在国内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央行的货币政策不能采取多目标制，因为它不能同时干好两件事。这样的评论是错误的，单个个体是无法同时干两件事的，但一个系统，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可以同时干两件及以上的事。关键的问题在于追求的目标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冲突，如目标间存在反向作用，相互抵消，或是多个目标间不可同时兼顾，此时只能选择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其他目标能兼顾就兼顾，不能兼顾则不管。因此，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不是单一目标并不重要，而在于其是否是最主要的目标，多目标之间如果具有一致性，那么，多目标效果可能更好，而且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确实有个平衡问题。好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复合目标，即目标之间具有一致性或具有可协调性，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藩经常说美联储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的可持续增长”，其含义既包括通货膨胀目标，也包括经济增长目标，甚至还包括其他目标（财政赤字不能大，国际收支平衡，合理的就业水平等），关键是在这些目标间要取得平衡。
2.对调控目标既要有坚定性，又要有灵活性
对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财政赤字问题及经济严重衰退问题等，调控意愿必须非常明显，对实现调控目标一定要表现出坚定性，不能摇摆。但目标确定不能太具体，要有灵活性。如美联储会议从不讨论它的政策策略或是它对接受的通货膨胀率的最终目标，即以一个固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来调控经济。原因是目标的灵活性或不对目标进行明确表述（或模糊性）给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尤其是格林斯藩本人，以更多的调控决策空间。
3.调控目标要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一是经济稳定增长期与严重不稳定期，政策目标会不同。在稳定增长期一般追求复合型宏观调控目标，如战后稳定增长期（1946～1966），由于大萧条的后遗症，人们对失业极度恐怕，因此，战后的多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就业目标，一般以“实现充分就业”为最主要的目标，同时兼顾抑制通货膨胀，这一阶段大多数美国政府的调控目标可以表述为“就业最大化下的稳定增长”。美国经济的第二个稳定增长期（80年代中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最大化的可持续增长”。在这一新的复合型目标中，控制通胀比增加就业相对优先，但一般是尽可能兼顾。另外，在经济增长的严重不稳定期，往往几个目标同时兼顾很难，特别是增加就业和抑制通胀存在相当大的冲突，不能兼顾，但政府的一般选择是兼顾，而且容易在两个严重冲突的目标之间前后摇摆。所谓多目标正是反映了这些时期政府在调控目标上的困境。这时，最佳的方式就是采取单一目标制（要坚决地暂时放弃复合目标的幻想），在经济增长的严重不稳定期一般最大的问题是高通货膨胀，且经常与财政巨额赤字相关联，因此，必须以控制高通货膨胀为单一目标，宁愿牺牲经济增长也要追求币值的稳定，正如沃尔克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所做的。
控制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这一点在80年代以来共识相当明显。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存在替代关系（奥肯定律）。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的概念，以此来定义通货膨胀：认为经济中有一个能够使持续发展而不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标准。赞成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失业率低于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话，工人就会要求增加工资，从而会引发通货膨胀。
二是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随着商业周期的阶段变化而变化。在繁荣期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而在衰退或面临衰退威胁时期则以刺激增长为主。
4.政府目标与美联储目标的异同点
（1）美国政府宏观调控目标。
在经济停滞或衰退业已发生的时候实行财政金融政策及其他对策刺激经济复苏；在通胀出现苗头或日益严重的时候，采取各种措施冷却过热的经济和控制物价的上涨而历史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存在两大难点：一是经济运行的各变量关系是难以确定的或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或不稳定性，因而不能正确的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繁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难以把握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趋势，结果调控对策难以有的放矢，甚至出现很大的错误；二是对调控力度和时机的把握相当不易。
（2）美联储宏观调控目标。
美联储目标：格林斯藩经常表述的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获得最大程度的可持续性增长，不让短期不稳定因素包括政治性因素影响长期持续增长。但或多或少受政府目标的影响。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在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任何不平衡都是危险的警报信号。
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具有三大功能：对银行的指导、提供金融服务、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让金融市场较为稳定的运作。美联储的调控目标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把防通胀和反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政府干预过度、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长期的巨额财政赤字（会引起高税收和通货膨胀）。其中，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被认为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反对高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的目标。既要对付现实的通货膨胀，还要对付潜在的通货膨胀。
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政府提供的补贴要辅以一定程度的监督和调节以确保银行没有滥用政府的保护措施。支付体系是政府保护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点，也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金融体系出现了大的振荡或面临巨大的风险时，自身难以恢复平衡，因此，需要政府的强力干预，恢复信心。因此，在非常情况下（大的金融危机特别是金融体系面临危机时，此时，由于信心的严重不足，流动性明显不足，支付体系面临危机）中央银行将成为最后的贷方，以保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恢复市场信心（格林斯藩曾这样的表示：提供清偿的原因是为了确保支付系统流通顺畅无阻。不过，政府所保护的是投资者的利益和金融体系，而不是金融机构，许多情况下主要是金融机构放松风险控制或过于乐观，导致了金融风险的发生，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失。淘汰机制必须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大量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会大大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以及两者一起的过度发展都会使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防经济“过度”膨胀或增长的结构过度失衡是金融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金融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风险或面临很大的威胁而采取强干预措施是第二道防线。
政策目标注重长期。在70年代的高通胀时期特别是出现经济滞涨的时候，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应付短期内的各种矛盾，而对长期问题给予更大忽略，格林斯藩较早地发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解决办法，1974年9月，他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政府过分强调了加大财政开支，这对民间资本形成了很强的“挤出效应”，应停止在短期财政微调上所做的尝试，转向长期问题；尽量不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处理小的政策问题，而要表明，政府的态度是要恢复制度的稳定性，同时还要无通货膨胀的长期增长。
（3）目标异同点。
政府目标与美联储在大的方向上应该是一致的，都想获得较长时间的可持续增长（没有明显通胀的快速增长，同时，各种经济指标协调发展）。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是政府目标更加偏经济增长和就业，偏向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并不时地给美联储施压促其放松银根，其对通胀的容忍度较高，所以许多研究者认为政府有通货膨胀的偏好；而美联储更加重视对通胀的调控，就业和经济增长都须与物价或币值的稳定目标相一致。二是政府目标较注重短期，而美联储目标更加注重长期。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政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市场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往往构成矛盾，而美联储更多地听从市场。换句话说政府受竞选承诺及短期经济问题的约束，在目标与实施政策上侧重于本届任期内的效应，采取的政治、经济策略一般都相当务实、并力求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美联储的任期约束较弱及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其更加注重长期性，其核心宗旨是抑制通货膨胀，为宏观经济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如对待美元汇率，美联储与财政部的目标经常冲突。从1987年一直到9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财政部一以贯之的是希望美元不要太强：美元贬值，是不论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乐于接受的，两党政治家们都喜欢把美元汇率降到最低，使之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刺激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美元贬值，与联储一贯奉行的抑制通货膨胀存在较明显的冲突。三是目标间的内在一致性有差异。政府目标间或目标与手段间经常存在较大的内在矛盾，为刺激经济增长，却偏好扩大财政赤字，从政治上考虑又偏好减税，形成很大的目标矛盾；而美联储调控目标的内在一致性较强。
实践表明，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调控目标在经济状态好的时期，一致性较强，或协调得好；相反，在经济状况不好时，两者目标的冲突非常明显。
（二）政策制定的分工及协作机制
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由两大机构分别承担。一是政府机构，以美国财政部为主，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的管理及其他财政税收政策来调控经济增长。二是一个特殊的非政府机构，即美联储。美联储负责金融货币政策，其独立于政府，却与政府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它只对国会负责，但总统和政府对其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战后繁荣期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的宏观调控主要依赖财政政策（预算计划和税收减免等）。而70年代后，一部分是受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一部分是货币金融工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地依赖货币政策。
美国财政部的功能涉及两大方面：财政政策（预算计划及管理，税收政策）、和外部经济事务（汇率及其他）。财政部下属以下机构：国内收入署、海关总署、雕版和印刷局、秘密特工处、酒精、烟草和火器管制局。根据历史分析，我们觉得财政部在三种情况下的作用特别大：一是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经济衰退或危机时）的作用大，体现了国家的意图，对恢复国家的信心具有重要作用。二是面临国际性经济危机或战争时的作用特别大，即美国财政部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上负主要责任。三是对美国汇率稳定或国际汇率的稳定性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它有一个不轻易使用的“汇率干预基金”，用于保护美元的稳定。
美联储主要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及进行其他金融管理。它信奉的是独立性原则和长期原则。美联储总体上只管国内金融稳定。美联储的作用既是经常性的，对货币政策进行灵活性调整，也对国内金融危机特别是金融体系的稳定负主要责任。
利率调整是美联储调控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核心工具。美联储的金融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影响货币供应量和信贷。一是提高或降低联邦储备金率，对银根进行直接收缩或放松。二是通过提高或降低联邦基准利率（联邦政府提供的隔夜贷款利率），影响市场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达到收缩和扩大货币需求的目的，使经济运行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三是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下属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买卖政府债券，给社会注入货币或收缩货币。货币政策的最好的工具是什么？答案是这种工具必须方便而且有效。货币主义主张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提出固定货币供应量增长规则，沃尔克把货币调控聚焦在控制货币供应量上。但长期的实践表明，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不仅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的，甚至是相当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计算或统计货币供应量是相当困难的，更不用说控制货币供应量了，二是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是由于不能测定货币的周转速度，因此，单独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危险的，为此，格林斯藩指出：中央银行应避免思想上的僵化，要根据经济失调的状况对政策作出调整。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中，由于生产者、消费者以及资本市场等都对利率相当敏感，而且其作用比较间接，具有适应性调控的特点，因此，利率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调控工具，格林斯藩正是借用联邦基准利率这一魔杖像高明的指挥家一样调控着美国经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从来都有一个合理搭配问题。这需要某种协作机制或组织。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由赫勒倡导的“三驾马车”和“四人会”成为主要的政策协商平台。总统可借助这一平台来努力协调政策、实现任期目标，美联储更需要借助这一平台实现其长期目标。
（三）宏观调控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原则或理念
1.一些共同的政治经济理念
美国的历届政府在执政理念及宏观调控理念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两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带共识的基本理念。如艾森豪威尔时期提出的新共和党原则（具体的表述见本论文的第一部分），老布什的“经济增长是圣杯，自由市场经济神圣不可侵犯，而自由贸易则应是美国的赞美诗。”也很有代表性。最近一点的就是有人概括的鲁宾主义（它适合现代国家管理，也被称为国际金融学的鲁宾主义），共十二条：（1）生活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确定的；（2）市场是好的，但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3）对一个国家的前景来说，其政策的可信度和质量比美国、七国集团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所能做的都更重要；（4）金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政策，但有时提供的资金太少比提供太多成本更高；（5）借款人必须对他们所借债务的后果负责—贷款人则须为他们所提供的贷款的后果负责；（6）美国必须愿意接受他所反对的和他所赞成的对他进行的定义；（7）美元太重要，不能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8）可选择本身就具有价值；（9）永远不要让你的言词把你拖进你做不了的事；（10）在决策中花招不能取代严肃的分析和小心谨慎。鲁宾自己在基础上又加了两条：（11）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美国的自身利益要求我们要与其他国家保持紧密接触和合作；（12）现实总是比概念和模型更为繁杂。
2.美国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的几个重要原则或理念
（1）或然性决策方式。这是美国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鲁宾提出的，他认为在商业和政治活动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即所有的决策都是或然性决策，存在着各种可能，有的可能性大，有的可能性小。政府干预是必须的，但政策干预的结果带有很大的或然性，因此，需要决策的细致分析和推敲，决策作出要有灵活性。政府决策时，要比较各种因素的影响，并协商形成各种方案，分析各种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两害相权”，努力找出平衡各种相互冲突因素的最佳途径。
（2）防过度求适度的原则。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过度”，过度繁荣或过度衰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就是要抑制或防止过度，保持适度。对过度的投资增长或过高的通货膨胀，必须及时地加以抑制；另外，在制定政策上也不能“过度”，不要实行过度的财政赤字和减税，也不要提供过度的金融刺激，在抑制通胀或投资过度上也不要过度的收缩，即除非常时期外，都要努力实行温和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也好，资产价格膨胀也好，以及通货紧缩或周期性萧条也好，之所以要高度重视它们，主要是防止系统性风险，比如整个货币体系崩溃。
（3）“有为”与“无为”结合原则。即区分市场调节空间与政策调控空间。市场调节空间就是指市场有自身修复的能力，它依据于两个理论：一是市场的有效性原理。关于“无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包括理性预期学派都把大力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作为其基本的政策主张。二是一般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有益性，是经济系统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正如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所说：“萧条远不是邪恶的灾难，在繁荣带来了扭曲之后，萧条使经济恢复正常，这是必要而有益的。所以，繁荣需要‘衰退’”。我则以“好病”与“坏病”做类比，所谓“好病”就是能治你身体病的病，生病的过程就是康复的过程，这种病原则上不需要治理，只有“坏病”（损害身体，甚至致命，类似如出现金融体系的危机）才需要治疗，有时得下猛药。
政府在一些情况下必须“有为”：其理论基础就是“市场失灵说”，而“市场失灵说”的基础又是“人的有限理性”。市场失灵就是市场的非理性发展使经济发展长期性地偏离均衡点。这时，需要政府“有为”，进行合理的政策干预，同时，完善相关的体制和政策，堵“漏洞”。
格林斯藩是“无为论”与“有为论”的统一，他相信：金融系统及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可起着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在遇到金融体系的风险发生时必须强干预；同时，他又强调：“我们并不能够创造经济繁荣或者阻止经济衰退……我觉得在极为特殊的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尽量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而不是盲目采取行动，这是我们能发挥的最重大的作用了。”
（4）依情形选择强干预或弱干预的原则。在经济出现明显的过热期，须实施干预，如以提高利率促使经济增长减速，抑制通货膨胀；正常的减速期或温和加速期，政策不干预，如利率保持稳定；在存在经济过度减速或衰退时，出手干预。就干预的力度来讲，在一般情况下是弱干预，即微调；不过，在经济出现大的危机时，需要强干预，强干预就是针对比较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体系的危机而采取的猛烈干预方式，可称之为“快而大”干预方式或原则（即快速而力大）。
（5）处理危机时的压倒性干预原则。压倒性干预原则是强干预方式的一种。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威胁时（发生较大的金融危机），为应对支付危机，美联储会保证向金融体系注入足量的流动性（一般要超出需要的量，至少与实际的要求相一致），以防止金融崩溃。美联储在一些关键时期，就是通过强干预（也是压倒性干预原则）提供一种安定效应（格林斯藩效应的一种）。压倒性干预原则应用的另一个事例是在处理墨西哥危机时，财政部长鲁宾同意格林斯藩提出压倒性干预原则：即如果他们（墨西哥政府）想要提供贷款，基本的规则就应该是他们先计划出可能需要多少然后再做得更多，这个原则与前任参谋长联席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所运用的原则一样，鲍威尔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方针就是要求派出足够的力量以保证胜利，在外国债务危机中没有绝对的保证人但在格林斯藩对此项原则作了巧妙的发挥，那就是，用足够的力量降低人们所不能忍受的失败的可能性。最后，为应对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纳了格林斯藩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
（6）“先发制人”原则。“先发制人”很像我们现在常讲的“预调”，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中，体现了预防与治理的结合，事前调节与事后调节的结合，这是调控的新思想和新理念，“软着陆”的调控思想也源于此。有意思的事，小布什政府为适应反恐形势严峻的需要及从美国前瞻性的国家利益理念出发，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新军事战略。“先发制人”在新保守派那里既是一种战争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种超前型思维方式，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即只有提前预测甚至感受到安全问题的危险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准备，并在事实上节约解决成本。这与格林斯藩的“先发制人”打击通货膨胀的思想非常一致。即预期到经济增长中的危险（如存在潜在的高通胀压力）并先期采取行动，使这种危险得以扼杀或避免。如1992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同时通胀率和失业率均保持在很低水平，当其他人正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时，格林斯藩却看得深远，他认为：最大可持续增长正处于危险之中。美联储预计再过一年左右时间，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便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从1992年7月开始提高利率，对潜在的通货膨胀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将利率水平由1992年7月的3%调高到1995年2月1日的5.25%的阶段性最高点，结果比较理想：既避免了通货膨胀，又使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这也第一次验证了格林斯藩的政策效应，即先发制人的打击潜在的通货膨胀，可实现最大的可持续增长。
（7）灵活性和微调的调整原则。政策的灵活性、微调是实现先发制人、软着陆政策的一种有效手段。经济发展趋势不会一夜间形成，它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政策也不应该一步到位，要逐步实施，微调的过程不仅使经济各利益方处于频繁的博弈中，使政策选择不会离“适度的区间”很多，同时，观察微调后的政策效应也为下一步调控奠定了基础。另外，灵活性和微调的调整原则，是允许犯错误的，当调整不当时，可尽快回头，因此，具有“试错”和纠偏的功能。
（8）可预期原则。一是政策制定有明显的规则，或事前有明显的暗示。最好的政策是让人们预期到，不搞突然袭击（突然袭击的方法是恐怖主义的方法，将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伤害，而且更重要的是经常这样做会使人们丧失对政府及政策的信心）。使人们对政策有某种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预期极为重要，如发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时，要保证使人们对政策有合理的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且政策出台后还有进一步的期待，如经济继续过热、通胀率继续上升，美联储将继续加息。调控措施不一步到位，而是通过政策的可预见性让企业、个人自觉进行微调。1995年2月4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格林斯藩建议仅提高利息0.25个百分点（当时许多委员建议升0.5个百分点），他说：“我认为使市场期待我们将把利率调到更高非常有利的。因为这可以遏制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在这种关键时刻，让市场对我们再次提高利率并且尽可能快地行动充满期望将产生极为有效的影响。简单说，如果我们有能力在市场上手持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就能够防止市场失控。”鲍伯·伍德沃德：《别了，格林斯藩》，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等市场已经适应了利率调整后，可考虑升0.5个点。可预期原则的另一方面就是增强透明度。也是1995年2月4日那次会议上，委员会同意公开上调联邦基准利率，这是美联储历史上的第一次，以前的利率调整都是暗地里进行，容易产生误解。现在将其公开化，格林斯藩觉得过去已经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秘密，现在还是对公众和市场公开比较好。每六周一次的会议并决定利率是否变动成为确定性的决策规则，除非遇到非常的情况，一般地不会在这期间调整利率。另一个有关增加透明度的措施是美联储一年二次到国会发表证词，并受议员们的质询。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员就业和经济平衡增长法案》（the 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d Growth Act），法案要求美联储主席一年二次在国会发表证词，讨论货币政策（这种半年一次的“汉弗雷—霍金斯”证词受到了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并经常引发格林斯藩效应）。至于美联储主席公开讲话时经常表现出语言的模糊性，主要是从免责或避免引起过度的冲击市场考虑，是一种艺术智慧，不是增加不可预期性，搞突然袭击式升息或减息。
